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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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那天国强告诉我，说他爸和我爹说掰了。这怎么可能？不可能！
且不说我们两家是邻居、世交，光那生死之交的战斗情谊，怎么能使他们之间的友谊出现那怕是一丁点裂隙呢。
还是从1948年瓦子街战役说起吧。我们桢县是1947年第一次解放的，参加解放桢县的西北野战军二纵王震、四纵王世泰部，在赶走了桢县的反动政权后，就立即被调回参加彭德怀元帅部暑的瓦子街战役。据说，还带去了从国民党军俘获的六门小钢炮和炮手，那在瓦子街战役中可是发挥了大作用。你看我，一说起那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就像我爹对我们讲述一样滔滔不绝了。
那时，我爹胡世平和我叔——也就是国强他爸杜耀宗才十五岁，他俩此前就是从儿童团升上来的小游击队员。前方要打大仗了，后方要组织支前，我们村农会组织了一个十多人参加的驮队，给瓦子街的解放军去送粮食，我爹和杜叔赶着自家的小毛驴，驮着自家的粮食就随队出发了。
那年的雪下的真大呀！越往山里走雪积得越厚，驴小人碎路坎坷，那行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加上那些大人，嘴内喷着烟雾，伴着牲畜的铃铛声，高喉咙大嗓门地说长道短谝三国，就把落在后边的他俩给忘了。
在一个一边是崖一边是沟的小路上，杜叔的驴不知怎么一打滑就掉沟里去了，拽着驴尾巴的杜叔也一同滚了下去。可把我爹吓坏了，大声喊前边的大人，那些人那里听得见，转个弯就不见影影了。他想跑前去叫人，又放心不下沟里的人和驴。好在沟不是很深，驴有粮袋和雪垫着，人滚到驴身上，没有大碍，只是杜叔右脚崴了，痛的不敢挨地。
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才把驴和粮口袋弄上来，又下沟搀扶杜叔。怎么办？爹说他当时那个气呀!如果有枪,真想赶上前将那些大人通通毙了。没办法，只得把两个驴的负重放到一个驴身上，让杜叔骑驴缓慢前行。驴不会说话，如果会，那不知要如何埋怨呢。
好在是下雪天，前边的驮队留了足印，他们循着足迹前进。天公不作美，雪铣扬帚扫般下，很快就把旧痕迹覆盖得踪影全无，就连道路的轮廓也分辨不清了。好在老驴识途，他们只能跟着驴前进。
在一个岔道口，驴停住了，因为驴也不知道该走哪条道。怎么办？
杜叔骂：“这些狼心狗肺的大人，都不知道把咱俩丢了吗？算什么乡党！”
“埋怨有什么用！现在的问题是究竟该往哪条道上走？”正说话间，听见轰隆轰隆的炮声。爹说，“看来离战地已经很近了，这就更不容走错道了，如果跑到敌人的阵地上那就更糟了。”
“如果这附近能有一个窑洞，让咱俩避避雪，歇歇脚该多好。”
“做梦吧你！”爹说，“如果有神灵，那咱们跪地求求神，或者可以画地为屋呢。”
忽然响起了得得的马蹄声。二人大惊，一副欲逃而又无处可逃的尴尬表情。从一个道上转出两名骑大马的解放军战士，老远就喊：“小鬼，你俩是不是胡世平和杜耀宗？”说着，在跟前跳下马。
杜叔抢着喊：“是啊！是啊！我叫杜耀宗，他叫胡世平。”
“小朋友，你们辛苦了。”骑枣红马和骑黧黑马的两位解放军叔叔，麻利地把两袋粮食放到了马背上，又把我爹抱上驴背，领着他们来到了解放军的营地。
一到驻地，解放军叔叔就领杜叔去卫生所捏脚疗伤。还打来温水让他俩洗脸泡脚。然后去军队食堂吃热乎乎的饭菜。
爹厉声数落那些大人：不够人！不讲义气。领队的红运爷忙低声下气解释说：也不是不知道把你们落下了，如果远，那一定是要返回去看的，因为知道离目的地不远了，实驮子返回也帮不了你们，就急忙赶到营地报告了解放军。不是有两位解放军去接你们吗？下回一定注意，再不敢把你们丢了。
