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边缘

生死边缘    (散文)

崔艳梅

一路上半躺着，头枕在丈夫肩上.

少女时代憧憬永恒的爱情，地老天荒海枯石烂至死不渝。现实根植于地面，与理想的天空平行，两者永远不可能有机会相交。

几十年把目光停留在一个女人身上，哪怕这女人时刻光芒四射魅力无限，视觉也会疲劳，偶尔走了神儿完全可以理解。世上的男人有几个不贪色？看开了也就释然。

毕竟是二十几年的夫妻，此刻丈夫离我最近，他宽厚的肩膀是我坚实的依靠。

丈夫的手伸过来抚摸我的头，很快，他的体温就通过肥大的手掌传遍我全身。我不仅没有精力品味，而且极度不适的身体不耐烦地把这温暖排斥出来。

我的内心极其敏感，明白丈夫的温存是勉强装出来的，为的是缓解心理压力。此次出行前途未卜，贴在他肩膀上的我几乎丧失独立行为能力，成了完全靠他背负的病人。病情如何，即将付出的费用是多少，尽管他是个不拘小节的粗人，可是这些关系到切身利益的问题，他怎么能不考虑。

丈夫眼睛直视前方，脸上没有表情。车窗前面笼罩着黎明前的薄雾，看上去一片迷茫

一个冬天没感冒，呼吸系统没有任何障碍。但是需要用力喘气，不然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窒息。仿佛有重物把眼皮压住，眼睛不愿意睁开，只有双目微闭才感觉舒服些。过了春节就没正经吃过一顿饭，最近几天摄入体内的食物更是有限。出来看病准备做胃肠检查，早晨水米未进，可是腹中却极度饱满，而且随着车辆的颠簸晃动胃里仿佛有东西在往上冲。

一年来，看遍了县城里有些名望的医生。西医认为是一种原因不明的肠痉挛；中医诊断为脾胃虚症，把脾胃调节好，肠子的病症自然消失。中药西药打针输液，耗费数千元。病不仅没治好，反而一天比一天重。

遇事先考虑到钱。因为生病没出去打工，完全靠每月三百元的“低保”维持生活。本打算乘公共汽车，并且事先预购好车票。可是我病得起不了床，注射两天能量合剂才勉强支撑起来。我的体力已经不适合坐大客车，只得退掉车票打出租。额外支出几百元车费，实在不情愿。

母亲和弟弟们早就催我出来看病，几个弟弟都说，没钱他们给拿。我推说：“不差钱，没啥大病，吃点药就能好。”我口是心非，之所以拗着不出来，差的就是钱。在县里去趟医院也就三百二百的，去趟哈尔滨三千两千恐怕也不够。真要是查出大病，癌症之类，手术、化疗遭罪不说花多少钱也不一定能治好。挺着吧。

以前在饭店里打工，见过几个朋友请一位癌症晚期病人吃饭。病人是被搀扶着走下车的，下车之后他挥挥手示意自己能走。从他下车的地方到饭店门口距离也就两米，他走了老半天也没走到，临近门口蹲下来休息。

病人的朋友很讲究，为他订下后屋够些档次的包房。病人被搀扶着从前厅穿过，每迈一步都非常吃力，额头上沁着大颗汗珠。到后屋的台阶前病人又蹲下，蹲了好久被搀扶着艰难地踏上台阶。

朋友们意识不到，病人艰难的脚步，正在消耗着他有限的体力。因为吃一顿饭多走的这段距离，说不定会缩短他在这个世界上弥留的时间。

近几天病情加重，感觉自己似乎离死亡不远，猛然想起那个病人，决定出来看病。理由很简单，死也得死个明白，得的到底是啥病？人生一世哪能不明不白地死去！

临出来的前一天晚上，嘱咐丈夫：不住院不手术，看完病就回来。

病痛折磨得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发觉身边的丈夫也醒着，想起更重要的事情：“我储存在电脑里的作品不许动，就是我不在了，也不许删去。已发表作品的样报样刊还有手稿，全给我留着，日后搬家上楼也不能扔，一直留到最后。”尽管这“最后”一词所指的确切时间很模糊，但我确实是这么说的。我语气强硬，似乎“我不在了”仍可以对丈夫施加至高无上的权威。

其实依我的经验，枕边的几句话，丈夫绝对不能奉为金科玉律，我不过是在自欺其人。在此之前，我们共同生活二十几年，日日活生生地在他眼前，我的话他没听过几句。

黑暗中的丈夫眨着眼睛，好久才说：“多大的病啊，料理后事咋的！”

很难分清是一夜未睡还是醒得早，大脑里一片浑浊，体会不到睡眠后的清澈。为了争取当日返回，凌晨三点半钟起床。似乎灵魂已经摆布不了沉重的肉体，它不得不遁出体外，飘忽在头顶上嘲笑我。

要出远门儿，本应该洗头洗脚好好清理一番，再更换内衣。可是难受得喘不上气来，手脚仿佛有千斤重，做什么都困难。只勉强洗把脸，内衣放在一举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却一件都没换。

用好长时间才穿上毛衣长裤，起身下床，接触地面的双脚反应迟钝，费好大力气才往前挪动一步。

红彤彤的太阳不声不响地挂在东南方向的天边，我们的车沿着202国道前行。车的前方依旧不明朗，湿度过量的空气像一层薄纱遮挡着车窗。

难受得不行，支撑着坐起来。左边是条褥子，本打算只拿个毛毯，折叠起来当枕头。可是我们都上车坐好，车即将启动，母亲又把褥子塞进来。心里烦，对这违背意愿的褥子极其反感。坐不住，身体倾斜于丈夫。丈夫对我的依靠不明确表态，从他身上读不出欢迎也读不出拒绝。出来近两小时，刚行至路程的一半。我已经极度疲劳，顾不得对褥子的态度，身体不由自主地靠在左边的褥子上。沉重的眼皮，无论怎么用力都抬不起来。

越走天越亮堂，太阳光穿透车窗照到车里来。松花江北岸拔地而起的高楼一片连着一片，省城哈尔滨就在眼前。想到自己的病很快就会有结果，渐渐地来了精神，迎着明亮的太阳光睁开眼睛。

车驶上松花江公路大桥。远远地看见，灰朦朦的楼群连绵不断看不到边儿，就像起伏在家乡山岭上的树木，无法数得清个数。一个个钢筋水泥凝固成的庞大物体，让我迷惘。霎时间，感觉自己就是只离开草甸子，身单影只茫然爬行的蚂蚁。如果不是坐在车里，真不知道该去往何处。

