崔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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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治病!”
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我正抱在她怀里，呜呜地哭得昏天黑地。那时候我只有三岁，突然莫名其妙地生了一场大病，两条腿连路都不会走了。
母亲抱着我不停地哄，等我终于不哭了，其实是哭累了，趴在她怀里睡着了。母亲这才得以把我放到炕上，让她早已累得酸痛的臂膀舒展一下。我躺在炕上，母亲还不放心，把手放到我鼻孔下面试一试，我孱弱得似乎只有一息尚存。那已经是农历大寒季节，家里那间土屋里没有生炉火，我躺在土炕上，蜷缩在土裤子里，冷得瑟瑟发抖。与我相伴躺在炕上的，还有一只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的小癞猫，它是奶奶家喂养的，却常常跑到我家来讨食吃，已经被赶出去好多回，可每次都在饥寒交迫中重新跑回来。
快晌午的时候，大姐放了学，母亲正在准备一家人的午饭。灶膛里的劈柴火噼噼叭叭烧得正旺，大铁锅里的水哗啦啦地烧开了。母亲和了半瓦盆棒子面，正往铁锅上贴饼子，啪地一下，把那松软的面团贴到滚烫的锅壁上，随着一阵滋滋啦啦的声响，升腾起一团白色的蒸汽来。我这时正躺在炕上，哭得如醉如痴。母亲在灶台上忙得分不开身，就急急地招呼大姐：“快去抱孩子！”大姐立即放下书包来抱我，我穿着土裤子，里面装着一大包沙土，她把我连着那一大包沙土一起抱起来，昂昂昂地哄，一个劲往上颠我举我，摇晃个不停，我稍微安静了一会儿，但只要她一停下来，我就又开始哇哇大哭。
母亲做熟了饭，从大姐手里把我接过来，抱在怀里，怜爱地落泪。母亲十二岁上没了亲娘，她的亲娘我的外祖母，感染霍乱去世了。送殡的路上，母亲的祖母领着她的手说：“儿啊，别哭了，娘没了，以后奶奶疼你，管你！”可是第二天祖母也染上霍乱去世了。母亲成了没娘的孩子，一到天黑，就顺着墙根哭，找娘。母亲一辈子怕听见别人哭娘，一听到心里就受不了，也跟着掉泪。她知道没娘的孩子可怜，她把自己缺失的母爱，加倍地给了我们几个孩子，尤其娇惯疼爱我这个老儿子。
孩子怎么好好的就得了这个病？她自言自语。自从我得了病，她就习惯这样对着空气发问，然后找一个足以让她深深自责的答案——或许是因为吃了打渔人的那一角凉死面饼？
我家屋前是一片大湾，七十年代常年大雨连绵，湾水能上涨到离院落只有几步的高度。站在屋前往下看，大湾里一片汪洋，常常能看到鱼虾在水面上跳跃。好多人家的孩子自制了捕鱼的拉网，用一根长木棍，顶端吊一个由短木棍做框、纱窗冷布做底的筛子状的网，网里投放面团一类的诱饵，沉到水里去，隔一段时间拉上岸，网里就有小鱼小虾活蹦乱跳的。到了夏末，等水面落下去，村里还会组织“翻湾”。就是全村男女老幼足有上百人一起跳到湾里逮鱼，把水搅得混混沌沌的，呛得鱼们在水里憋得慌，纷纷到水面上喘口气，就被人们混水摸鱼了。有一次“翻湾”，大姐就逮住了一条十多斤沉的大鱼，轰动了全村。我亲眼看到，那条大鱼在我家的大木桶里，蜷缩着身子，伸展不开，偶尔一扑棱，就把大木桶翻腾得水花四溢站立不稳。可惜了这条大鱼，父母舍不得自己家里吃，拿到集市上卖掉了。