杜叔沉着脸说：“还有下次吗？这一次就把人认清了。”
那晚，他俩被安排在解放军军营里住宿。战事紧张，一会儿指导员作战前动员报告，一班人上去；一会儿那班人下来，这班人又上去了；伤员被抬下来了，有痛苦的呻吟声；当然也有眉飞色舞的交谈，消灭了那部分敌人、活捉了敌人的大官……这样的夜晚，你想他俩激动的能睡得着吗？
第二天，解放军后勤领导给他们每人发两块大洋让他们回家。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伸手。领导问：“咋啦？嫌少？”杜叔代表他俩表心声：“我俩不要钱，我们想参加解放军。”
后勤领导作难了，解释说：“一是你们年龄还太小，二来这事我作不了主，战事紧张，大领导都忙着在前线指挥战斗顾不上。你们有这心愿很好！先回吧，我想以后肯定有机会。”
太阳出来了，把雪地照耀得光华四射。两人心情好，把驴打得飞快，有意不与那些大人为伍，杜叔骑在驴上边走边照小镜子梳他那偏分头。爹抹抹他的光头说：“耀宗，你看那些解放军怎么样？”
杜叔边歪头照镜子边说：“我最最羡慕那白白净净的指导员，讲的话多有煽动力呀！说得我都想立马拿枪去杀敌。”
“那么说，你如果参了军，一定是想当个军官了？”
“可惜咱文化程度太低，穷得只上了个小学就再上不成学了。不过我会努力的。你呢？”
“我没你那雄心大志，只要能架挺机枪突突突扫射敌人就心满意足了。”
我爹和杜叔擦黑回到家里，得知国民党还乡团正在搜捕“红色分子”我爷和国华他爷又连夜把他俩送到黄龙山躲难去了。我奶奶经常叹息说：“娃回来连口热乎饭都没得吃，装了几个冷馍就走了。”
二
瓦子街战役旗开得胜，全歼敌二十九军，军长刘戡自杀。最重要的是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全面战略反攻，势如破竹。如秋风扫落叶，解放军二进桢县，敌伪政权望风而逃，1948年桢县彻底解放了。爹和杜叔也光明正大的回来庆祝胜利。
1949年爹和杜叔如愿以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可是参军后并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各自实现自己的愿望，杜叔当了首长的警卫员，最后只升到警卫班长的职务。爹也没能端着机枪去扫射敌人，而是当了一名马夫，养了几年军马。
人肯学习和不学习；人有理想和没理想；人有远大志向和死心蹋地，其结果是天壤之别。何以见得？事实为证——杜叔在部队入了党；爹一直是普通战士；两人1956年同时复员，我爹在生产队当饲养员，小学程度保持不变；杜叔却直接插班到县中学高五七毕业班学习，备战第二年的高考。毕竟只有小学程度，中学六年的知识一下要融会贯通，还要高考得中进入大学谈何容易，杜叔高考落榜。不过凭他的精神，不，也许是在部队锻炼的能力，他被当时的县中学校长看中，留校当了团委书记。再后来被派到公社当教育专干、秘书、公社党委书记、直到县委组织部……虽中间也有挫折，但总体是青云直上；而我爹，从年轻饲养员当成老饲养员，直到集体解散。我家分得一头老母牛，那牛一年给我家下一头小牛犊，到也帮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家不富裕的忙；现如今，杜叔退休每月拿四、五千元工资，每年还有一千多元医药费，夏有降温费，冬有保暖费，七十五岁以后还有护理费；而我爹，每月一百二十元养老金，五十元高龄补助，再什么也没有。这真应了农村一句俗话：人比人活不成，驴比骡子驮不成。
刚复员那阵，两人关系还保持的不错，爹讲了他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有一次周末杜叔回家来到饲养室，两人商量对斟一回，那时一斤散酒七角钱，半斤花生米三角钱。爹说他去买，杜叔不让，说你不挣钱，一月三十个劳动日，年底一个劳动日值才五、六角钱你买什么？说让他去买，爹又不让，说你一月只挣二十六元五角，除过伙食费还要给老人交钱，你买什么？争执到最后，爹想出个折中的办法，说这一元钱由他垫付，第二天星期天他休班，二人相跟上山割草。那时社员给饲养室割草每十斤记一分工，两人割一百多斤草回来记在我爹名下，这一元钱也就有了着落。