一股悲凉袭上心头。以前，在没出过几次远门儿的乡村小学老师中间，自视见多识广。总装出一副天文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样子，还自我夸耀：“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此时才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个从乡间走出来的“秀才”，视野只有头顶上的一角天空，来到现代化的城市面前，就惶惶然不知所措了。全国跟哈尔滨相类似的省会级城市有三十几个，还有首都北京等几个直辖市。再往大处着眼，还有和我们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世界各国……大千世界，我不知晓的事情实在太多。

松花江公路大桥，这样的规模这样的气势从未领略过。家乡溪流上用木头杆子搭的土桥根本不值得一提，镇上坚固的水泥桥步行几步就能跨过去。县城世纪大道南端横跨双阳河带水泥栏杆的大桥，坐在车上一闪即逝，连模样都来不及看清楚。

尽管一天刚刚开始，可是我们车的前后左右各种车辆穿梭往来。每一辆车都脚步匆匆，肩负着不同使命的车辆自觉自愿地排成几路纵队，鱼贯而行。

车开到城里才看清楚，并非所有的建筑都是灰色，桔黄、米色、棕红、粉色、高梁红，有的还镶着白边儿……那多样的色彩，很难用我掌握的词汇准确地描述出来。

高层建筑极少单独一幢孤峰崛起，绝大多数是一簇一簇的，就像平坦的草甸子上突兀出来的水蒿子。难怪进城以来高层建筑就牵动我的视线，它们个个崭新亮丽色泽光鲜，跟水蒿子那样水汪汪绿葱葱朝气蓬勃。高层建筑一簇接着一簇，看不过来。除去电视屏幕，我的脑海里还是第一次出现它们的形像。

凌晨起床穿衣服时，感觉灵魂已经离开病重的肉体。难道此刻飘忽在头顶上的灵魂又附着在肉体上，两者合二而一重归于好？仅仅是因为目之所及全是从未见过的新景象，就把自己的病忘在九霄云外？

没见过的不只高层建筑。车不知不觉驶上高架桥，深灰色的长龙高高地凌驾于地面，桥下的车辆行人仿佛被踩在脚底下。高架桥真长，走了好久车还在桥上。行驶在高架桥上的车个个豪华气派光彩照人。他们高昂着头直视前方，似乎出身显赫蔑视世界上的一切。我们打来的比亚迪出租车，在它们中间是一只灰头土脸的丑小鸭。

远远地看见医院门诊部前停着黑压压一大片车。大门口堵车，两个保安手握警棍正在疏导，我们只好停车等候。我的情绪顿时一落千丈，想到自己的病，想到未知的诊断结果。身体随着下落的情绪变得沉重，头靠在丈夫肩上放下眼皮。

大弟媳妇的姐姐在这所医院工作，大弟弟带我们来找她帮忙看病。大弟弟常来，对这里熟悉。听见他指挥出租车司机如何行车，强调把车停到后门去。车果然在一扇冷落的门旁停下，这里只有两三辆车停靠。

打开车门，丈夫转回身扶我。我向他摆摆手：“我自己走。”可是踩在台阶上的脚不听使唤，腿软得直不起来。丈夫伸过手，我靠在他身上走进门。前面的大弟弟提醒：“咱们从后门进。”重病在身的躯体没抑制住曾经灵敏的思维，刹那间想起流行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句熟语，“走后门儿。”

几步台阶差不多耗光我的体力，对于脚下长长的走廊力不从心。开始还好，人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稀稀落落，越走人越多，走廊显得狭小而拥挤。靠墙的座椅上坐满人，地上来回走着的人填充了余下的空间。相当一部分人穿着患者服，有的用轮椅推着。我拽着丈夫的手靠在他身上，侧着肩膀串着人群的空隙缓慢地往前移动。

进入市里，视线被连绵起伏的楼群迷惑，东南西北这些方位名词在意识里变得含混不清。在大弟弟的引领下走到一扇门里。后来知道，那是一组工作室的后门。

不光我们找大弟媳妇的姐姐帮忙看病，亲戚朋友，甚至亲戚朋友的亲戚朋友遇到稍大些的病都来找她。大弟媳妇的姐姐在家乡小镇口碑极好。什么母亲的远亲父亲的旧友，表姐大伯哥的儿子，二姨夫连襟的小舅子，哪怕刮不上任何亲戚，就是小镇上土生土长素昧平生的父老乡亲，找她看病二话不说一概帮忙。

去年大弟弟就张罗带我来找她。我素来不愿意求人，拿话噎他：“我也没长癌，麻烦人家干啥！”我说了过头话，就连昨晚上嘱咐丈夫的，“不住院不手术”也是过头话。还有以前说过的：“我要是得了该手术的病，绝不手术，宁可死也不遭那份罪。”也许后来的事实是老天对我说过头话的报复。

听说哈尔滨的大医院看病排号，有的检测一排就是几天。要不是我的身体实在承受不了排号需要付出的体力，我还是坚持跟丈夫单独出来看病，不求人。

工作室里别人都忙着，大弟媳妇的姐姐似乎相对清闲。面前五十多岁的她显得很疲惫，年轻时美丽的容颜已经不再，有些消瘦的脸上写着沧桑。因为曾经相识又是亲戚，她称呼我名的后两个字，感觉十分亲切，前来求人的自卑和顾虑转瞬即逝。

先做彩色B超检查，在门外等着。独自站立困难，我依靠着冰冷的墙壁。浑身仍然没有一点力气，仿佛有东西堵住喉咙，把本应该排到体外的废气全闷在胸膛里。腹部疼痛难忍，随即蹲在墙边。

我向医生自述病情：肠子翻个儿，扭劲儿疼，一疼鼓包，包在右侧上腹部。医生很快把接触器放在我右侧上腹部，脱口而出：“肠梗阻！”布帘外的丈夫和大弟弟肯定认为检查时间短，医生的结论太仓促，建议检查别的脏器。医生不耐烦：“行了，行了，尽说些外行话。”很快把报告单塞给我们。

由于“走后门儿”夹塞儿没按正规程序排号，报告单是手写的，几行潦草的字迹写在一片小纸上，我看了几遍也没看明白。

我和丈夫在大厅一排挨一排的座椅上找个空位置坐下，大弟弟拿着报告单去找他的大姨姐。好长时间大弟弟才回来，没看出大弟弟的情绪有什么波动，他直接面对丈夫：“姐夫，你过来，咱们商量商量。”

