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挂在墙上的月历上面印刷的是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对于这样的书法神品,大家都不会陌生,可是大约是因为太熟悉,反而定向思维,把它当作单纯的书法摹本,而忽略了它“出生”时精彩无比的故事。
时间穿越千年,王羲之在暮春时节的某一天,和一群文人名士雅集,“曲水流觞”,杯盏停在谁的面前,那个人就要作诗。末了,王羲之伴着几分酒意,用毛笔记录下当时的景况,为诗文作序,于是有了这件作品。在这以后,“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全都渐渐地变成一种民族符号,一种基因记忆,慢慢地,润物无声的刻入每一个中国人DNA深处。我们熟读《兰亭集序》,并非不知道“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并非对“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毫无知觉。千年前的那场雅集,王羲之不经意间为人类“生产”了一种抵抗苦难的“特效药”,这种药的名字不是“放浪不羁”,不是“无可奈何”,而叫做“旷达”。数百年后,苏轼靠着这种药,不时而服之,虽然一生漂泊浮沉,但却从不萎靡不振,也不怨天尤人、顾影自怜。他用他博大的心胸,为这种药做了升级,是为“旷达”二代。“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在苏大学士最落泊的时候,在他眼里,无论梅花还是海棠,清溪还是孤鹤,都似乎为他而生,其实是它学着王羲之,在为我们创造更多的“精神食粮”。当然,这种方式的生产并不独苏轼一人,在他之前,还有李白、王维、柳宗元、白居易、欧阳修等等,他们都为“旷达”改良配方,让它有更强的疗效,更低的“成本”,更广的适用症。
在十大行书上排序上,有人说,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由于满纸悲愤,字字血泪,不及《兰亭集序》清妍秀美,流畅自然,于是有先后之分。我却觉得王羲之身上的故事更有感染性,特别是“疗伤”的作用更强,于是人们默默地把《兰亭集序》排在第一位,恨不得把当年的“清气”和“惠风”引进自己的心窗,荡涤内心的不快和俗气。如果可能,问一问颜鲁公有没有什么意见,我想他可能会长篇大论一番,然后谦虚地说,“何德何能,与王右军同列!”。我相相信他是绝对没有意见的,因为他不单深入研究王羲之,还学兰亭雅集,为我们留下了另一篇书法名作 《竹山堂连句》。
《兰亭集序》就是这样,开启了中国人生活的另一扇窗,从此生活变得一往无前、多姿多彩,幸福感满满。无怪乎,幽默大师林语堂先生对它推崇备至,作了精心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