杜叔一百个愿意，如其说是割草挣工分顶钱，倒不如说是上山游玩，重拾一回儿时的记忆。自从长大参军以后，他们有多少年没有上西山了。
撇过那晚开怀对饮，直抒胸臆，酣畅淋沥不说。单表那次上山割草。
我们家就在山脚下，抬头就能望见西山，可惜我们这里没能出生像陶渊明那样的才子，不会吟“种豆南山下，悠然见南山。”那样的诗句。但对西山的熟悉和热爱程度，绝不亚于陶渊明而于南山。
我们的西山属梁山山系，高约四五百米。正对我们村的有老沟畅洼、单西渠、柳杨沟、圪瘩子等好多山址。那天他们顺着老沟南梁上山，这条道他们太熟悉了，半山上有鸽子庵、鹞子崖、水泉子等。他们每人拿一把鎌，一条绳。两人共拿一条扁担。路是羊肠小道，有几处还要攀援石崖。可这都难不住他们，因为他们小时候都不知把这山溜了多少遍。
来到山顶，哇！好大一片草场，绿草茵茵，百花竞艳，毛儿草像谷穗，齐摆摆随风起伏，白草实密密像地毯……蝶舞燕飞，鹰击长空。极目远眺，村庄、树木、黄河、以及彼岸的大、小孤山都尽收眼底。
“美啊！西山！美啊！我的家乡！”杜叔大声喊。爹建议：“先放一阵蹦<土话音bia>轱辘再说。”
于是两人大声喊：“有狼<土音罗>没狼！蹦轱辘嗲活。”然后把大石头滚下沟。
“轱辘辘……咚、咚……”引起的回声却是“轰隆隆……嘎、嘎……”
惊飞一群山雀，扑噜噜叫着飞上天际。藏在蒿草中的一只兔子，蹦跳着遁逃。
爹高声大唱：“家住陕西韩城县，杏花村里有家园。”
杜叔则唱：“一日革命成了功，一人一个女学生呀呼嗨！”
爹惊讶地看着杜叔：“咦！小伙子想媳妇了？”
“废话！”杜叔说，“二十岁思亲，三十岁思子，没想你多大了？”
于是二人躺在草坡上谈心思。
爹问：“得是有女学生向你臊情了？”
“粗卑！”杜叔说，“有一个示爱者，还不知能成不能？”
“草<母>狗不抡尾，牙<公>狗不奔身。抓紧！”
“吭！”杜叔笑了，“我说世平，都多少年了，你那粗鲁蛮话还是有增无减。”
“改得了吗！”爹说，“一逢下雨天、傍晚，那些闲驴<指闲人>就拥到饲养室，说天道地侃大山，净是些粗蛮话，耳濡目染，我能说下文绉绉的话吗？”
杜叔说的示爱的女生就是国强他妈王蕊香，那时是县中十八岁的女学生，校花，看上了二十三岁的团委书记。
杜叔问：“你和丑女的婚事咋样了？”
爹说：“还那样，我爹说，让我好好挣工分，年终如果分红可以就准备向女方过礼提结婚的事。”
丑女是我妈的小名，从小就和我爹订了娃娃亲。
杜叔说：“丑女是个好姑娘，光是颜色黑点，宜人着呢。”
“无所为，”爹说，“能用就行。”
“浑账！”杜叔说，“爱情又不是工具，咋能用能用来形容。”
“一球样！爱情是文人的时旄说法，其实就是发泄性欲的工具。”
“嘿嘿嘿！哈哈哈……”二人对着天空对着空气对着大山放声朗笑。引发“嗡！哇哇哇……”的回响。
第二年春节时我爹和我妈结了婚。过了几个月，杜叔在学校出事了。
杜叔把女学生肚子弄大的事被人告发。那时这样的事件可严重了，开除公职不说，受法的可能都有。好在有校长护着，立令王蕊香退学马上与杜耀宗结婚。并把我杜叔调了工作。燃身之火才算被捏灭。
三
文革中，这件桃色新闻又死灰复燃。怎么回事？
文化革命刚开始时我杜叔还非常活跃，联络部分教师学生组织了一个“多奇志”造反队，当然是属于保皇性质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两派斗争非常激烈，一派要斗夸一派，擒贼先擒王，先要打倒对方的头头。要打倒某人，莫过于找准对方的死穴。而杜叔的死穴就是那件桃色事件。那件事当年被传得沸沸扬扬，造反派当然很容易挖掘出来。于是他们大讲特讲，大批特批，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到了1968年，文化革命深入开展，批斗、武斗、修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死人的事也随时都会发生。据说杜叔的右耳就是那时被打聋的。此时杜叔的“多奇志”造反队，被“红造”以“多奇怪”的谐名而讥讽。他本人则东躲西藏避难保身。