听得清清楚楚是肠梗阻，肠梗阻还有必要背着我商量！我的心一沉，脑海里再一次映现那片小纸——彩色B超报告单。认真回忆，潦草的字迹里面没有“肠梗阻”三个字。莫非肠梗阻只是医生顺口说出的一个代名词，我得了癌症不成？

丈夫和大弟弟离开的那段时间，我反复考虑，做了最坏的打算。待他俩回来，说需要住院手术的时候。我立刻接上：“如果得了治不了的病（我不愿意说出癌字），就回家不治了。手术割个乱七八糟也不一定能治好，比咱们有钱的多去了，有几个活下来的？如果是肠梗阻用不着在这儿手术，回县医院做去。”

丈夫没接话，大弟弟跟我讲道理：“啥病治不好，这么发达的社会你得相信医学。刚五十，多点小岁数，咋能不治呢！不手术就这么回去，不是吓唬你，你可挺不了几天。”

年龄这个数据是相对的，跟风华正茂的少年比，五十岁已经老得不行；拿耄耋老人做比照物，我还是年轻人。大弟弟坚持办理住院手续做手术。丈夫帮腔：“你这么大病县医院都没查出来，让他们做手术怕没有把握。”

我考虑的是钱。六年前一个亲戚得胃癌在这所医院做的手术，医药费花去七万多元。县医院医疗费用低，又是医保定点医院可以报销一部分医药费。

我执拗地坐在椅子上，他俩在我面前站着，大弟弟嘴不停地说。丈夫刚才被大弟弟叫走的时候神态正常，不知为什么，此刻他黑紫色的脸上愁云密布，而且话不多。我的拗劲儿上来，任他俩怎么劝，我都固执己见。

根据大弟弟的态度判断，也许我真的得了癌症，不手术恐怕再没有治疗的机会。于是我再一次强调：“肠梗阻回县医院做手术，如果真的长了啥（还是不愿意说出癌字），开个诊断，要不的用不了杜冷丁。”癌症晚期病人大多用杜冷丁减轻痛苦，这是很浅显的医疗常识。我想到最坏处，病成这样肯定到了晚期，大概癌细胞已经扩散，即使手术也不一定能根治。

看说服不了我，他俩离开。身边穿患者服的长者跟陪同他的人聊，那话似乎是说给我听的：“可以手术算是挺幸运，有的需要放疗化疗一个阶段才能手术，有的就不能治了回家等着咽气。”素不相识的旁敲侧击，我没放在心上。

我思维的触角游移不定，刚才触及到最低点，此时又移到上边往好处想：不过是肠梗阻，医生亲口说的，绝对不会是谎言。

丈夫和大弟弟很快回来，说：“再去做CT。”

走廊里并排几个CT室，门外都水泄不通，我站不住蹲下。有人主动给我让座，一看那人年纪不小还穿着患者服，我摆手谢绝：“蹲着舒服。”

离开CT室又是我独自一人坐在大厅一排挨一排的椅子上。儿子来了，身后跟着女友。从家里出来我就嘱咐丈夫：先别打扰儿子，吃中午饭再叫他。可是车还没进哈尔滨，丈夫就拨通儿子手机：“你妈来看病，啥时候过来？”

儿子先叫：“妈！”被儿子叫妈的感觉真幸福，尤其是此时此地。叫过妈之后儿子又冲我甜甜地一笑：“是谁说服你出来看病的？”我摇摇头，不能直接说想死个明白，敷衍一句：“实在挺不住了。”

“妈，你得手术，做完手术出院几天病就好了。”一听这话，知道儿子已经见过丈夫和大弟弟。儿子又说：“我还指着你给我看孩子，我们俩谁能在家看孩子。现在雇保姆一个月三四千，到我有孩子的时候雇个保姆还不得一万呢。再说，我的孩子别人看不放心。”儿子女友接上：“是啊，我妈脾气不好、没耐性看不了小孩。”

被人信任才感觉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未尽的事还很多。

关于我的作品，昨夜里已经嘱咐丈夫一番。我的作品，发表过的可以不管，没面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尤其是历时三年写成的长篇《通往春天的长路》，还没联系到出版社。我担心那些寄托着我无限希望的文字，在我的主观意志对这个世界鞭长莫及的时候，被丈夫指尖轻轻一点，瞬间消失。

除了未发表的作品，没出世的孙子也是我不舍的牵挂。儿子和女友参加了今年的研究生考试，分数公布了，录取结果五月份才能揭晓。什么时候结婚还没打算，确切地说，我的孙子还没影呢。

只能承认儿子会劝。大弟弟劝我做手术，侧重于生命的直线延伸，儿子劝我强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儿子继续说：“孩子就是读小学上初中也需要人照顾，你得在哈尔滨长住。儿子投考的学校在哈尔滨，并不见得他日后在哈尔滨工作定居，但是他这么说就令我心向神往。一只草甸子上走失的蚂蚁，能够在儿子的庇护下落脚于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享受大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很让人憧憬。

这么想着，怕花钱治病的念头就不再纠结心头，心胸顿时开阔。除了未发表的作品，很遥远的孙子，还有年事已高的母亲让我牵挂，何况这个世界，我没经历过的美好的东西数不胜数。

生命值得我留恋。平时说不怕死，到了生死关头谁都应该有理由逃脱。我的态度开始缓和，绷紧的神经开始松动：“手术也不能在这儿，咱们这个生活层次，靠‘低保’维持生活，这个医院绝对住不起。”

思维又触及到关键问题——钱。想到求学结婚都需要钱的儿子，想到我的病，眼前弥漫着无边的黑暗。人生偏偏跟我过不去，最缺的是钱，最需要的还是钱，我却偏偏没有钱。

去年什么都没做，闲在家里足足一年。在散文《爆竹声里又一年》中说过：“结束十年的打工生涯，并非挣足了钱生活达到小康，而是积劳成疾力不可支。”

挣不到钱着急，春节前儿子回家跟他商量：身体不好不能出去打工，但挣钱的门路还是有的。现在时兴办班，绘画班、书法班、声乐班、舞蹈班等等。我完全可以办个专门辅导中小学生作文的补习班，拿出我发表在报刊上的作品和小学高级教师资格证，招生不成问题。但是如果补习班真的办起来，我生性认真，做事不马虎，心思肯定全部投入到补习班上，怕分散精力不能坚持写作。

