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艳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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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艳梅
挺长一趟房子，我们家住在最东头。起居室大约二十余平米，南北两铺土炕。陈设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南炕上一对木柜，南北两铺土炕之间放一个碗架子。除了这两样，再没别的家具。
碗架子双门对开，顶部两端向外延长，相当于一个狭长的小桌面。底部四条木腿，稳稳当当直立于地面。碗架子黑魆魆，表面积满尘垢。
等我长大些，每天早晨扫完地后，用抹布擦拭碗架子。擦过也看不出干净，仍旧黑魆魆的。碗架子上放着的座钟，就像是从灶坑旁边的灰堆里拣出来的，不管啥时候都落着一层灰。悬挂在又破又旧的座钟里面的钟摆，一天到晚不停地晃荡。都说我家的钟计时准确，左邻右舍经常到我家看时间。
没有忧愁没有烦恼，充溢着快乐的气团包裹着童年。心里除了玩儿什么都不想，跳格、踢毽、打口袋……玩儿够了回家吃饭。一进门看见落满灰尘的座钟上，规规矩矩放着两根崭新的圆木棍儿。非常好奇，奔过去拿在手上。木棍儿灰褐色，表面均匀地排列着一道道纵向细棱。细棱一点儿都不尖利，拿在手上感觉挺舒服。圆木棍儿两端像是拿菜刀刚刚切过，溜齐溜齐的。不知道这是两个什么东西，只觉得很好玩儿。拿着两根圆木棍儿一会儿敲敲这儿，一会儿戳戳那儿，一会儿又每只手各握一根互相敲打。
端着饭盆迈进门槛的母亲大声喊：“敲炸铅了，赶快放下！那是铅笔啊！”这种表面带细棱的铅笔，被称作麻杆儿铅笔。那是1968年还是1969年，现在怎么想也想不起来。
那时是寒假结束，上半年开学招收新生。为了上学，母亲早给我准备好红色语录兜。
3月1日早晨吃过早饭，母亲找来一本毛主席语录，连同一根削好了的麻杆儿铅笔，一起装进语录兜。语录兜不大，只这两样东西就把语录兜撑得溜鼓。母亲极其郑重地把语录兜斜挎在我的肩膀上，背带太长，语录兜垂在膝盖以下。再给我围上头巾带上棉手套，“全副武装”的我高高兴兴走出家门。
学校在场部办公室那一长趟房子的最西头，以前我们经常在那个房子后边玩耍。天空清亮亮的蓝，几片白云彩飘在蓝天上。风很冷，冷风吹在脸上，就像空中哗啦啦飞下无数个小刀子，把脸刮得生疼。上学了，嘴高兴得闭不上，出了豁口的牙齿露在外面。但是只感觉冻脸，没觉出冻牙。
我一个人背着语录兜从场部大门走进去，然后步步向西，从老长一趟房子前面走过。那趟房子太长，走了好半天，终于走到了最西头儿的学校。从西大山绕到房后，进门一条走廊。进入走廊去推学校的门，只推开一道缝儿。再用力，仍旧没推开。这时走廊里路过一个大人，他说，门锁着呢。这才看到，门边上挂着一把漆黑的铁锁头 。
老师没来，学校门没开，想不出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戴着棉手套的双手，手指尖冻得跟被小猫咬着一样疼。稀里糊涂转身出来，又从那一长趟房子前面走过。房根儿底下背风，太阳暖洋洋地照在身上，手指头似乎不那么疼了，跟我一般大小的小伙伴，有好几个张罗上学，可是今天一个都没见到。
一长趟房子前面，停着一台大拖拉机。拖拉机火红色，一个个小铁轮子不是直接着地，而是被一条又宽又长的链轨包着。链轨可是不矮，走到跟前试试，比我的肩膀头还高。再往前走，看见南边马棚那边儿，有小马驹在走来走去。小马驹伸不直溜的细腿支着个小身子，蹦蹦跳跳直撒欢儿，看着可好玩儿了。
出了场部大院朝北走回家，冷风又往脸上吹，手指头又冻得不行。在寒冷中艰难地走着，好不容易走到自己家门口。一个大人领着一帮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往我家这边走过来。一转眼功夫，那帮人就停在我面前。那个大人穿黑色洋服棉袄，棉帽子往上卷着，露在外面的耳朵冻得通红。大人咧着嘴微笑，他看着我问：“冷不冷啊？”