有一次，造反派得到消息，说杜叔藏在家内。于是大动干戈，一大队人戴着红袖套、奉着红宝书、举着木棍直奔杜家，意欲将杜耀宗辑拿归案，批倒批臭，绳之以法。杜叔人急无奈，跑到饲养室寻求我爹保护。
红卫兵闯进门，黑压压站了一院子，高喊着要交出坏分子杜耀宗。耀宗父母作揖打躬向红卫兵求饶，女儿国华吓得躲在角落里哭，唯有王蕊香英勇不屈，那时她正怀着国强。
红卫兵头头说：“赶快交出坏分子杜耀宗！”
王蕊香：“杜耀宗不是坏分子，同时他也不在家。”
红卫兵头头：“他乱搞男女关系还不是坏分子！？”
“我们那是正常恋爱，谈不上乱搞。”
“咦！你这破鞋还为自己涂脂抹粉，真不要脸！”
“谁不要脸？你知道什么是破鞋吗？荒淫无度，一人和好多人乱搞才叫破鞋，我只爱我丈夫一人，忠贞守节，怎么就破鞋啦？怎么就不要脸？难道你爸X你妈都不要脸吗？”
“你……你！”红卫兵头头恼羞成怒，“看我一声令下就让你粉身碎骨。”
“来吧！老娘就不怕死，你看好，”她挺着大肚子说，“我肚子内还有一个，你娃有本事就把我这两条命要了。”
一个年龄大一点的女红卫兵在红卫兵头头耳边小声说：“算了吧！咱主要是逮杜耀宗，真死两个人还不好收拾。”
正说话间，有一个红卫兵来报告说杜耀宗藏在饲养室内。红卫兵头头手一挥说：“走！”于是一群人又浩浩荡荡拥到饲养室。
我爹把杜叔藏在草窑里，草窑前放一辆大车，车上放一把锄刀，我爹架着二郎腿坐在车辕上抽旱烟。
红卫兵头头厉声说：“咳！饲养员，听说你把杜耀宗藏在饲养室了，赶快交出来！”
我爹说：“谁说的，谁看见我藏杜耀宗啦？”
“你放聪明点！你不看我们是谁吗？”
“你们是谁？”
“毛主席的红卫兵!”
“哼！”爹不屑地说，“我还是毛主席的解放军呢！老子西征解放兰州、西藏时你他妈还不知是那个乱坟岗子的游鬼，你才投胎几天就敢在老子面前显摆。”
“你说你没藏杜耀宗，敢打开草窑门让我们搜吗？”
“你有什么权利搜公社生产队的饲养室？我是饲养组长，有权保护人民财物。”
“你蛮不讲理！我们就来硬的，我们人多。”
“你敢！”爹把烟袋一收，站起身，操起车上的铡刀，“你们人多便怎么样？老子连国民党反动派都不怕，还怕你们几个小毛猴！”抡起铡刀，“嚓”就把旁边一棵小榆树拦腰砍断了。
那些学生娃脸都吓白了。红卫兵头头装腔作势说：“好，你厉害！你厉害！我们去报告造反总部，看怎么收拾你！”说着一溜烟逃走了。
人生真是变戏法，后来形势急剧变化。先是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再后来又说：要搞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杜叔的“多奇志”造反队这时却派上了用场，他被以一派的头目联合，进入县革命委员会。再后来，四人帮倒台，造反派被清算、保皇派得势。革委会变县政府，共产党县委会恢复，杜叔就进了县委组织部。
四
从我妈那里证实我爹确实和杜叔脸红说掰了后，我和爹长谈过一次。问他们的关系从什么时候产生了间隙？
“唉！”爹叹了口气说，“我永远都忘不了那嘴脸，我悔死了为那么点破事去找他！”
大概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吧，那时吃饭要粮票，扯布要布票，买肉要肉票。逢年过节，街上的肉店前会排着长长的买肉队。那时我杜叔在红星公社当教育专干，公社就在红星街上，离肉食门市部不远。有一回年前，我爹一来是买肉怕排队，二来是想买点软腰肉。<那时人油水少都想买膘肥油厚的肥肉，不像现在的人专拣瘦肉。>于是就找杜叔想走个后门。