我把文学创作当做心灵的依托，打工再苦再累也没放下手中的笔，如今得了绝症挣扎在生死边缘，也是用笔来驱赶对死亡的恐惧。实质上，文学只占据着我心灵的空间，并没有给我带来财富和快乐，相反却因此备受煎熬。

儿子说出他的见解：“办什么班，愿意写就写点，不写就养病，病好了再说。”

为了不着边际的文学，放弃办班挣钱。

丈夫和大弟弟拿了CT片子过来，大弟弟指着片子说：“你自己看看，结肠里面有个东西堵住了，手术把这个东西拿出去病就会好。”CT片子上整齐地分布着一排排图像，几乎每个图像上都有长长一片发亮的物体，物体形态不规则，边缘呈圆弧状。那是个不安分地蜗居在肠腔里的异物，仿佛时刻准备冲破肠壁向外扩张。

我对医学一无所知。上中学时发过生理卫生课本，但是学校里这门课程没开。翻过生理卫生课本上人体剖面图，对颜色吓人的五脏六腑不怎么敢看。

丈夫张口说话：“你不用担心钱，三姐（大弟媳妇的姐姐）说了，给咱们介绍一家小医院，然后帮忙在大医院找专家，让专家到那个小医院去给你做手术，费用比在这儿节省一半儿。等三姐联系好，咱们就到那边住院去。”

节省一半儿也得三、四万元，对我家来说是天文数字。

为了省钱不在医院用药,拿着医生的处方,去药店买药,再到我家附近的个体小诊所找护士点滴输液。

一间房大约十几平方米，医生的桌椅摆在门口，里面三张病床。一张病床是专门为前来针灸理疗的病人准备的；对面连在一起的两张床上坐满点滴输液的病人。这么拥挤的空间，又见缝插针摆了些椅子供陪护病人的家属落坐。

我自备母亲缝制的老虎枕头，由丈夫领着往诊所走。昨夜里肠子扭劲儿疼，疼过之后又上吐下泻折腾到天亮。肠胃剧烈地翻腾还没完全平息，不仅不能吃东西，而且连口水都咽不下去。朝着诊所的方向吃力地抬着眼皮，脚有千斤重，好不容易脱离地面准备往前迈步，可是不知为什么，抬起来的脚似乎漂浮在水上，费了好一番力气才踩实了落到地面。

医生的太太是这个诊所的专职护士，她堵在门口：“看你这小体骼，又犯病了吧！”我听出她的弦外之音。她丈夫——这家诊所的主人认为我的病是脾胃的一种虚症，得靠中药调节。我曾经服过他们六副中药，没有效果。医生太太说，那只是开个头儿，要想从根本上治病，还得继续服。医生太太对我不服他们的中药不满，所以每次见我犯病，她都幸灾乐祸进行指责。

针灸理疗病人专用的那张床上两个病人相对而坐，他们的头部肘关节及腿上遍布银针。我直奔连在一起的两张床，勉强挤了个空隙。身体发软坐不住，把老虎枕头对着身后靠墙放好，窝着身子慢慢躺下。顾不得是否对身边正在点滴输液的病人有影响，也顾不得此刻我的所作是否形象欠佳。

医生跟我丈夫说：“这回给她扎针（针灸），要不的还得犯。”说扎真的就扎，膝盖下方、肘部和手腕各两针，扎在手腕上的两根银针只差一点点就把手腕穿透。为了解除病痛，我咬紧牙关忍受着。

小诊所就是便宜，针灸加上输两瓶液体，共计四十多元，三天累计不到一百三十元。

输液外加针灸没把病根治，不久旧病再次复发，又换一家诊所。这间诊所稍宽敞些，大约二十几平方米放四张床。床上地下，几乎所有的空间都被患者和前来陪护的家属填满。我瞅准一张只有两个人输液的病床挤过去，不待医生吩咐窝着身子躺下。

输液的时候闭眼睛躺着，直到拔了针才睁开眼睛坐起来。铺在病床上的人造革积满尘垢，有的地方已经开了口子破了洞，床头堆着两编织袋用过的输液瓶。水磨石方砖装饰的地面，也许几天甚至一个月都不曾擦过，黑漆漆的几乎看不出原来的模样。

林总分院确实不大，只有三层楼，楼顶比门前高架桥上的栏杆高不了多少。

一位年轻精干的医生给我办理住院手续，后来知道他姓刘。刘医生详细询问我的疾病史，最后问家族有没有得过肿瘤的。我很干脆地回答：“没有。”父亲去世那年七十八岁，健在的母亲七十五岁身板硬朗，直系亲属、旁系血亲中从没有人得过癌症。当时没留意，认为这只是例行一大串问题中的一个。

临往病房走还没忘记问刘医生：“非得手术吗？”

刘医生的语气十分平静：“那么大个东西，不手术怎么能拿出来？”直到我出院，所有的医生都用“东西”做癌的代名词。在林总分院治疗的病人绝大多数是癌症，可是从医护人员口中没听到一个癌字。就像过去我当乡村小学老师，对待个别智商偏低的学生，不能说出他致命的弱点——笨或者傻一样。

CT片子是我拿着递给刘医生的，那个发亮的东西非常撞眼。当事者迷，我想不到那个发亮的东西是从肠壁上生长出来的，认为那是胃里消化后的食物流转到此，日积月累淤积所致。

刘医生向我们索要与CT片子相对的报告单，我们一大群人面面相觑。刘医生一丝不苟：“报告单必须补上。”

病房里两个中年妇女陪护着一个正在输液的男病人。他们今天出院，然后这张有三张病床的单间就归我们。大弟弟爱说话，问他们是哪儿的。两个女人先后回答：“本市的，我们就是本市的。”她们语气里流露出来的优越让我疑惑，哈尔滨人也来这种小医院就医？

丈夫、大弟弟和儿子他们带司机出去吃饭，把我留在病房里。

男病人患的是肺病，一位年龄稍大的医生来给他处置引流管。老医生说话声音高亢：“这肺张不开，什么时候能张开功能恢复病就好了。”两个女人向他咨询大医院医生推荐的一瓶保健药，老医生直言不讳：“钱得花在刀刃儿上，五千块（大概是那瓶保健药的价格）搁在谁身上都是钱。我不能说这种药对病人起不了多大作用，主意自己拿你们自己决定。”