奇怪的是，那一年一直到了秋末，村里也没有组织“翻湾”，而是邀来了两个外乡人，他们穿着胶皮衣裤，带着拉网、挂网好几种捕鱼工具，在湾边上安营扎寨，下水捕鱼。我和一帮孩子跟在后边看。吃饭的时候，外乡人掏出自带的死面饼来吃。父亲热心肠，看他们噎得难以下咽，回家给他们提来一暖壶热水。作为感激和回报，他们拿出两角死面饼，送给我吃。那时候我们家的日常主食是高粱和棒子面饼子，白面饼只能过年过节才能吃到，所以我当时狼吞虎咽地就吃了一角凉死面饼，又喝了一碗凉水，当天夜里就喊肚子疼，腹胀腹泻，显然是受了凉。
怎么就没看管好孩子，让他吃了这块凉死面饼呢？母亲兀自念叨，也可能是那天在姥爷家用凉水洗澡感冒引起的吧！她又开始后悔，不应该带我去参加姥爷的葬礼。
那天姥爷去世，母亲带着我去奔丧。我隐约记得，白色的灵棚搭在大舅房前的路边，南面就是一片梨树园子。母亲老远一见到灵棚，就开始放声大哭，大姐把我从母亲怀里接过去。白色的灵棚里，一群穿着白色孝衣的人们跪在棺材两旁，母亲一头扑到棺材前，嚎啕大哭。我在大姐怀里哭闹不止，挣扎着找母亲。这个情景是我小时候最早的记忆，可能是当时受了惊吓和刺激，后来又在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几个大头孩子给我洗冷水澡，受了凉，得了重感冒，最终积累成一场大病。
“娘，你看老儿又没气了！”母亲刷锅洗碗的工夫，由大姐来照看我。我躺在炕上，哭着哭着，忽然不出声了。大姐瞅我一眼，就急急地招呼母亲。
我不知道自己没气是个什么状态，我记事以后，看到过村里的中年妇人跟邻居吵架，骂着骂着一翻白眼就倒在地上，僵直了身子。旁边人们七嘴八舌地喊：“挺过去了，没气了，快窝胳膊窝腿！”几个人手忙脚乱地掐她人中，窝胳膊抻腿，忙乱一阵子，妇人就哼哼唧唧地哭出声来，人们就喊：“醒了，有气了！”我不知道当时我没气是不是也这个样子。
母亲一路奔跑去请来村里的赤脚医生，她慌得六神无主，一个劲地催促人家：“大哥你快点，俺孩子没气了，这可怎么办啊？”赤脚医生是个长得像老太太似的中年男人，五短身材，脾气挺沉稳，背着一个深褐色的皮药箱，侧面的箱盖上印着一个大红十字。他不慌不忙地来到我家，给我号脉，听诊，然后安慰母亲说：“你别慌，这孩子没事！”给我又是打针，又是灌药，果然我就缓过来了。母亲像吓傻了一样，人家医生什么时候离开的，她都不知道。母亲为我的病，哭干了眼泪，愁白了头发。
那日父母亲抱着我从沧州地区医院看病回来，在村口遇到邻居赵大嘴家里的，她吃惊地对母亲说：“嫂子，你这是怎么了？气色怎么这么难看啊！你才刚四十吧，就这么多白头发了！”
母亲凄苦地掠掠新添的白发，说：“这不孩子闹病了嘛，缠了我快两年了，愁死人了！哪还顾得上我个人啊！”
那两年父母亲带着我从公社卫生院，到县医院，再到沧州地区医院，跑了没遍数了。可我的病也不见去根儿，总是好好犯犯。
赵大嘴家里的认真看看抱在母亲怀里气若游丝的我，真心劝母亲说：“孩子都病成这样了，你还给他看？一家人日子不过了？”
母亲却毫不犹豫，坚决地说：“俺怎么能不给他看呢？只要孩子还有一口气，就是砸锅卖铁也给他治！”
后来母亲回忆起这句话，总是自我解嘲地笑笑说：“其实家里就那一口锅，一家人全靠它煮饭吃，想砸了卖铁也不可能！”
