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宿舍 (散文)
崔艳梅
场部大院稀溜溜一大片,属于不规则的长方形。场部大院北面坐北朝南一长趟房子,房子最西头儿是我们步入小学读一年级时的教室。
一间简易草房,贴在一长趟房子的紧东头儿。也许是后接上去的,门前缩回去一块。又黑又粗的铁炉筒子,在窗户外面拐个弯之后高高地支到房檐字上面。这间房子的门整天大敞四开,进门靠东墙一人来高的大水壶稳稳当当地立在地上。大水壶老粗了,一个人张开双臂肯定搂不过来。只不过是这么形容,根本没听说谁搂过。大水壶转圈的污垢至少有五分钱硬币那么厚,大水壶顶上沉积的灰尘有多厚没法说,反正来个身体强壮脚步沉重的人从旁边一走一过,就能把壶顶上的灰尘震得可哪飞。
大水壶里烧的开水,供全场职工、家属几百口人饮用。大水壶从早到晚都是热的,谁能没事闲的,为了知道它有多粗伸胳膊去搂它。
从正面进入放大水壶的简易草房,往左拐有一扇木门,那扇木门也是一天到晚都开着。从这扇门进去,老长老长一间大屋子,这里就是大宿舍。准确地说,大宿舍的门开在那一长趟房子的东山墙上。
大宿舍南北两铺大炕,炕上头贴墙根儿,圆咕隆咚几十个大行李卷儿,一个挨一个从炕头儿摆到炕稍儿那么长一溜,两铺炕都是如此。行李卷儿上边快到纸棚的位置,三四根木头串联在一起凭空悬出一排木头架子,这木头架子也是两铺炕上边都有。木头架子上堆放些杂物,小木头匣子、棉袄棉裤、闲置不穿的胶皮鞋等。
在大宿舍长期居住的均是单身的男性职工。
天天坐在小板凳上烧大水壶的老石头儿,就在大宿舍住。老石头儿身材矮胖,圆脸圆脑袋瓜。他的生活轨迹是一条短得不能再短的直线,外屋工作里屋住宿,仅仅一步之遥。坐在小板凳上拿着炉铲子的老石头儿,一张脸白刷刷,肉呼呼的眼皮长长地耷拉下来。络绎不绝拎着暖水壶,从大水壶里往外放水的人,他似乎一个都没看到。不管是谁站在那放水,他的肉眼皮一概不抬。谁来谁走,哪怕是谁不小心把水溅到他的圆口布鞋上,他一概置若罔闻。
别看老石头儿现在一脸的麻木,想当年他曾经扛过枪上过战场。听长辈们讲,战场上的老石头儿冲锋陷阵,可不是个孬种。从部队退役,被安排到我们场里,成为一名普通劳动者。老石头儿爱喝酒,玻璃酒瓶子里总场烧锅自酿的60度白酒,总是装得满满的。老石头儿父母、老婆孩子都没有,纯粹的单身。
烧完大水壶下班,天早已黑透。场部食堂早熄灶刷锅关了门,下酒的菜肴无处找寻。老石头儿嘴对着酒瓶子,热辣辣的白酒一口接一口往肚子里倒。空嘴喝酒,酒精没有阻挡迅速扩散到全身,人哪能不醉?老石头儿常常醉得不醒人事。
老吕头儿也是退役军人。他耳朵聋,跟人说话,先侧着脑袋把耳朵递过去,耳朵眼儿对着人家的嘴。不等人家话说出来,他先张着嘴大声地“啊?啊……”解放战争时,老吕头儿参加过解放四平(吉林省四平市)。亲身经历过,说起来就跟真的一样。那场面可惨烈了:“上去一面子战士,刷,倒下了;再上去一面子,又倒下了……那人倒的,比秋天高粱地里镰刀底下的高粱秆子还痛快。”说到这,老吕头儿常常眼眶湿润嗓子发堵,好一阵才能缓过来。
“大炮一声接声,震天响。炮弹落处,不管是野草还是树木,全被炸没影了,就连地皮都烧焦变成了炮灰,让风给吹跑了。”
老吕头儿是炮手,据说耳朵就是那时候被炮声震聋的。
老吕头儿脾气倔,大宿舍里谁也不敢惹他。
行李卷跟他挨着的大刘,得比他小十几岁,年轻力壮。力气存着也积攒不下来,阴雨天出不了工,大刘就用自身的力气助人。去家属区帮人家干活儿,春天夹柳条栅栏、搭猪圈。秋天到了,家家户户都需要用柳条筐起土豆、掰苞米。大刘会编筐,又抽空去帮人编柳条筐。帮工无需报酬,但人心都是肉长的,炒俩菜装瓶烧酒款待他,也算作是一种方式的答谢。喝上酒了,一顿饭没时候吃完,回来自然要晚。
南炕、北炕好几十人都铺被睡觉了,大宿舍里鼾声一片。大刘掂着脚尖进来,又掂着脚尖走到放着自己行李卷的炕沿边,脱鞋上炕。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轻手轻脚地铺被子,生怕弄出一点儿动静。老吕头儿那脾气,让他听见动静,张嘴就得骂。大刘钻被窝儿躺下,脸不敢朝着老吕头儿那边。喝了酒,一喘气有酒味儿。这老吕头儿,大刘实在惹不起。
