钥匙

记事以来我丢过两次钥匙。

一例是念小学的时候，镇上有个工程，夯掉了两段路，重修，正是平常我放学回家要途经的路段。我贪玩，偏不绕行，硬是要走破裂起伏的施工路面，在板块之间疾走腾跃。玩得尽兴了，钥匙也没了。我回头去找，这无异于大海捞针，终究是作罢了。后来家里人找了根绳，将钥匙一串，打了死结，往我脖子上一挂，这一挂便挂到了小学毕业。从防丢层面来讲，这固然是个不错的方案，但不美观，这让我联想到狗脖子上套的防丢项圈，不同的是它的防狗丢，我的防钥丢——不防丢人。除却造型问题，还有便利问题。上学时几乎每天都要做课间操，其中有一节是跳跃运动，每当此节我和钥匙总要发生一些正面冲突，一套广播体操做完了，钥匙也从胸前到后背了。之后读了初中，我开始长个子，家里出了奇招，将钥匙放在了门框上方，此后便高枕无忧了。此举只有一弊，就是总要留意路人目光，开门前后要特地观察一下四周，再作行动，一者防盗——防目击者盗，二者还是防盗——防目击者疑我为盗。

第二例是近两年的事情，因为自己长期在外地鬼混，浑浑噩噩之际，遗失了家里的钥匙。——我初三的时候，父母离了婚，镇上的房子归了我妈，我爸回了乡下，因此我在故乡有两个去处。上述的钥匙指的是镇上那把。

他们离婚后我随了父亲，当时不开化，认为离婚就是势不两立，终日对我妈恶语相加，没呆多久便搬走了。

一两年后想通了，又去见了她。

我妈说：“回来啦？”

我点头，说：“回来了。”

随后她去做饭，我立即在客厅找了把椅子坐下，仰起脑袋，用力瞪着天花板，将泪水逼了回去。

走的时候她给了我一把钥匙，说：“之前那个锁坏掉了，后来换了个新的，这是钥匙。有时我要加班，你回来进不了家。”

之前的锁的确不好用，要一边拽着门把一边钻木取火般拧动着钥匙才开得了——所以我家的前任钥匙都有点像麻花。

它终于坏了。

我没有乡下老家的钥匙，因为爷爷奶奶长期在家，回去有人接应。近年父亲在外挣了钱，重修了房子，也常驻了。重修前爷爷奶奶身体还硬朗，春末夏秋下田务农，凛冬初春串门打牌，父亲常年在外工作，那时候回家则常常遇不到人，但不至于进不了家门。奶奶卧室的窗台通常会叠有两块砖，里头夹着钥匙，但也并不总在那里，有时得去厨房的窗槽里抠。我不知这套方案是何人教授的，兴许是祖传。我推断镇上钥匙放门框上沿的方案应该是借鉴于此。

我高中时读过不少文章，仅凭着诸多作家的一面之辞惦记上了不少城市，暗自列出了一份清单，妄想未来要在其中一座定居。后来高考考得一塌糊涂，填报志愿时选了一所不知名的大专，原本打算混个文凭，结果半途而废了。辍学后一无所长的我为了谋生投奔了亲属，刚有了一点积蓄，立即远走高飞了。单飞后将自己曾经神往的城市一一见过了。几年来，我走过了许多地方，打过了许多份工，租过许多房，拥有过许多把钥匙，但都不长久，越是久留，越想离开，就像我谈过的几场恋爱——迅速地相爱，迅速地分手。我生性内向，后天孤僻，又背井离乡，因此漂泊的这几年多是独处。

就在最近我发现自己养成了一个习惯——时不时的会捏一把自己的裤兜，以确认钥匙的存在。或许这个习惯早已有之，只是近期留意到了。越留意，越不爽，因为钥匙在我身上居无定所，下身前后四个裤兜、上身内外三个衣兜皆可安置，而我只有一双手，探钥只用其一，一旦倘若摸空，就会打个激灵，这是条件反射，紧接着必将上下而求索，直至找到，方可心安。即便是放在最安全的上衣内兜，依旧不会省心，也总要反复确认。我觉得这是一种病，私名为“患失症”。染病的原因大致有二，一者我从事摄影行业，每天工作难免上蹿下跳，衣兜不严，钥匙轻小，极易滑落，因此以防万一，自发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二者我深知一旦丢了钥匙，便回不去家了。

独处的日子就是这样，没人掺和，少有变数，既自由，也乏味，清汤寡水。出门前忘记顺走的垃圾，回家后依旧靠在衣柜边上，本是想着第二天记得顺走，结果又会忘记。我常常会感到整座城市只住有我一个人。

前年夏天，我去了清单上的最后一座城市。这里气候很好，我想，我无论如何都要在此度过余生了，因为过去的半年里我一直颠沛流离，为了掩饰自身的窘境，又疲于谎报实情，便主动切断了与家人的联系。我无路可退了，硬着头皮找了份工作稳定了下来，生活逐渐有了起色。

常有人问我：“你是哪里人？”

“江苏的。”

“江苏不好吗？为什么要来昆明？”

“因为我喜欢昆明。我以后都要在这里生活。”

“为什么？”

“……这里的气候好。”

“你在这里有亲戚吗？”

“没有。”

“你对象在这里吗？”

“我没有对象。”

“一个人来的？”

“嗯。”

“你家里人不管你吗？”

“我跟他们已经不联系了。我以后就是一个人了。”

“哇……真牛。”

此时我便会故作潇洒地笑一笑。但我心里知道，我只是在践行年少轻狂时夸下的海口罢了。

我在昆明生活了一年多，眼看着自己扭曲的理想一步一步地生根发芽，正当我以为我会得逞的时候，身体出了问题。记得当时是凌晨三四点，我在阵痛中醒来，本以为忍一忍就过去了，结果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只好咬牙穿了衣服，跌跌撞撞地出了门，就近找了家医院就诊了。这是我成年以来头一次进医院——此前我一度觉得自己永远不会生病。挂号、拍CT、取药，一路咬牙切齿。打过了点滴，终于好转了。

确诊后医生说：“这个病想根除最好是做手术。不然以后还会复发。”

我说：“按照我目前的情况来说应该动不起手术了。”

医生说：“那你以后要注意生活习惯了。”

我点点头，接过了病历本，问：“那我今天还能去上班吗？”

医生张大双眼望了望我，说：“你今天刚打完点滴就要去上班？什么工作这么要紧？”

我笑了笑，说：“也不是什么要紧的工作……那麻烦你给我开个证明吧。我请假。”

离开医院后我写了辞职信，当天交，当天批了，修养了两天，买了张回乡的机票，离开了昆明，那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下午。

晚上九点多到了家，门虚掩着，客厅的灯亮着，有电子琴的声音。

我推门而入，喊了声妈。

“啊呀！回来了？”

“回来了。”

二零二二年二月八日凌晨

常旭

作于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