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曹文润
桃花街上无桃花
那天,当我从办公室的打印机上拿起省作协发的那份通知时,初春的阳光正好从玻璃幕墙缝照进来,投射在文件上,一时有些晃眼,薄薄的几页A4纸在我掌中竟然有了一些别样的沉手。我心里明白,这是因为那场旷世闻名的大地震,北川这个不知名的小镇也被全世界所铭记。我扫了一眼通知,报到地址打出的是一行容易令人产生无限想象又富有诗情的字眼:桃花街06号,但是此刻,却没有引起我一丝暧昧的绮念。陡然涌入我大脑的只有大地震时我躲在成都李家沱寓所里,一边抗震一边为央视赶写30集电视剧《江姐》剧本的情景记忆。
吸引我去北川的当然是因为非虚构写作,与桃花街的联想无关。比我先到一步的晓伟兄通过手机不停地为我指引线路,也用极富诗情的字眼引诱着我的想象,我却只能冷静而又谨慎地接近目的地。在我的印象里,无论是高雅而充满灵气的唐诗宋词,还是民俗俚语里,桃花一词的意韵,早已突破植物学和美学的界线。桃花——它从来都是一个令人产生绯闻绮意的词,这个词它是那么浪漫多情、美丽绚烂、诡异多端而又魅力无穷,她像冬日的暖阳一般不知温暖了多少清贫潦倒的书生秀才的浪漫情怀。
我从达州乘动车到成都,转高铁抵绵阳,在客运中心售票窗口买了一张去“新北川”的汽车票。然而,接过车票一看,上面打出的字不是“新北川”,疑为出错,赶紧将票复又递进,售票员解释“永昌”就是新北川。哦,原来如此,北川新址迁至永昌镇,新北川不过是俗称。我是第一回来新北川,一上车我就向司机打听:“我到桃花街,到站请喊我一声。”司机回过头,疑惑地瞅了我一眼:“桃花街?”我点头。司机一脸茫然地问乘务员,又回过头来问乘客,均摇头不知。我不觉一愣,连忙翻出手机上出门前专门拍的文件照片,可以确认,报到地址就是桃花街,没错。一位老太太问我:“你该不是去花街?”我茫然,继而坚定地摇头否认。我相信省作协文件不会将“花街”多打一个“桃”字,让花街变成桃花街。可车上十几个乘客,都是本地人,怎么会不晓得“桃花街”在哪儿?我感觉不妙,不知我要去的路在哪儿?想了想,我赶紧又翻出手机照片,一字一句读出了地址,“北川县维斯特农科培训中心”,司机一听,一拍脑袋笑道:“嗨,你早说维斯特嘛,我晓得!”我这才释然。
抵达新北川时,天空阴郁,如水墨渲染一般,却正符合我此时的心境,那场大地震的记忆,成了我此行的一抹情感底色。报到的时候,我终于在酒店旁边的小路牌上看到“桃花街6号”的字样,原来桃花街是景区内的一条街,难怪连本地人也不晓得。晚饭后,我与几位文友一同散步,大家都忙着掏出手机拍照发微信,然而我们却没有看到桃花,除了附近农舍周围有大片的金黄色油菜花,完全没有找到想象中的那一丛丛艳丽妖冶、迎春怒放的十里桃花之美景,大家不免有些失望。在酒店大门长阶下的那条小道,两旁载满白色的四季玉兰,浓稠的花香飘浮在早春的寒意中,香得让人有些犯晕,似乎连脚步也变得踉跄不稳。桃花街上无桃花。我想,也许这里大地震前是有桃花的,或许正是因为没有,有过亲历生死考验的北川人才更加梦想有一条桃花街,可以让他们在桃花盛开的季节里,与永远失散的情人爱人亲人们重逢或艳遇。
数字与警示牌
登记入住,交押金,接过房卡一看,纸袋上是服务员刚刚用圆珠笔写的D区5512一行字。这个敏感的数字让我不禁暗自一惊。关于大地震的记忆再次涌出,我犹豫着要不要换房,可又想不出理由。512,难道这个曾经让全世界都心痛的数字冥冥之中对我有了某种暗示?它会带给我什么机缘?我一时茫然,虽然我是一个唯物论者,但也相信缘分。如果这是老天的安排,是祸是福,我也只有坦然接受,从容面对。如此想着,心情不免有些沉重,一如此时像水墨一般的阴郁天空。我提着行李进了电梯,伸出指头揿下楼层按钮时,却又是一愣,我发现楼层按钮只有123567,单单少了4。难道北川人是有意为之?为什么要把4删除了呢?
我当然知道西方人一直都有忌讳13这个数字的习俗,那是因为传说耶稣受害前与十二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第13个人正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参加晚餐的日期也恰是13日。因此视13为不幸之数。
我们这个民族一直都对死怀有禁忌,4与死谐音,无端惹祸,被人避之不及。从小我们就对死抱有一种天生的恐惧心态,从不敢随便谈论死亡,似乎是因为害怕惊扰了死神,来找我们的麻烦。就连孔夫子不是对死也不愿多谈?《论语》写得很清楚,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这是大圣人在耍滑头,支支吾吾,答非所问,说明他也对死的话题有些忌讳。我突然明白,经历过大地震的北川人当然对死亡有更深刻的理解,电梯楼层上不设4数字,或许这是活下来的幸存者们避免对亡灵的惊扰,也是生者对死者的另一种敬重。这个念头在我脑袋里一旦清晰后,从此我在北川的土地上行走,就下意识地提起脚跟走路,一举一动都变得小心翼翼起来。在夜晚的新北川县城,我甚至感觉出自己粗重的呼吸也变得异常平缓轻微了,而让我目光变得柔和的却是一辆停在北川大地震博物馆内的那辆特地从废墟上找到的川FA8512,这仅仅是时空的巧合吗?某种机缘的巧合?我无法找到答案。而另一辆停在酒店路边的灰色上海大众小车车牌,川A2WQ57,它的车尾保险杠上竟然用不干胶贴着一张白纸红字警示牌,上面的字是电脑打印的黑体字:阿弥陀佛 不抢得,不着急。我曾在东莞交警系统工作十余年,可以说见过的车和车尾警示牌成百上千,譬如写“新手上路,请多关照”、也有“爱我,追我,别吻我”,还有“车技差,脾气大”、“我是凤姐,谁撞我嫁谁。”的,可谓五花八门,千奇百怪,还真就是头一回见这种将佛教技术语植入警示牌的,这引起我极大的好奇。我天生愚笨,虽无慧根,又无佛缘,但因我母亲晚年虔诚向佛,吃素念斋,皈依佛门,生前执有成都文殊院的入籍居士菩萨戒牒,这让我对佛教怀有一种别样的亲近和敬意。也让我在离开北川的前夜,突然觉得母亲病逝后一直困扰我多年的那份刻骨铭心的个人痛苦,与这块土地上曾集体经历过的人间大难相比,犹如一滴水之于沧海。
我明知无法猜测车主的身份,却还是让好奇放纵了我的臆想。他(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善男信女?佛学院的教师?寺庙里的住持?或者是研究佛学的文化人?一个虔诚的佛门俗家弟子或居士?我没能找到答案。但有一点大概可以肯定,车主应该是一个对生与死有着不同于常人的际遇与感受的人,也许他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也许他偶然从佛主那里获得了解脱与慰藉的启示,才会有一颗如此柔软的慈悲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