一股暖流从头顶立刻流到脚底下。我赶紧回答：“不冷。”
“还不冷呢，都冻出眼泪来了！”
我简直无地自容，太丢人了，冻出眼泪自己都不知道。我赶忙从棉手套里抽出手，用手背抹去眼角的泪水。
大人身旁一帮跟我差不多大小的伙伴，七嘴八舌抢着告诉我：“老师，这是咱们新来的田老师！”
新来的田老师挨家挨户走访，3月1日当天没有正式开学。等到我们正式上课，新来的田老师教三年级和四年级，他们的教室在场部大院外边、与场部大院一墙之隔的两间小草房那儿。
我们几个刚上学的和二年级就在场部大院最西头的那间教室，由一位女老师教。这位女老师非常熟悉，没上学之前管她叫夏婶，跟小伙伴们一起去她家里玩过。为了上学，我准备了语录兜、语录本、铅笔，而有的小伙伴啥也没拿，空着手来上课。女老师并不训斥，她先给那边的二年级上完课，然后才过来给我们上课。一面黑板，一半写的是二年级的算术题，另一半归我们刚入学的一年级。女老师在黑板上整整齐齐写了几个字，然后转身面对我们：“今天开学头一天，有的同学没带本子，有的同学没带铅笔，咱们就不写了。跟我念：毛主席万岁！”
女老师脸上发自内心的微笑，温暖了我们幼小的心田，消除了我们对于学校、对于老师的畏惧。
上学的第一天没做别的，只是反复地念“毛主席万岁”五个字。教室仅有一间，现在想来也就十几平方米。几排课桌凳，西墙上一面黑板。没有讲桌，老师的课本和粉笔放在窗台上。
场办小学没有学前教育，我们都八九岁了刚上一年级，一根小小的麻杆儿铅笔怎么都拿不好。女老师教了一遍又一遍，握笔的姿势仍旧不符合规范。还有的男生吃饭用左手拿筷子，上学了也用左手握铅笔，女老师帮他改正了好几天才改正过来。
“毛主席万岁”五个字，老师领我们念会，再教我们写。念挺容易，写可就难了。那时的我们说不清咋那么笨，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大约两节课才能会写一个字。可是，几天以后老师要学生拿粉笔到黑板上去写，有的学生在黑板前站老半天，脸憋得通红脑门上沁出一颗颗汗珠，怎么都写不上。
女老师从来没发过脾气，微笑整天挂在嘴角，她和气地让没写上字的学生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这样的课不记得上过几次。
秋天到来，地里的庄稼成熟了，场里的大马车一车接一车地往场院上拉庄稼。一垛垛黄豆、谷子，把场院都快垛满了，老大一堆剥光了皮的苞米，堆在场院正中间。又长又圆的大苞米穗，黄橙橙金灿灿看着直晃眼睛。装满了庄稼的大马车，依旧马不停蹄地往场院里进。
实在搁不下，又在场子西南角收获后的庄稼地里开辟了一个小场院。离小场院不远，是一大片高粱地，女老师领着我们在高粱地里拣高粱穗。红彤彤的高粱穗又大又沉重，没几个就把我们挎的小筐装满。女老师领着我们把筐里的高粱穗，送到小场院去。小场院上高悠悠的高粱垛有好几个，累了，我们就跟女老师一起坐在高粱垛的空隙间休息。秋后的天气不暖和，我们一帮小学生一个挨一个挤成一堆。
并不是干巴巴地坐着，听女老师给我们讲故事。故事的内容还模糊记得，主人公是个生活在幸福中的小女孩。家里做了苞米面糊糊，小女孩不乐意吃，嘴撅得老高。大人教育她：旧社会，穷人家连苞米面糊糊都吃不上，要牢记血泪仇，不忘阶级苦……
一年级没上几个月，就没有老师给我们上课了。女老师是生病，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反正没人教我们了，我们各自回家。照看弟弟妹妹的活儿实在不乐意干，瞅大人不注意就往外跑。从早到晚不停地玩儿，刮风下雪也不愿意进屋，不知道累更没想到休息。
母亲精心准备的语录兜，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
第二年又重读一年级。读到三年级只剩下两个学生。两个学生没办法建立一个班级，又留级到二年级。赶上3月1日寒假开学与8月20日暑假开学转换，我们在场办小学念完升初中已经十四虚岁（那时的小学是五年制）。
记忆的光盘，被五十年的时光侵蚀，关于上学的记忆仅剩下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