来到杜叔的办公室，看见人来人往办事的不少。坐了一会儿，没其他人了，杜叔问有什么事？我爹说明来意。杜叔笑了，笑着起身掀帘叫了个下属领着他去办事，并笑着把他送出门。爹如愿以偿办了事，可一想起那笑容就浑身打冷颤。因为那笑容里饱含着轻蔑、讥诮和无限的看不起。爹彻底觉得他和杜叔已经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了，再也走不到一条道上，也坐不到一条板凳上了。
我问爹以后再找过杜叔办事吗？爹说找过。
那已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了。我爷我婆和国强他爷婆都过世了。杜叔把他一家人都转成了商品粮户口，搬城内住了。给王蕊香找了个商店售货员的工作，女儿国华初中毕业后就安排当了小学教师。这还不算，他的亲戚中就有三、四十人通过他安置了工作。就连国强，也在他退休前接了班，被安排到土地局下属的一个单位工作。
爹说，人为了儿女有时候就可以连脸面也不顾。再说有解放前和文革中救杜叔那两次，他不相信杜叔就是铁石心肠。我哥和国华同岁，我哥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他就想通过杜叔给安排个工作。条件不高，下煤窑当矿工都行，只要能成国家人端上铁饭碗。可是八八九九说了一整，杜叔就是不应口。说他真的再不敢开这辄了。
这件事爹很生气，可我似乎能理解。你想，杜叔已经安排了那么多亲戚，再开了朋友和战友的辄，那还得安排多少人？如果共产党的干部都个个效法，那共产党的政府机构不就都成裙带关系了吗？这又与封建王朝的家天下有什么区别呢？
还有一件事，爹说他和我妈羞辱在心，却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何事？
我妈怀我哥、王蕊香怀国华时，两人在一起喝酒，酒酣心醉的时候，说过不论谁家得了男女就结儿女亲家的话。可后来，我哥生得四肢发达，脑子笨拙，不爱读书，一介农夫。而国华玲珑剔透，聪明伶俐，人民教师。这事还能再提吗？还须再提吗？后来国华在城内结婚，杜叔没通知我家，我爹知道了，犹豫该不该随礼？考虑再三，还是由我爹一人去随了一份礼。为的是挽留住这份友情。到我哥结婚时，我爹妈亲自提着礼品去送请柬。可过事那天，杜叔家狗大个人都没来。
“去你妈的，没良心贼！鞋扇子做了帽檐子——有什么了不起。你看不起我，我还鄙夷你呢！”我爹真的怒了。从此两人的友谊就名存实亡。不过好长时间我们儿女辈并不知晓。
五
我爹一辈子最悔的就是懒学无识，没有文化，落于人后。到儿子一辈也没抓紧培养，两个儿子没一个进入公门端铁饭碗的。这是爹的心结。
我却不这么认为，农民有什么不好？毛主席都说劳动最光荣，劳动人民最伟大。再说改革开放后，政策放宽了，农民什么都能干。就拿我家为例，我哥胡志峰，两口子勤劳能干，除过种几亩责任田还出外打工，一年也不少挣钱。前几年就划了房基地，盖了新房搬出去了。哈！本人胡志超无才，只能算个小老板，我借着家乡有名的土特产大红袍花椒做生意，范围之广，涉猎北京、天津、成都、内蒙、山东……每年少说也赚十几万元。我和爹娘住老院，我把爹娘当年盖的老屋连根铲除，在北房盖了三层小阁楼，南、东房是平板房兼门房，西边基地上搭了有机玻璃大棚，专为收椒、筛椒、整椒用。院子整个墙壁都是瓷砖贴面。门头匾上的四个瓷贴大字是“大展鸿图”。你可能认为我是耍骄傲，老王卖瓜——自吹自誇。我可以老实告诉你，我这样的院落在农村比比皆是，要与村内那些大户比，真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可你再看看我家东边杜叔家的院子，一栋厦子房，走马门楼，木板门，门上挂把锁，灰头土脸，像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蹴到现在的小老头儿。
可这些，在我爹眼内都不足为奇，他最看重的是家内能否出状员、翰林学士，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大学生、国家干部。