那边处理结束，老医生到我的病床前：“你就是那个结肠的？”很纳闷，既然我这个新来的病人他知道，为什么只说结肠不说出病症？老医生走后，两个女人议论他，说他是从肿瘤医院应聘过来的退休专家，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肿瘤医院的胸科权威。

检测身体各项指标，点滴输液消炎不许进食，等待手术。

下午，大弟弟找他的大姨姐补CT报告单回来空着手走进病房。我要看报告单，大弟弟回答：“直接交给医生了，一个肠梗阻你看它干啥。”

大弟弟沿着肠梗阻的思路给我吃后悔药：“你要是去年来看病，喝半碗豆油堵住肠子的东西就下去了。现在可好，拖成大病了。再可得记着，有病早点治。”

害怕看见血。儿子小时候碰破手指流出鲜血，吓得我腿肚子打颤，把他推出去让姥姥给包扎。给儿子注射疫苗，乡村医生手里细细的针头刺破儿子白嫩嫩皮肉的一刹那，立刻扭过头去，不忍心看也不敢看。

害怕生病住院，更害怕手术。从小到大没得过大病，感冒发烧头疼脑热，口服安乃近、伤风胶囊之类药物很快就会痊愈。平时听说谁生病，住院手术支付巨额医药费，就默默祈祷：这样的厄运千万别降临到自己头上。

害怕的事怎么就躲不过去？难道人生非得让我把各种滋味全部品尝一遍！

医院虽然小，但是要求严格，对患者负责任。在大医院做了彩色B超和CT还不够，手术前必须做肠内镜检查。来哈尔滨之前听县医院的医生介绍过，说做肠内镜检查痛苦。还听说有无痛肠内镜，只是费用比正常的高。

没有理由不接受检查，更不能吐露半个怕字。两个人陪着，手术还得花很多钱，为了省钱只得放弃曾经奢望的无痛肠内镜。

做肠内镜检查之前的灌肠过程，我咬牙挺着。心想如果把堵住肠子的东西冲洗出去，就无需手术了，那该多好。灌肠就在病房里，大弟弟出去，丈夫陪我，然后倾倒我的排泄物。尽管爱情长路上走过神儿的丈夫给我的心灵带来过阴影，可是此时此刻真心地感激丈他。在夫妻共处的那页账上，我欠他一笔。

林总分院没有做肠内镜检查的设备，去附近的武警总医院。王医生带我们去，王医生是个白面书生，年纪轻轻举止儒雅。

做肠内镜检查的痛苦简直难以忍受，似乎马上就要昏厥过去不行了，我忍不住“嗷嗷”地喊叫。惹得两位医护人员极度不满，一再告诫：“你得配合，不配合怎么能查明白病！”

临出来没忘记询问：“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几分钟。”

本应该坐在门外的椅子上自己等着拿检查结果，好看个明白。不料却想上厕所，致使肠内镜检查报告单直接落到王医生手里。

大概与职业有关，在家乡小镇出了三十年个体摊床的大弟弟，在安静的病房里嘴闲不住，喋喋不休地说。他说，在做肠内镜检查的空隙王医生问他：你姐是干啥的？大弟弟自然挑我的优点炫耀：我姐用电脑写小说。

晚上王医生过来查房，问我：“哪里能见到你的作品？”没想到在这里遇到对文学感兴趣的年轻人，告诉他：“我最近在新华网发了几篇散文。”随后过来的护士也问：“你写哪类小说？穿越还是别的什么？”

怪大弟弟多嘴，我的那点文学成绩在家乡小镇，在我生活的县城说起来兴许有人知道。在省城哈尔滨，那不过是飘落在家乡树林里的几片秋叶，即使指给谁也不一定能找到。我的作品从没上过省城的报纸杂志。前几年感觉省报副刊与我距离不远，接二连三地往那投稿。副刊每周两个整版，从没登过我一个字。

意识里残留着做肠内镜检查时的痛苦，仍然心存侥幸，万一深入到肠体内部的探测镜把堵住肠子的东西触掉，就可以避免手术。不等王医生转身，急着问：“肠内镜结果怎么说？”

王医生语气肯定：“里面长了东西，得手术。”没仔细分析里面长了东西和里面有东西堵着有什么不同，头上像挨了一闷棍，没有躲过去的希望，等着手术吧。

儿子和女友每天必到，他俩在给老师主持的课题组打工，很忙。路途不近，来医院一个往返浪费在路上的时间接近两个小时。

我知道手术是生死时刻，就跟临来哈尔滨前一天晚上嘱咐丈夫那样，要儿子把我的作品保存好。转念一想，让那些也许一文不值的东西分儿子的心，大可不必。又补充：“你随便吧。”

住院以后，人彻底闲起来，什么都想。读高中时在婶母的外甥家借住过，欠人家的情。我这位表哥，此时已年过花甲，夫妻俩现住在阿城新华乡。我跟儿子商量，病好出院后去看他们。还有居住在哈尔滨市的表姑，过去我的眼镜县里配不了，邮几元钱托表姑在哈尔滨配，然后再给我邮寄回去。由于眼镜的价格不断上涨,哪次邮去的钱都少几块，表姑一律给垫上。等出院联系联系，如果表姑还健在，去看看她老人家。

儿子乐呵呵地答应：“行，到时候我陪你去。”

等待手术，心里没底。

大弟弟没事就坐在走廊里跟陪护病人的家属们闲聊，回病房再转述给我和丈夫。他描述住院的各类病人。

有好几个得乳腺癌的，年轻的年老的都有，有的乳房割去一个，有的俩都没了。这还不算完，过一段还得回来化疗。她们都是癌症，不化疗癌细胞杀不干净。大弟弟转向我：“你这病省事，肠梗阻手术结束出院就回家，再也不来了。”一听这话，庆幸自己的病治疗过程简单，更庆幸不用化疗肯定不是癌症。

大弟弟又说，一个六十岁老人，把食道切去一截，胃往上提了。手术十六天别说吃饭，连口水都没让喝。

入院以来不许进食，虽然没感觉怎么饿 ，但是以前爱吃的美食常常浮现在眼前。联想到十六天滴水未进的老头儿，不寒而栗。结肠同样属于消化系统，我手术后得多少天才能允许吃饭？

