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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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我的文学梦
我们小的时候，文化氛围十分淡薄，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更没有手机，电影也是稀有之物，每年县电影队能来村里放映两场电影，那就把孩子们兴蹦了。我们看得最多的就是连环画，小人书。受了放幻灯片的启示，也学着自己制造土幻灯找乐子。怎么做？找一个果箱那样大的纸箱，在小侧面挖个方形的口；一个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找来玻璃工安装玻璃的下脚料——小方形玻璃片，把玻璃片按在连环画上把人物场景用毛笔画上去，幻灯片就算制成了。晚上，点着灯放在白墙对面的桌子上，把纸箱扣上去，对面粉墙上就有一个灯光屏幕，然后把画好的玻璃片往纸箱方口前一放，墙上就出现了放大的图象。记得我做的第一幅幻灯片是《十五贯》在我家门道的照墙上放映，引来好多小朋友观看。连好多大人也来凑热闹，我边换片还边讲十五贯的故事。
那时候也已经有了《儿童画报》《少年文艺》等刊物，只是农村人穷，订不起。记得有一年在外工作的舅舅回来看望母亲，见我爱读书，说要给我订一份儿童画报，可把我乐坏了。姐姐比我大八岁，早早就在西安参加了工作，经常给我捎书回来。
上中学以后，看书的机会就多了，每天课外活动时间，同学们都去玩儿了，我会坐在一个避静的角落看小说。逛街时，很少去饭店享口福，而是去书店掏书。学习中偏爱语文。高考前同学们都忙着复习备考，而我却捧着大学的文科讲议在钻研，高考落榜在所难免。
我是一九六二年高中毕业，回乡后痴心不改，嗜书如命，劳动休息时也不放过读书机会，挑灯夜战那是家常便饭，下雨天更是机会难得。我把我写的诗用粉笔登在队里的黑板报上。我给报刊投稿，那时投稿不付邮资，只要在信封上写清地址，注明“稿件”字样，再把信封剪一个角，便可送达。而且每稿必复。我屡屡投稿不中，但仍然乐此不疲，因为我心中想着——有朝一日！
我在生产队当过会计，担任过大队团总支副书记，为了活跃青年文化生活，我们组织了“共青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有时也自编自演，遇到节日、春节就演出，有时候还去外村演出。记得那时排演的节目有《三岔路口》《黑虎崖》等，合唱的节目有《黄河大合唱》《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独唱节目有《谁不说俺家乡好》《北风那个吹》等。
一九六五年陕西公路局招工，我同我们大队共十人应召到公路局一处一队当合同工
有一天晚上，王书记找到我，说要开大会看我能不能给他写一个讲话稿，而且时间紧迫。那时二十几年纪，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巴不得逮一个练笔机会，于是满口应承。王书记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交代了大致要写的内容，备好笔纸就把门带上走了。我一鼓作气，先当前形势；已取得的成绩和不足；再我们的任务；最后是几点希望。洋洋洒洒十六开信纸一下写了十几页。赶王书记来时已接近尾声。王书记看了啧啧地赞不绝口，说你还真能写，你完尾工吧，我给你弄饭去。他到灶房叫醒炊事员给我做饭，并亲自把夜霄给我端来了。
王书记最后还是被打倒了。工地搬到耀县以后，工程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临时工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加之合同到期，我又回到农村家里。
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也搞得如火如荼，当时的形势可以这样说吧，任何人任何地点任何时候都可能遇到厄运降临。我家本属中农，文化革命中却被补划成地主成分，为什么？不知道。那时流行一句话：富农凭算哩，地主凭看哩。大慨有人看你不顺眼，随便给你捏点理由。家庭地主成分意味着什么？家长成了五类分子，儿女便是黑五类。即便不受管制，也和受管制一样，要想跳出农门难上加难，我曾试图上“八一矿”当下井工也被阻挡。眼看着同学同伴一个个当了教师或步入仕途，而自己只能窝在农村，憋屈呀！加上我“引子”所说原因，文学创作也不能搞了，于是我就专心学医，心想，艺不拿人，等我掌握了医疗技术，不怕人不求我，也不怕人看不起我。同样一句话在心头泛起——有朝一日！
第二章自学医学
我一旦决定干一件事，那是千方百计力求成功。攻读医学，满腔热情，信心百倍。饥不择食似的，凡是医学书都想读，《乡村医生手册》《针灸学》凡是我能遇到的医学书都想涉猎。有一次去西庄新华书店，看见两本《医宗金鑑》
我们村医疗站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李先生，我就去向他请教，李先生先没给我讲脉理医道，倒是给我讲了他怎样从河南逃难到陕西韩城，路上要过饭、说过书，到韩城后先到药铺当学徒，后学成医生，开诊所看病，买了房置了地，娶了韩城婆娘，生儿育女有了一大家人。还把他外甥带过来培养成了医生。他教导我，学中医先要背熟《药性赋》和《汤头歌》就像学写诗的人背《唐诗三百首》一样，“熟背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诵”那么也可以说：熟背汤头药性赋，不会开方也会开。后来我熟读了汤头，老实说，那太多没背过。药性赋到是背得滚瓜烂熟，那一阶段，白天读，晚上过电影。后来背过后，每天早晨起床前都要背一遍药性赋：“诸药赋性，此类最寒，犀角解乎心热，羚羊清乎肺肝……”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真人孙思邈有句名言——凡入吾道之门者，皆有十年红运也。你只要有决心、有毅力、悟性好，就一定能成功。
那一段时间，我一有空就往医疗站跑，看着老先生坐在办公桌后，旁边放个小枕头，病人把手平放上去，他食、中、无名三指轻按在寸、关、尺把脉。然后开处方，那药方上的字花哨遒劲，有好多字我都认不得，下边的医生签名更是飞龙走凤。我暗暗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先生一样坐在那儿堂而皇之地给人诊病呢？为了练签名，我把我名字中维恭的恭字改成了功字，这个签名我用了千万次，现在仍然用，还一直用下去。
那时的人并不像现在人这么自由，想干啥就干啥。时时要受生产队约束，农民的主要任务就是生产劳动，我说的学医那些事大都是晚上、下雨天偷着干，还不敢太明目张胆，要不会被说是不务正业。有一段时间，我被调到大队加工厂干活，加工厂有油房、钢磨、扎花机、弹花机、砖瓦场，那些活我都干过。记得当时我一个姓郭的热心朋友告诉我，说西贾村来了个医疗队，求诊者排队。我请了假就去看。
医疗队是山西运城医院和城关医院一派一部分医生，因为文化大革命武斗跑出来，组织了个“六.二六医疗队”，十多个人，最有名的是赵长生大夫的眼科
我垂头丧气地又回加工厂上班。倒砖休息的时候，一个姓高的同伴见我闷闷不乐，逗我，要和我摔跤。我一向性格内向，不喜武功，可那天破例，一声不响上前应战，竟把好斗的对手摔倒了。同伴笑笑地看着我说：没看出，你平时木木的不动声色，发狠了还不得了。姓郭的同伴在一旁说：你们都不晓得老三哥
这句话又把我剌激了一下，我心里暗暗说，等着瞧吧——有朝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