可我家的第三代人怎么样呢？我们这一代人，遇上了国家计划生育，一人一个孩子，我哥的孩子也就是我侄儿胡牛，头大脸方，身体健康，能吃能喝，学习扛榜。我爹开始对这孩子还抱很大希望，假期掏高价给报补习班补课，可钱花了没效果，考试照样排倒数第一。觉得这孩子可能是遗传保守，脑子拿榔头砸可能也难开化。我那精灵鬼女儿胡慧却完全显示出家族的遗传性变异，学习并不怎么吃力，却考试持久名列前茅。我爹看准他这宝贝孙女儿，想给她吃偏饭找高师补课。胡慧反对说：“补什么补！钱多得没处去啦？那点知识还够学吗？”
爹说：“你娃不要张，你要保证给我考上大学一本。”
“啊呀！爷，没问题。北大、清华不敢保证，考个大学本科那是鸭子吃菠菜——平铲。”
“好！让你吹！看你给我考不达标怎么办？”
“我要是考不上大学一本就把我的名字颠倒写。”
“怎么颠倒写？”
“不叫胡慧叫慧胡。”
我女儿还真不是说大话，当年应届就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虽不如北大、清华名气大，但也算个重点大学。这奇女子，如愿以偿了还把姓名反写了，不过变了味儿。这是我后来在网上得知，她给自己起了个网名叫慧狐。慧狐，慧狐，智慧的狐狸，一定不安分守己。
爹请来亲戚朋友、战友，为孙女办了一场盛大的谢师宴，也就是庆祝宴。我爹从来不善于在人多处讲话，那天也半洋半土的发了一通感慨：“我慧慧牛啊！是我们胡家三代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光荣啊！骄傲啊！慧慧你要继续努力，将来再当个国家干部，荣宗耀祖。感谢老师！感谢大家！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一醉方休！”
六
噢！现在该告诉你我爹和杜叔为什么事说掰了？是这样的。
当年他们那批兵是1949年9月26日入伍的，可在填履历表时，不知谁建议说，开国大典是多么喜庆的日子呀！咱不如把入伍时间填成10月1日。这个建议得到包括我爹、杜叔在内的三十多名战士的响应。人无前后眼啊！谁成想几十年后，当他们到退休年龄时，国家有一项规定：凡1949年10月1日前入伍或参加工作的算离休干部；10月1日后<包括10月1日>算退休干部。这离、退二字对那些死去的烈士、像我爹这样的农民到无所为，而像杜叔等影响就大了，每月退休金少一两千元。福利待遇也差远了，据我不完全了解，离休者医药费全报；退休者住院才报百分之七十；七十五岁以上离休者每月有一千多元护理费；退休者每月才六十多元……反正拿我爹的话说，那是差驴把一截了。
杜叔找我爹要他写个证明，证明他确实是1949年9月26日入伍的。我爹眼一瞪说：“好个杜耀宗，你有尽没有？我和你一起干革命，一起参军，你现在一月拿四、五千元退休金，还享多少福利。而我一月只百八十元，再屁都没有。你还要我证明让你再多拿点。没相！”
杜叔说：“你拿的少也不关我事啊，因为你是农民呀！”
“农民咋啦？农民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干革命时要农民种地纳粮，养儿当兵。国家困难时农民勒紧裤腰带，养活全国吃商品粮的。如今国家富裕了，就把农民撇一边了？”
“你发那牢骚也没用，我又不是国家决策人。”
“我知道我说话都不如放个屁，可我有权利不给你写证明。”
我婉转地说了爹几句，说你不该那样对待老邻居老朋友老战友，再说即就是你一个不证明，也碍不了人家的事。爹还是他那倔脾气：“我就是要让他知道，烂套子还有塞船的时候。”
听说后来杜叔代表他们那三十多人不断的上访，县上、地区、省、直到中央，一时间成了桢县有名的上访户。那时限制上访，那里出现上访者，那一级领导就要受批评或处分。他们这帮人没少给县上领导造麻烦。
据说有高人给杜叔出点子：说你当了多年领导还不谙官场潜规则？你出点血<花钱>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算了，那管他人瓦上霜！杜叔的“英雄气慨”倒上来了：咦！大家同舟共济的事，我一个人那样做，岂不成叛徒、内奸、工贼了吗？