大弟弟转述的内容还包括在这里住院治病所需费用方面的信息。

有个人的岳父前列腺肥大需要手术。去医大一院，需要一万八千块钱。嫌贵，没在那治。托熟人联系到这里，包干治疗所有的费用都下来一万三，净省五千块。

我入住的林总分院，是个适合低收入群体的处所。好多患者跟我一样，为了省钱在大医院确诊后，再辗转到这里。像我这样的手术在我确诊的那家大医院做，光手术费就需要四万元，在这里手术费只有一万多。还有癌症病人术后化疗的费用，那家大医院每次八千，在这里每次只需八千的一半。

关于红包，当然都是道听途说，无从查考。有个人说去年他陪大舅哥在某大医院治病，给他大舅哥主刀的医生一天光红包一项收入，就达到一万七千元之多，够咱们屯子人种地挣一年了。这样巨大的数字闲聊的人谁也不信，他说出具体出处。下边某县公安局长的爹做手术，一个红包就一万。人家不在乎钱，说大夫给好好做、病治好了比啥都强。还有一个是做买卖的，一个红包五千。他大舅哥从企业下岗蹬人力三轮车谋生，治病的钱是他们这帮亲戚给凑的。原计划红包给一千，后来一听人家都那个数，又包了一千共两千。这不一万七么……

不怪我的小说送不住去，大弟弟的口头文学，字字句句立竿见影，比我的小说精彩百倍。

马上就手术，红包问题我也关心，问大弟弟：“他们在林总分院做手术送红包了吗？”

大弟弟很世故：“我哪能不问，都说没拿。上这住院就这样好，红包钱省了。”

由红包想到这个小医院的风气，接纳弱势群体的医院省略不必要的“繁文缛节”，受益的是患者。又想到执掌医院的主人。我病入膏肓顾不了自己，住进医院就没出病房（除去到武警总医院做肠内镜检查），不记得对院长有印象。丈夫说院长是个和善的大姐；大弟弟说院长是个一点架子没有的老太太。

大弟媳妇的姐姐帮忙找好专家，明天上午九点半手术。我中度贫血，所以提前补400毫升鲜血。再次灌肠清理肠道。为了治病再痛苦也不能退缩。病房里只有一个自备的塑料脸盆，条件所限，我只洗了头和脚。自己想：万一手术出现意外，我一睡不醒，也不能埋里埋汰地离开这个世界。

手术的时刻临近，对于手术的恐惧反倒麻木。无论怎样害怕手术都必须做，索性不往害怕的方面想。病房里关了灯，街灯柔和的光线照到病房里来。强迫自己睡觉积蓄体力，可是眼皮合不上，眼睛睁得老大。窗外高架桥上的车辆，并没有因为夜深人静而停下匆匆的脚步，呜呜的车声不间断地传到耳朵里。

人生的坎坷难以预测，以前把下岗失业生活无着，当做前进途中遇到的一个大沟壑，穷尽所有努力都无法逾越。此时生命的旅程堵上一面墙，不住院手术过不去，生命就到此为止。疾病带来的威胁殃及生命，比下岗失业更可怕。

儿子生活基本能自给，家里负担减轻。我在社保那面缴了多年的养老保险，明年年末开资。日子眼看着好起来，却偏偏生病。如果真的一病不起，那么我的命也太苦了。回首五十年人生历程，怎么也想不起曾经做过恶事，哪怕是一丝小小的恶念都没产生过。老天为什么如此对待我？百思不得其解。

映入眼帘的是光线柔和的街灯，窗外高架桥上呜呜的车声在耳边回旋。

我早就睁开眼睛，街灯柔和的光线消失的一刹那，翻身起床。窗外呈现给我的是一方迷迷蒙蒙的天空，高架桥上的车依旧呜呜地响。新的一天开始了，2011年3月11日，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

儿子和女友早早地过来，他们跟丈夫、大弟弟一起站在病房里算计手术还缺少什么，或者说还应该准备什么。看上去大家都各就其位秩序井然，但是我知道，这屋里所有人的心里都极其忙乱。

想到两个多小时以后即将接受的手术，麻醉之后失去知觉，开刀、流血等一系列不曾经历的过程，我的心缓缓下沉，一直沉到黑洞洞看不见底的枯井里。

医生上班，丈夫和大弟弟过去磋商手术协议、签字。从家里出来时没换内衣，又连续穿了这么多天。儿子和女友出去，说要给我买套内衣，留下我一个人在病房。

护士来病房做术前准备，这里的护士和蔼真诚，像自家的亲人一样护理我。做药物试敏、安装导尿管、插胃管。胃管从鼻孔进入，穿过口腔直接插到胃里。那个过程不好受，弄得我眼泪直流。身体增加了两个管子，活动不方便。

护士拿着刮脸刀过来，她手里的刮脸刀跟丈夫平时刮脸用的一样，说要“备皮”（这是个专业术语，我用这两个字不知是否准确）。我茫然，做起来才明白。心中不解，做结肠手术还能用得着此刻“备皮”的位置？

于是问护士：“手术的时候什么衣服也不让穿？”护士肯定地回答：“是，什么衣服都不穿。”做肠内镜检查时上身不动，下身只留一条短裤，穿一半衣服勉强可以接受。手术室里医生、护士，男人、女人肯定不少，就一丝不挂地面对他们？手术，是我人生旅程一次从未经历的挑战。

麻醉师背着包进来，让我张嘴看是否装着假牙，又问我有无心脏病史，然后转身离去。没提红包，也没有这方面的暗示。后来我问过丈夫和大弟弟，直到手术结束主刀的专家才跟他们交流我的病情，手术前没跟主刀专家接触，没有任何人向他们提起过红包，所以这次手术我没拿红包。

商品社会，铜臭泛滥，可是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前进路还保存着一块没被污染的净土——林总分院。

导尿管下连接着尿袋，胃管外露的一端是个圆形塑料盒子。我拎着这两样东西，穿着儿子和女友刚买回来的内衣走进手术室。进了门才记起，没嘱咐丈夫从手术室往外推我的时候给我盖个被单，别让我赤裸着出来。

麻醉师已经换上手术室的服装在忙着。也许是为了消除我的紧张情绪，跟我聊，和气地问我手术的具体位置：“是直肠还是结肠？”我拎着尿袋和胃管顶端的塑料盒子，孤孤单单地站在手术台旁边。

