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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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曹文润）
我也很难说清，在成年以后，为什么我仍会对家乡达州的南门码头持一种异样的情感，且与记忆中的它纠缠不清。
每一次，当我步行路过南门口或者读到与南门码头相关的文字和图像，我就会如同一个醉汉闻到酒味一样，迅速地沉迷在对南门码头的冥想中，我醉心于通过对仅存的记忆碎片想象，完成对南门码头昔日繁华的叙述重构——这是多年来的一个心愿，或者说这是一个习惯。
我总是会停下脚步，站在南门口那几栋即将拆毁的旧楼前，陷入某种不安之中，我知道这些仅存的民清风格的建筑物，它将很快在某一天轰然消失在推土机的巨型挖掘臂下。也许这一生我都永远无法完成对南门码头的完整描写，总是令人沮丧。
对于土生土长的达州土著居民而言，南门码头是一个值得夸耀之地。千百年来，那条河流，那片水急浪高的静花滩，那一大片开阔的卵石滩和大片沙滩，还有那条人工修筑的河中长堤……它们是人类生活的见证与参与，蕴藏着独特的地域人文基因。
如果去南门口茶馆喝茶，运气好的话可以遇上几位上了岁数的达州原著民，只要一提起南门码头，他们总会把头一昂,说,南门水码头，那简直就不摆了，没有两把水（土语：游泳技艺），敢哈（土语：动词，游泳之意）南门口？语气里莫不带着几分骄傲,几分凛然。
我在少年时第一次看到列宾那幅著名的油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时，明明知道画面中的河流是欧州最长的河流伏尔加河，但我还是毫无根据地把它的地点与南门码头紧密相连的州河联系在一起。
我在顺城巷的老家与南门码头并不远，其间隔着我的母校三完小。整个小学期间，甚至是整个童年，我对繁华的南门码头都怀着复杂的情感，总是无法与它亲近。很多次，我放了学一个人背着书包悄悄地从箭亭子的月台去了河边，孤单地站在河岸，远远地望着那些停靠在南门码头的大大小小的木船，尤其是那些从船上卸下的堆积如山的货物，用厚重的帆布覆盖着，显得几分神秘，有点像电影中的国军军用仓库，让人望而生畏。还有那些在码头肩挑背扛忙着装船的汉子，他们裸露在阳光下油光发亮的肌肉、粗糙的脸庞和破旧的衣裳，总让联想起电影里那些在国统区送情报的地下党。如果是夏天，那只烧柴油的机动小汽艇（我们叫它汽划子），每每它呜着汽笛，突突突地离开码头向下游驰去时，宽敞的州河水域就会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浪花，平静的州河立即热闹起来，那些正在水里游泳的人仗着水性好，就会飞快地迎着波浪游过去，一路追着汽艇尾端，享受着冲浪的乐趣。水性差的和小孩儿就赶紧退回到浅水区，生怕被浪头吞噬或卷走。其实，那种波浪哪有那么大的力量？它不过是被从未见过大海的内陆人放大了对波浪的恐惧。
据民国版的《达县志》记载，达州的交通运输水路似乎比陆路更便捷。“下由三汇、渠县，赴广、合、渝之路；上通宣汉、万源、城口之路。”而陆路由梁、万出川之路三：一由县出南门，过大渡，转东三里草街子至两路口又七里至平桥，十里至雷音铺，二十五里至亭子铺……交开江任市铺界，经梁山县治，接成万大路，东通万县。可见，南门水码头是昔日的水陆交通枢纽，其繁华程度可想而知。
我还读到这样一段文字：“南门外为正码头，药材、盐糖、油米、丝麻、杂粮、山货会集之所，市廛繁盛。”“右折直下曰箕星街，多酒食、铜器、染色、成衣等铺……又曰布市街，有盐、糖、烟、醋、铁、土瓷、香烛、纸马、猪、羊肉零售店，商会设于水府宫内……万寿宫今为淑慎女学校。”与码头毗邻的珠市街、兴隆街、会仙桥，也是“疋头、洋广杂货、棉纱、纸店、书坊、皮箱、药材、山珍、海味萃集、洋货店大充斥。”甚至在清朝光绪年已有英国人在此购置产业，兴办学堂。而那条曾经供男人们寻欢销魂的烟花柳巷，离南门码头也不过一箭之遥。
这些来自历史的记录文字离我很远，它是我的记忆底色。
多年以前，第一次读到李劼人先生著名的《死水微澜》时，那个跑滩匠罗歪嘴罗五爷与一表人材的蔡大嫂邓幺姑在天回镇演绎的精彩故事，深深地吸引着我。奇怪的是，小说的地点天回镇兴顺号就仿佛是南门口某间商铺，我甚至怀疑那个罗歪嘴也许带着他心爱的邓幺姑私奔到过达州城，就住在那间白色的三层小楼里。我总固执地想象某扇玻璃窗后，年轻妖娆的邓幺姑身着旗袍，手里摇着一柄小绢扇，伫立窗前，注视着透着某种诱惑的繁华夜景……这当然是我在冥想中完成的“画蛇添足”，胡思乱想。但是人的想象力就是如此不可理喻，作为袍哥人家的罗歪嘴，混迹江湖的上世纪四十后代，拒资料可查，达州南门码头附近的滩头街、珠市街和箭亭子等堂口，“红帮”相当活跃，这么一想也似乎有了某种“合理”的依据。