杜叔他们的问题到底解决了没有？我不知道。
七
故事到此本该结束了，可国强又找上门来。我急忙解释，说我问过我爹了，是我爹不对，我也婉转批评了他，你贵贱别因为老爷子们的事伤了咱哥儿们的感情，再说……
“不！”他打断我的话说，“我找你是有别的事。”什么事？
“我……”他尴尬了半天才说，“我想把我儿子杜克的户口转回村里。”
这不足为奇。但我还是好奇的问，为什么呀？那时转城市户口多不容易，为什么又要往回转呢？
他给我诉起起了苦，说他儿子简直就是个城市游狗，初中毕业连高中都没考上，整天泡网巴打游戏，再就是玩手机看微信，着迷了连饭都不吃。要么就是拉帮结伙惹事生非打群架。出外打工干文案没本事，干体力活吃不下苦。给娶了媳妇，人家嫌他懒、没本事，没过几天就离了婚。我说，那让你爸给安排个工作混混不就了了。
“今非昔比了啊！”他拖着哀腔说“过去有内部指标、接班什么的，现在反腐败那么厉害，谁还敢走后门安排子女。现在用人实行考公务员制，考不上就没戏。”
我说，那你养了个“啃老族”儿子呀！
“可不是吗！”他忧愁地说，“按说拿我父母的退休金，我两口的工资，养一个吃闲饭的儿子到没问题，可最后咋办呀？我们都有老死的时候，我们养不下他一辈子呀！”
那户口转回来就有办法啦？我问。
“毕竟这是故土啊！”他说，“这也是我爸的意思，说是最后他即就是饿死了，在家乡的土地上也好有个葬身之地。在城内他恐怕连个墓地都买不起。”
亏他能想出这样的理由来。我说那你找村长组长说说看。他说他知道程序：村民小组通过报村委会，村委会通过报乡上，最后拿上各级的介绍信才能到派出所转户口。我说那你找我有什么用？他说他把各级都跑了。村民小组长说，村民大会通过先不说，村民代表能通过才好上村民大会。而我爹就是五位村民代表之一。他是要我做做我爹的工作。
九九归一，问题还是落到我爹身上了。我虽然答应他试试，但自己心里先打了百分九十的否决票。为什么呢？
是你有所不知，现在风向完全变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刮起进城风，人都削尖脑袋往城内钻。千方百计想把农村户口变成城市商品粮户口，那有多难啊。自从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党给了农村很多优惠政策，比如取消农业税，种粮给补助；退耕还林也补助；扶贫政策等。同时，随着国家的发展变化，修铁路、公路、高速路、办工厂……都要征地或租地。土地的价值一下翻了几十倍，农民收益也就水涨船高。就拿我们村组来说，去年427公路从山根下经过，征了我们组部分地，年终我们组每人就多分了五千元。这还不算，集体富裕了，环境也好了，硬化了巷道，建起了活动场。安上了自来水管，用上了煤气灶、电磁灶。城乡差别越来越小了。村里办了幸福院，没人照顧的老人可以到幸福院去吃饭休息。每年农历九月九还开庆祝会给老人们发钱发物。这样一来那些户口在外的人就眼红了，就又刮起了回乡风。你想那好办吗？农民又不是傻子，多一个和尚多分一杯羹，谁不懂这道理。所以如今要往农村转户口也确不是易事。
我给爹一讲这事，爹果然眼瞪胡子翘：“啊呀！想的怪美。城里有利就往城里钻，农村有点油水了又想回来揩油。都由他们啦！你没问他，这中国到底姓公还是姓杜、姓郭？要这样，咱也该把慧慧的户口转回来？”
我脱口而出：其实胡慧的户口早就转回来了。
“什么？！”爹的惊诧不亚于发生了六级大地震。
事至此，我只得实话实说了。我那女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闫良飞机场工作，每月挣七千多元还嫌少，一下跳槽到深圳私企工作，每月挣一万多元。那时户口没处落，就转回来了。我改造老屋时，娃一次就给我寄回来十万元。
“胡闹！”爹把桌子一拍。茶壶茶杯都蹦跳起来。
看来，爹的固旧心结一时还解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