手术台的高度跟家里的写字台差不多，比写字台窄。感觉手术台跟写字台的形状不一样，拿它跟写字台类比不合适。手术台一侧立着灯，大概这就是文学作品中描写的无影灯吧？

同时忙着的还有两个护士，也穿着手术室的服装。那种墨绿色似乎是塑料材质的服装，掩盖了她俩身体优美的线条，显得有些臃肿。

新买的内衣只在身上穿了几分钟就听从护士吩咐：“衣服脱掉，上去！”我全身没有一丝遮拦自己上手术台。手术台上我的头应该朝着哪个方向是固定的，我躺错了，跟护士抱歉：“第一次，不知道。”护士笑了：“谁都不希望你有下一次。”我身体的左侧是无影灯。

王医生和老乡医生（他是家乡附近林场子弟，大弟弟认识他父亲）进手术室。王医生协助麻醉师给我麻醉，他要我双手抱膝把身体团起来，背对着麻醉师。王医生并没有呆板地在手术台边立着，寻找话题跟我说话：“咋这么瘦？”

“去年病了一年，以前不这样，胖的时候体重一百一十多斤。”我用他难以想象的“辉煌”掩盖此刻的短处。

麻醉师开始往脊柱上注射麻醉药，那种刺透骨髓的疼痛永远铭刻在心里，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我明白必须忍着，而且不能说疼。这样的注射仅此一针也好忍耐，老天却要考验我的耐力，还有第二针、第三针……麻醉师说我的脊柱关节骨质增生，有的关节注射失败。记不清一共注射了多少针。

听见门外有人进来，站在门口大声说：“这么瘦！”我目视的方向与门口相背，看不到这人。他没往里走，很快就离开。我猜测这人可能就是主宰我生命的主刀专家，可是没办法得到证实。

老乡医生过来给我安装止痛泵，他手脚麻利三下两下就完成。然后拿一个油布样的单子铺在我身底下，再用油布的边缘分别裹住四肢，把胸腹部裸露在上面。我牢牢地被裹束在手术台上，想动都动不了。我马上就要成为没有意识的动物，被动地任凭宰割。

麻醉师问：“腿怎么样？”我的腿“苏苏”地麻，那样的感觉从未领略。整个身体迅速随之麻木，意识渐渐模糊。

耳边有声音，那声音朦朦胧胧听不真切。似乎金属器皿碰撞的声音，刀子、剪子都往一个敞着口的铁盒子里装。有人说话：“做完了。”这才记起，自己是在手术台上接受手术。强迫自己清醒，但是无济于事，大脑里是一盆浆糊。感觉有人站在我的右侧声音熟悉，仿佛是王医生或者老乡医生。他们在缝我腹部的刀口，“刷刷刷”很粗糙地缝，就像过去场子大仓库里老保管员拿着大缝针补麻袋。

耳边的声音越来越清晰，手术室里人声嘈杂。强迫自己记忆，把他们说的话都记住。大脑里的空间还是被浆糊占着，脑神经完全失灵，一句都没记住。

似乎有人指挥把我从手术台上往下抬，我心里还想着，可别把我赤裸着放在车上送到门外去，然后再赤裸着从走廊经过。大脑没有听从我的指令，很快又失去知觉。

我仰卧在床上，极不舒服。感觉脸朝后仰，脑袋底下没有东西。费好大力气用好长时间舌尖才吐出两个字：“枕头。”也许是声音太微弱，没人能听得清楚，所以没人理我。又过了好久，同样费好大力气又说：“枕头。”

回应我的声音非常生硬：“六个小时以后再用枕头！”家人还是医护人员，分辨不清是谁的声音，就连是男声还是女声都不记得。我睁不开眼睛，听到丈夫在哭，还断断续续地说：“这罪遭的，这罪遭的！”感觉他就坐在窗下的小圆凳上，跟我面对面。后来得知，那个时间儿子和大弟弟也在哭，他俩躲在走廊里，我听不到。

有人放我嘴里一根细管子，我用牙咬住，但并不是咬得死死的，而是留了些空隙。又有声音指责我：“你看看，她把氧气管给咬住了！”我的舌头和嘴唇都麻木着，不咬着，管子就得从嘴里掉出去。我说不出话，不能跟他们解释。大脑里依旧是粘咕咚的浆糊，很快又没有知觉。

脑袋底下怎么还空着？我向他们要枕头。听见有人说：“六点半，差不多了。”等了好一会儿，有人过来拿去我嘴里的管子，接着有人给我垫上枕头。清醒之后弄明白，这六个小时是术后供氧的定量，供氧时垫枕头头部的高度超过胸部，阻碍吸氧。

术后肯定是立即供养，绝对不可能耽误。根据供氧时间能推断出手术所用的时间。我九点过几分进手术室，手术大约结束在十二点半左右。除去术前准备，那么我手术的全过程大约是三个小时。后来我把这个时间拿给家人，都摇头。儿子说：“哪有啊，十一点刚过就出来了。”

大弟弟也说：“哪能呢，肠梗阻能做那么长时间，人家可是专家！”

迷迷糊糊的，感觉腿好像是绑在身体下边的两截木头棒子，硬邦邦的没有知觉。习惯地抬起右手，右手食指被夹子夹住，夹子后面有线牵着（监测脉搏心跳）。左上臂缠着挺宽的一块硬布，隔一段时间硬布收紧同时有声音发出（监测血压）。身体成了一堆滩在地上的烂泥，灵魂摆布不了这滩烂泥，再度遁出体外。

艰难地睁开眼睛，坐在旁边的儿子见我看他，马上张嘴：“妈！”我的舌头干在嘴里，嘴唇干得动不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大弟弟在地上来回地走，丈夫也没睡，他歪在挨着我的那张床上，眼睛朝我眨着。睁着眼睛好累，我慢慢闭上。

再次睁开眼睛，眼前是窗外蓝色的天空。天空近在咫尺就在头顶上，似乎一仰脸就能得到。赢得了手术后第一天，人世间的这一天多么珍贵！有蓝天相伴，活着真好！

再次想起，从手术室里把我推出来的时候，身上是否盖了被单？可是没敢问，直到今天仍没有启齿。怕万一真是赤裸着出来的，那么我脸上残存的些许面皮，将会被撕得一丝不剩。

儿子女友拿医用棉签蘸水滋润我的嘴唇和舌尖，清理尿袋、胃管一端的塑料盒子。胃管里淌出来的是黑色粘液，气味难闻。没过门的儿媳妇这样伺候我，过意不去。人生路上，什么时候用得着谁，预料不到。