那时候姐姐哥哥都在上学，母亲要在家照看我，一家人只有父亲一人挣工分。父亲本来是德州师范学校毕业，曾经在本县当了十年老师，后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国分忧回村当了农民。家里好几张嘴都向父亲要饭吃，本来家里已经穷得要揭不开锅了，我这一病，家里养的猪，还没长足分量就卖掉了；母亲织的粗布，本来要染了自家做被面做衣服，也都拿到集市上卖了钱，给我看病。母亲心灵手巧，做的一手好裁缝，早年在集体缝纫社做过工。她就经常熬夜做缝纫活儿，挣钱给我治病。家里还养了几只鸡，下的蛋，都舍不得吃，攒几个鸡蛋，就拿去卖，或者拿去换盐，换酱油。有一回，村上来了卖小葱的，让姐拿了鸡蛋，去换小葱。卖小葱的接过鸡蛋，却一下子把鸡蛋打开喝掉了。姐当时就急哭了，说你怎么给喝了，我来换小葱了。卖小葱的说，你别哭，我喝了也给你葱。
俗话说，有病乱投医。母亲也不例外，那天从村口回到家，母亲又去为我求神。神婆婆是村里的安奶奶，她早年死了男人，只守着一个儿子过日子。儿子半疯半癫的，打了一辈子光棍，一辈子自己剃头。我亲眼见过，他蹲在湾边上，对着镜子手拿剃刀，把脑袋剃得驴毛狗啃，像花狸豹，所以村里人送他外号秃二。母亲进了安奶奶家的深宅大院，那个院子里长满了高高低低的椿树和榆树，足有几十棵，遮天蔽日的，大白天也让人感觉阴森可怕。秃二他娘，就是安奶奶，村里最有名的神婆婆，认认真真地给我看过神，郑重其事地对母亲说：“这孩子的病没事，能治好，将来还是个人才，能长出息！”
母亲从神婆婆安奶奶这里受到了鼓舞，又东拼西凑借了一笔钱，带我去天津治病。那是我第一次去大城市，第一次看到火车，因为铁轨铺在高处，我觉得火车是在房上走。后来回到家，我就经常学着火车的样子，在炕上把被摞摊开，坐在上面开火车，嘴里呜呜叫，学火车发动汽笛长鸣。
去天津之前，听说远嫁到满州里的一个远房姑姑那里有一个治病偏方，父亲就写信讨了来。这个偏方是用苦胆和牛黄熬汤喝，是最苦的配方。母亲熬好了苦胆牛黄汤，端了一碗到我跟前，说：“吃吧，吃了就好了！”苦胆和牛黄真苦啊，但是多么苦我也坚持吃下去，还故意跟母亲吹牛：“娘，你看我不怕苦！”
在天津大医院治疗了一个月，加上使用了苦胆牛黄汤的偏方，我的病就有了根本好转，临出院医生又给开了些营养药。回到家，我脸上就胖乎乎的了，看着我拿小铁锨在院子里玩，母亲乐得不得了：
“看，孩子病好了！”
当时家里那么穷，为了让我的身体跟上营养，母亲还天天给我蒸肉吃。就是切一碗大片的五花肉，加上盐、酱油、葱花，放到贴玉米饼子的大锅里蒸，等饼子出锅，肉也就蒸熟了。吃饭的时候，我自己守着碗大片吃肉，哥哥姐姐们只能眼巴巴看着。后来，我的病渐渐好了，就不能天天吃肉了，父亲跟我说：“你看到月份牌翻到了红字儿，就吃肉！”就是每到礼拜日给我改善伙食。
父母带我去天津看病的日子里，大姐在家照看弟弟妹妹，就是我的哥哥和二姐，大姐当年只有十五六岁，她虽然年龄小，但是绝不让村里人小看。生产队该分东西了，她自己推着小车去分，分棒子槌分高粱苲子都能自己推回家。学校放假的时候，大姐去生产队里干活，就让弟弟妹妹跟着她上地，每人背一个小柳条筐，去地里砍草，弟弟不好好砍草，她就追打他，教训他。晚上做饭，弟弟妹妹都在烧火的灶膛旁边守着，灶火把几张小脸映照得红彤彤的。有时弟弟妹妹天黑前去后院奶奶家玩，天黑了不敢回来。因为正好要穿过邻居家的旧房院落，屋子里面黑灯瞎火的，他们害怕。奶奶就在后院喊大姐：“你来接他俩回家！”
