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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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迷蒙少年》
1986年妻子从村小学调到大池埝中学教书。学校一千多学生没校医，薛校长知道我是医生，就与我商量让我兼校医，学校提供房屋。于是87年我把诊所搬到了大池埝中学。
学校基本上都是健康人群，疾病相对较少，虽还有校外群众来求诊，但比在村内闲多了。这给了我专心写作的机会，我的很多作品都是在我的医务室创作的。
有一年，校长与我商量，说把给妻子分的副课——初二四班生理卫生课让我代上，这样既可减轻妻子负担，又可加强对学生卫生知识教育。为了不影响我的业务，特意把每周的四节课排在一天。这给了我锻练表达能力和深入学生的机会。我用文学语言、艺术的形式讲课，力求简洁明了，幽默风趣，吸引学生。我做过试验，每天重复讲四遍同样的话，赶到后两节课，从走上讲台第一句话“同学们”开始，到最后一句话结束，刚好下课铃声“镝铃铃”响起来。
后来产生灵感，写出了十集电视剧《迷蒙少年》。心情激动得如喜得贵子，爱不释手。进而想，这么好的故事如果让人剽劫了怎么办？于是不顾家人反对，掏600元〈当时抵普通干部三个月工资〉把剧本在中国作协“影视文学著作注册中心”注册。
1994年5月“陕西省第二届医学科普学术交流会”召开，我投剧本被选中，在西安金龙酒店参加会议，“中华医学会陕西分会”颁发了论文证书。
随后信心满满四处投稿，但每每碰壁。且不说“触电”难。那时还不太懂写影视剧本，《电视·电影·文学》编辑在回信中如是说：“《迷蒙少年》讲述了一群处在青春期的少年人的生活片段，并在剧情中贯穿了一些科普教育，生理卫生常识，很有创意，也有意义。从剧本的整体来看，作者有文学功底，对影视剧本写作有一定了解，但又缺乏经验，剧本的整体结构，细节安排，人物对话都显得稚嫩，没有章法。”西安某影视公司一位女编辑回信说：《迷蒙少年》作电影太长，电视剧太短。但语言优美，故事感人，你不如把它改写成小说。一语点醒梦中人，于是我就把《迷蒙少年》改写成了十三万多字的小说。
后来忙于写《三部曲》《朗孟驿》等，就把《迷蒙少年》搁一边了。赶那些书都出版了，想起还有一个心爱的“孩子”，拉出来重温再改。恰逢2018年陕西省文化厅“百人计划”资助出版工程征稿,我就投了书稿。本不抱什么希望，可意外入选了。欢喜若狂，翘首盼望，却终审落榜。真是命途多舛！我不死心，文稿又送到出版社。“孩子”呀！你能出世吗？
第二十九章 鲁院十日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杂志兴起办函授热。我曾参加过诸如“长城文艺”“艺宛”等好几个杂志的函授学习。最重要的是连续参加四届“人民文学”杂志办的高级函授班学习，我的《寂莫的荒沙滩》刊登在“人民文学”副刊上。
1988年的元月末到二月初，人民文学杂志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办了为期十天的“高函班学员培训班”。参加人数600多人。那是我第一次上北京，大会组织学员去天安门广场，在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游览了北海、颐和园、香山、故宫、八达岭长城、十三陵等。我第一次领略了祖国首都的美丽和伟大。
在大会的餐桌上，大冬天内吃上了新鲜疏菜，感觉很新奇。用餐快结束时，大会工作人员大声说：谁如果没吃饱，还可以领一份大米或镘头，这使我很惊讶，因为那时在县、乡，从来开大会主食都是定量供应，晚上加班，能吃一个补贴馒头就觉得很高兴。而在北京，改革开放的步伐已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我被分配与南方的学员同住一屋，那时还睡大铺。那些江苏、浙江、湖南等地的人说话我听不懂，几乎无法交流。有一次，我对身旁的一位学友说：咱俩斯敢着出去转转吧。引起一屋子笑声。我又说：咱俩相跟着出去吧。他们还笑。我问：那你们把两人结伴出行怎么说？他哇哩哇啦给我说了半响，我还是没听懂。没办法，我只有不说话或少说话。直到会议结束前一天，大家排队预订车票，我和一个富平老乡相邻，两人才好好说了一会儿互相能懂的陕西话。从那时我就意识到，非学普通话不行，一定要用普通话写作，否则就没出路。
那时刘心武任“人民文学”主编，和韶华等领导都讲了话。作学术报告的我记得有鲍昌、张辛欣等。那时虽已读了许多有关写作的书，看了许多函授教材，但听名作家亲自讲课，还是有“听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2月2日下午，安排学员在讲授厅与函授老师会面。那时没有微信，学员与老师都是书信往来，谁也没见过谁。长时间的文字心灵交流马上就要真人相见了，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审视着前排面学员而坐的各位函授老师，哪位是我的函授老师周达宝呢？负责人杨兆祥老师一一介绍着。念完了也没听到周达宝的名字。
礼堂里乱哄哄的，找到老师的都兴高采烈地与老师相见交谈，剩下没找到老师的像没娘的孩子，挤着、问着、寻着。负责人又宣布没来老师的名字和住址。
张晓枫同志和我同一个老师，我们就循着地址去和平街十一区21楼一单元6号去会周达宝老师。周老师幽默诙谐，一见面就说：“没想到吧！一个有着男人名字的人却是女的。”气氛一下就轻松活跃了。周老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曾经为矛盾等大作家编辑过书。周老师的爱人王文是大学教授，也很随和热情。屋子内堆满了书，名副其实的书香之家。周老师执意要为我们做饭。王老师就领我们到他的书房内为我们操作示范电脑，我是第一次见电脑，那时可能还没有中文打字软件，打出来的都是英文，王老师又用打印机打印成稿。我虽两眼墨黑，但我相信中国人一定会研发出中文打字技术的，我那时最大的向往就是用电脑写作。
临别时我们说：周老师，保重身体，我们还会再来看你的。周老师却笑着说：“什么时候？如果是二十年后，我也许就变成土了。”
此后，我再没参加函授班，但一直和周老师保持着联系。2002年我去北京参加“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人民文学’优秀报告文学奖”颁奖大会，去拜望过周老师，她已白发苍苍，但精神矍烁，声音宏亮。怀里抱个大黧猫，仍然漫游在书和知识的海洋里。后来，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一我都要给周老师打个电话，送声祝福，直到2018年春节，电话没打通，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那个和我出师同门的张晓枫再没联系也没见过，我在网上查，叫张晓枫的好几个，是不是河南那个小小说写出名了的张晓枫呢？
记得那时“人民文学”发了一首诗《伸出你的舌头红艳艳》。读起来剌激、恐怖、新奇，似乎理解作者想表达什么，又弄不懂作者在说什么？想，这大概就是所为的朦胧诗或曰意识流吧！这样的诗也能上人民文学杂志，那文章到底该怎么写？记得有伟人说过：“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境界。” 我隐约看到了“最高境界”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我进入了鲁迅说的“人生识字糊涂始”状态，但又不尽然。似乎清楚了什么，又觉得模模糊糊。心里杂乱无章，但却豪情满怀。像吃了一肚子桑叶的春蚕，相信总会抽出千丝万缕的丝来。
我只能这样来总结和描述鲁院十日的感想和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