老包头儿爷俩在大宿舍住。早晨儿子贪睡起得晚,天天都是老包头儿把他召唤起来。晚上儿子早早就困了,头一挨枕头就睡着。老包头儿喜滋滋地端详着熟睡的儿子,儿子小脸红扑扑,鲜嫩的嘴唇外边一圈黑森森的胡须正悄悄地往外钻。越看越招人喜欢,咋看也看不够。遇到头疼感冒,老包头儿不愿意动弹,儿子就从食堂把饭打回来,伺候老包头儿吃。尽管是在大宿舍里,可是老包头儿爷俩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一大帮单身,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没有子嗣的老头儿,看到这一幕,心里说不定会生出许多羡慕。
老包头儿也是退役军人,据说还是个连长。老包头儿全程参加了解放战争,跟随大部队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新中国成立后,继续留在部队从军。老包头儿对于自己的军旅生涯只字不提,谁一问,他只说都过去了。但是在大宿舍住了那么多年,一间大筒子屋,没有一丝遮拦的两铺大炕,任何隐私都是藏不住的。
老包头儿有一张照片,大宿舍里好多人都看到过。照片上的老包头儿挎着手枪,身上的军装虽然破旧,但是眉宇间英姿勃发。前排站在正中间的首长,现在是中央领导,报纸上、广播里经常露面。
老包头儿的儿子长得机灵,人品也好,被场主任相中把闺女给他当媳妇。儿子结婚成家,场里分配给一间家属房。老包头儿离开大宿舍,入住儿子家。一日三餐儿媳妇按时给做,热乎又可口,再也不用按时按点去食堂就餐。
大宿舍里住的,不光是上了年纪的老年单身职工,也有总场拨过来进行劳动锻炼的年轻人。有一天晚饭后,一个穿黑条绒衣裤,圆脸大眼睛的小男孩,自带一床棉被进到大宿舍。他找了个挨着年轻人的角落,把棉被规规矩矩放好,也要在大宿舍住。人们都不解,围上来问他。小男孩咕咕哝哝,说他爸要他来见见场面,学学事儿。
年三十晚上或者正月十五,我们一群年龄相仿的女孩成群结伙儿,用木棍挑着自制的小灯笼可哪走。冻手了,就去大宿舍。呼啦啦一大帮,把灯笼放下,围在大宿舍地中间的火炉旁烤手。
大宿舍里一派节日气氛,两铺炕上打扑克的、下象棋的好几伙儿。有一个穿灰色大褂的人,挨北炕沿站着唱山东快书。好几个人围着他,不时的有掌声爆发起来。北炕紧靠东墙,鼓着大圆脸的胖老头儿坐在行李卷上,一条腿翘起来乐呵呵地拉着胡琴。胡琴优美的声音,像一缕清冽的晨雾,在大宿舍的纸棚下面欢快地飘荡。
地上除了我们这帮拿灯笼的孩子,还有一帮大人在呜闹喊叫地玩儿着一种叫做“套圈儿”的游戏。人们手拿柳条弯成的圆圈,往摆放在地上的一些小物品上套,套中什么物品,那物品就归谁。
大宿舍是多功能的,开会时是会场。全场职工连同家属,不仅把南北两铺大炕挤得溜满,而且地上临时摆放的一排排长凳上,也坐满了人。大的小的哪家不是四五个孩子,背着、抱着全领来开会。不懂事的孩子,会议内容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父母来了,孩子放家里没人照看哪行,所以一并全领着。
散会已是深夜,好多孩子都睡着了。开会时离得远远的孩子父亲,这时赶紧奔过来帮忙。又是背着又是抱着,大伙儿一股脑地往大宿舍外面涌。
开会的人走了,大宿舍里这帮单身骂骂咧咧,没有一个高兴的。因为行李卷都被坐扁了,炕席也让淘气的孩子给踹出了窟窿,明天得赶紧找领导换炕席。
场里来电影,暖和时候在室外露天放映。冬天冷,幕布挂在大宿舍西墙上,地中间挨着火炉支起放映机,在屋里看电影。炕上、地下同样挤得水泄不通。
大宿舍早已不在,关于大宿舍的往事,存留在我童年模糊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