我不能束手就擒，胳膊腿是我的，身体也不属于别人，得服从于我。吃力地动胳膊动腿，肩头翘起来要翻身，但是左侧有止痛泵，右腹部插着两根引流管，往哪面都翻不过去。我不甘心，要丈夫扶我坐起来。舌头嘴唇费力地动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心头的悲凉难以形容。做一次手术，变成哑巴了！无限的悲凉袭上心头。想哭，但是没有眼泪，哭不出来。

我自己用不上力，丈夫和儿子两个人怯手怯脚地把我扶起来。身体仿佛一个稀淌哗漏的破木头箱子，四肢提不起来，腰部不能弯曲，装在腹部的肠子中心部分仿佛穿着木头棍儿，此刻支支愣愣地直往腹腔上戳。根本坐不起来，更坐不住，勉强支撑着。

老专家带领众医生过来查房。老专家声音高亢：“哎呀，坐起来了！好，勤翻身勤活动，能坐着就坐着。”

我并没有因为医生的表扬而坚持下去，撑起来也就几秒钟，不得不躺下。

老乡医生往止痛泵里添注药物，他说：“她（指我）肾脏被剥去表皮，得疼。”我的心中再次疑窦丛生，做肠梗阻手术还把肾脏剥去一层皮，为什么？

睁着眼睛感觉累，又闭上。

临近中午，大弟媳妇的姐姐来看我，她的长发很整齐地披在肩上，脸上凝聚着知识女性特有的沉静。“今天休息，过来看看。”她说得很随意，一点都不张扬。

我说些感谢话，舌头嘴唇一丝不苟地动，可是声音极其微弱，连我自己都听不清楚。她能理解我的意思，安慰我：“别多想，好好养病。”

大弟弟和丈夫向她汇报手术情况。大弟弟说：“看出这专家医术高，都粘连了，结肠粘到十二指肠上，好不容易才分开。”丈夫说：“都摘出去了，摘得特别干净。”看见大弟弟的手轻轻地往丈夫后腰上一拍，丈夫立即住口。

那一瞬间，脑海中的一系列疑点顺次闪现，我对自己的病产生怀疑，仅仅是简单的肠梗阻么？

上午八点多开始输液，然后一瓶接一瓶直到夜里十一点以后点滴架上的输液瓶才能摘掉。本来就动不了的身体被动地接纳十几瓶液体，所有的细胞都不堪重负。为了减轻疲惫，白天绝大多数时间我的眼睛都闭着。

说不清为什么，那几天只要一闭上眼睛，眼前就有一幅网状的幕布在移动。幕布呈浅褐色，老长老长。幕布上的图案属于传统风格，底部似乎是连在一起的大朵莲花，顶部边缘飘浮着很舒展的云朵。图案紧密相接，只要眼睛闭着就不间断。

我欣赏着这从未见过的幕布，莲花和云朵不像是手工描绘，也不像是机器印染，倒像是粘贴上去的。那莲花气势恢宏，漂浮在莲花上方的云朵，线条舒展而浪漫。

夜里闭上眼睛，移动在眼前的依然是网状的幕布。后来意识到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图案不吉利，尤其是夜里，一闭上眼睛就有恐怖袭上心头。强迫自己把眼睛睁开。窗外的街灯把柔和的光线送到我眼前，心头的恐怖很快散去。我知道丈夫、大弟弟和儿子都没睡着，只要我身体的某个部位稍稍动一动，他们就会走过来问：“做什么，你要做什么？”

窗外高架桥上的车呜呜地响，从早到晚不停歇。过去写文章用“络绎不绝”形容我们县城里街道上的车辆，高架桥上的车是“川流不息”。现代化的城市，车辆是流淌在高楼间的河水。听着呜呜的车声，不知不觉睡去。睡眠的过程，大脑里一片空白，没有梦。

直到手术过后五、六天，眼前网状的幕布才消失。

胃管拔掉允许进食，吞咽功能出现障碍，两汤匙粥得歇几阵才能咽进去。几个弟弟轮流过来协助丈夫照顾我，我对他们说：“知道这么遭罪，还不如不做手术。”他们观点一致：“有老妈在世，咱们姐弟几个谁也不能掉头儿。”

丈夫哄我：“你得多吃点，养胖了，一个月以后咱们回来复查还得化疗。你的肠子不是粘连了么，有溃疡面，不化疗好不利索。”

只有恶性肿瘤才需要化疗，这点常识我懂。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压住。那时病理结果已经出来：右半结肠瘤。难道我的右半结肠瘤是恶性的？（这份病理报告单是家人伪造的，他们怕我接受不了患上癌症这个事实。病理报告单原件，直到我手术后八个月才见到，那上面的诊断结果是：右半结肠癌。）

我出院的时候勉强能独立行走，身边还需要有人不离左右地照顾。去阿城新华乡看望表哥表嫂的打算落空，也没联系哈尔滨的表姑。

身体稍稍恢复些，通过网络搜索。输入“右半结肠瘤”五个字，搜索到的信息都是关于右半结肠癌的。莫非右半结肠癌是右半结肠瘤的同义词？右半结肠恶性肿瘤的症状：消瘦、贫血，侵犯肾脏、十二指肠，便秘、腹痛、腹泻等与我的病情完全吻合。又看武警总医院肠内镜检查报告单的复印件（为了争取医保能报销一部分医药费，把与我病情相关的所有资料一一复印。原件全部拿去医保局进行报销审批。）：见菜花状肿物，质脆，接触性出血……诊断：结肠占位。

后来翻阅第一次化疗的病例，医生就直接写：结肠癌。

在此之前关于自己得了癌症的推断是假想，现在这个推断得到确认。

我绝望地嚎啕大哭，哭声产生的冲击波重重地撞击着墙壁，又被墙壁弹射回来，凄惨地在我耳边回荡。

哭声好久才止住。想到还有许多事要做，尤其是一个字一个字手写在纸上，又一个字一个字地输入电脑，刚刚完稿的长篇。有生之日必须把该做的事做完，尽量少留些遗憾。

经历生死攸关的手术，熬过化疗，即使康复也不一定能稳操胜券。癌症只有生存率，没有治愈率，死亡仍会时刻威胁着我。茫茫人海，一个人的生命微不足道。我没有忘记，自己不过是只草甸子上走失的蚂蚁，生死自己说了不算。

结语：我至今健在，癌症并没有夺去我的生命。手术之后，笼罩在癌症的阴影里好长一段时间。因此，十年前该文的结尾有些悲观。十年的抗癌经历告诉我，得了癌症最先想到的应该是，必须活下去！只要这么想，并且勇敢地面对，癌症一定能被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