每天晚上关门之前，大姐用手电在院子里照一照，弟弟妹妹问：“姐，你照什么呀？”大姐说：“看看院子里面有没有坏人！”那时大姐在邻村上中学，老师说你中午带个饭来就得了，别往回跑了。大姐说不行，我到家还要给弟弟妹妹做饭。
大姐比我大一旬，当年的这些事她都记得。后来她跟我说，我的病能治好，全是因为母亲的坚持。大姐说：“别看咱娘只上过几年学，没多少文化，可能连她自己的名字柴俊荣这三个字都写不好，可是她有见识，目光长远！”
大姐说，那些年，村里好多人家只让孩子上到小学，或者初中，就陆续辍学，早早地到生产队干活挣工分。只有我们家，几个孩子都上学，大姐上高中，哥上初中，二姐和我上小学，到了年底，别人家劳力多工分挣得多，分钱分余粮，父亲从生产队回来却两手空空。亲戚就曾经跟母亲说,你看家里日子这么穷，还让孩子们都上学！应该让他们早点到生产队挣工分！
但母亲不，她说：我宁愿自己吃苦受累，也坚决巴结孩子们上学，要让他们奔个前途！
那些年学校放了麦假，母亲自己下地割麦子，却让我们在家复习功课。哥当时也只是十六七岁的半大孩子，有一回禁不住村里几个伙伴的撺掇，虚掩了屋门跟他们玩起了扑克。母亲割麦回来，一向慈祥的她照着哥劈头盖脸就是几巴掌，生气地训斥：“人家是什么家庭条件？你跟人家比得起吗？”母亲说的人家是那几个一起玩的伙伴，他们当时家庭条件都比我们家好。哥从此长了记性，再不敢贪玩。次年参加高考，金榜题名。
我八岁入学的时候，曾经非常厌学。大姐替我背着书包，扛着凳子，拉扯着我去学校，刚走到半路，我就坐到地上不走了。父亲掏出钱哄我，去上学就给买糖吃，我也不为所动。最终还是母亲连哄带劝，拉扯着我去了学校，并且坐在教室里，陪在我旁边。现在回想起来，我人生的第一堂课，竟然是母亲陪着我上完的。
第一年高考，我名落孙山。揭榜那几天，母亲正在北京大姐那里探亲，回来的时候，我去村北边迎接她，一见到母亲我就哭了。母亲说你别哭，你哭什么？是没考好吗？我说是，没考上，我想复习，可爸说不让我上了。母亲说你别哭，你要想上咱再上，你爸的暴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他说的是气话，不作数。我就抹抹眼泪，不哭了。我第二年参加高考，终于金榜题名。
我的两个姐姐当年去北京发展的时候，亲戚们也曾劝母亲：俗话说，养儿防老，别让孩子们离太远了，不然等你老了他们照顾不上你！母亲却说：我不拉孩子们后腿，他们就是小燕子，一个个长大了，翅膀硬了，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
母亲直到八十七岁，腰板挺直，手脚利落，只是有点耳背，爱唠叨了。老家亲戚们见了面，她常常跟人家念叨在北京的姐姐置换了新房子，念叨当干部的哥哥升了新职务，念叨我这个老儿子成了国家级作家出了新书，念叨两个孙子都考上了名牌大学。她说现在日子多好啊，享几年福吧！想想当年那日子多难啊，可是再难我也给孩子看病，也要巴结他们上学，也支持她们往北京去。母亲说这话，我知道她不是炫耀也不是邀功，而是一种自豪，一种满足。这时候我看见她的眼里闪烁着一种异样的光芒，那种目光慈爱而宽厚、坚毅而悠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