关于我母亲额头上那块疤痕的故事，如果不是我无数次听她口述，我也不会相信那是真的。因为太像那个年代流行的故事模式——她曾在南门码头附近的一位姓周的国军团长家当丫头，起早贪黑，伺候团长一家老小，甚至还要伺候太太吸食鸦片。也是在那个据说是成都人的国军太太调教下，我母亲学会了做海参，炖燕窝。这应该是我母亲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接触传说中的极品美食。以至于几十年后，我母亲在向我们讲述炖燕窝的过程时，仍有一种兴奋。她说先用合适的温水泡开，在水中的燕窝会化开，像棉花一般洁白柔软，再用削尖的竹筷小心拈开粘在上面的小绒毛，有的燕窝上还能清晰地看见红红的血丝。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年春节，母亲特地从商店买回燕窝，兴致很高地说要让我们尝尝。但是母亲在厨房忙碌大半天，失望地走出来，连声叹息，这哪是燕窝，不像不像，这肯定不是真货，我就说嘛，这么金贵的东西咋会满街都是。
因为团长太太与副官通奸，被从南门码头下船回家的团长察觉，被团长痛殴一顿。团长太太误以为是母亲向团长告的密，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我母亲头上。当时我母亲正在厨房忙着做饭，很委屈地辩解了一句，太太就顺手抄起灶上的火钳，朝母亲头上砸了下去，母亲顿时鲜血直流。但她什么话也没说。第二天一清早就收拾起自己的东西离开了团长家。母亲的这段悲情故事与她额头上的那块寸长的伤疤，经她无数次叙述，早已深深地烙在我的童年记忆里。
上小学时，每次坐在三完小大礼堂听忆苦思甜报告时，受同学们哭声影响，我也忍不住跟着伤心落泪，当然这泪水里多了对那个国军太太的恨。我不止一次地凭着母亲模糊的方位记忆，把自己想象成小兵张嘎专门去南门码头一带寻找过那个国军团长住过的房子。多年以后我想起那么小小年纪的我，那么单纯的少年心里，竟然会填充了那么多的恨，不禁哑然一笑。
有一次，我跟着一位姓黄的同学去他家玩，他爸是地区食品公司的领导，他家居然铺着木地板，家具齐全，还有奢侈的小圆桌和滕椅沙发。这座解放前某个大户人家的宅邸，立即让我联想起了记忆中的国军军官的家，不过那时年少胆怯，不敢开口向同学父亲打听房子的来历。其实，对于那个国军军官的住房的想象，完全来自于那个年代的战争电影。所以，记忆有时是靠不住的，童年的某些模糊的回忆，会令我很怀疑它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有史书记载，川东人多为巴人后裔，以质直好义、血性尚武著称于世。也有学者称，三分天下四川人，川西人尚文，川南人尚仁，我们川东人尚武。这说法有意思。
南门口上游那一大片开阔的沙滩，是达州男人打架斗殴的战场，犹如古罗马角斗场。那个年代，几乎每过几天，城里老百姓就会听到这样的新闻，不得了哇，哪个谁谁谁昨天与谁谁谁，在南门河坝打群架，还动了刀子，人都躺在医院，不晓得救不救得活哟！这样的新闻对于达州人来说，早已习以为常，而南门码头对岸的那片偏僻的草甸子，是达州城公开枪毙犯人的刑场，一些罪大恶极的重犯被公判死刑后直接押到那里，砰地一声就地枪决。我曾经近距离地看过一次枪决场面，记得那天天空阴郁，围者如堵，气氛凝重而恐怖，极具仪式感。当那个脖子后插着死刑犯标志的罪犯被两名持抢民兵押下刑车时，早已吓得面如白纸，两腿发软。他几乎是从公路边的土坡拖到河边林子外的草甸子上的。我与众多围观者被栏在警戒线外，异常紧张地目睹一个生命的终结。而法警刚刚离去，人群就一片骚动，原来被罪犯杀害的死者亲属们眼含复仇的泪花，挤出人群伸捡起石头狠狠地砸向罪犯尸体。我吓得心口咚咚直跳，拚命地挤出人群，有种想呕吐的难受。这个可怕的场景一直反复在我的梦魇中出现。多年以后我才终于明白，这既是对死亡的恐惧，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人生一世，生死为大。我知道那些储存在我大脑内核的关于南门码头的故事碎片，蕴藏达州人的基因密码。也许我永远都无法破译它，但我在与南门码头的每一次纠缠中，都心存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