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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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部散文集之前，我在内心对韩少功数年如一日隐居山乡的行为表示了由衷的钦佩，韩少功既有《瓦尔登湖》作者梭罗亲近自然山水的博爱情怀，亦有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寄情山水的沉静淡定。初读此书，其小说的戏剧性、随笔的“笔随意走”、杂文的嬉笑怒骂，还有方术神通学说深深吸引了我的视线——我执拗地认为，把文章写得“四不像”乃是一个作家创作技艺登峰造极的一种隐形标志。读完此书，终于弄清作者的真实意旨：这部书既是对城市文明的间接批判，又通过对动物灵性的赞美来鞭挞人性的弱点，通过对八溪峒农民进行全方位、多元化的解读，凸显了作者积极人文关照的担当情怀。我认为，《山南水北——八溪峒笔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版，以下简称《山南水北》）主要具有以下四种文学审美特征。
一、诙谐调侃的语言外表
诙谐调侃是成熟作家的一种标志。一个作家倘若想在文学的海洋里游刃有余，必须精通诙谐调侃夸张俏皮这种本领，这种本领有时候可以使作家永葆创作激情、激发作家进行艺术创新。譬如在《三毛来去》一文，作者用诙谐俏皮的语调写道：“妻子说，它挑食的毛病是我惯出来的，跳上椅子和沙发的毛病也是我惯出来的，一见主人出门就要跟脚的习惯更是我溺爱的恶果——只差没有说它对母狗耍流氓也是有人教唆了。”（见《山南水北》P128页）再譬如在《口碑之疑》一文中，作者写到老乡把他当作通天的神仙：“进山的公路，明明是国家计划工程，与我没有关系，但他们不由分说，一口咬定是我的功劳。乡政府后面那个通讯信号塔，耗资一百多万元，明明是人家移动电话公司的投资，与我同样没有关系，但他们还是不由分说，一口咬定那是得益于我的荫庇。元爹甚至坚信山峒里有几个娃崽考上了大学，也是沾了我的福气。”（见《山南水北》P248页）
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八溪峒乡亲遇到开山修路的难题，也找省作协主席韩少功指导决策，在他们眼里，韩少功“书都写了好多本，还不比我们的水平高？还不比乡政府贺麻子（乡长）的水平高？”最后，韩少功也当了一回山沟里的主席，做了一回“蛮师傅”，决定从左边开挖，尽管费了好多人工和炸药，公路总算通了。（见散文《蛮师傅》）韩少功这些通过诙谐调侃的语调写出的散文，因而具备了较强的可读性，读来生动传神，产生了妙趣横生的艺术效果。
我个人以为，该书诙谐调侃的语调，主要来源于作者惯常的小说写作思维。
二、成分显著的小说体征
《山南水北》不仅具有随笔的笔随意走，而且具有浓郁的小说戏剧性，小说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该书的批判色彩，平添了散文的可读性，点到为止的留白手法为其散文营造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在此，重点解析一下《乡村英文》、《当年的镜子》、《蛇贩子黑皮》、《带着丈夫出嫁》和《天山的爱情》等篇目。《带着丈夫出嫁》和《天山的爱情》有着明显的民间风味，在当下农村，这种性解放的现象屡见不鲜、见怪不怪，虽然在伦理道德上遭人鄙视，也不合乎情理，更不合法，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蛇贩子黑皮》主人公黑皮是一个地道的蛇贩子，为了救被蛇咬的嫂子，开了行戒，舍生救了亲人，却被群蛇围攻、死于非命；每年清明节，他的嫂子均会来到他的坟头默默烧纸。《蛇贩子黑皮》流露出一股人情美和人性美，有沈从文小说的风韵。《当年的镜子》描写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件荒唐冤案。话说八溪峒学校来了一位安徽籍的漂亮女教师，于是许多当地人打起主意，其中有个地痞想重金请她陪客，遭到拒绝，从此怀恨在心。有一次，地痞借机陷害了明眸皓齿的成教师。背景是日军攻打长沙，飞机借汩罗江为地面路标，前去攻打国军；于是，政府下令收缴所有的镜子，称镜子可以给日本飞机打信号。成老师为了梳妆，舍不得交镜子，被其告入大牢，理由是：女教师教的是日本歌，吹的口琴是日本货，上山不是采花，而是拿镜子给日本人打信号。安徽籍美女教师屈打成招，被当汉奸枪毙了。多年以后，女教师的尸骨化为腐泥，心脏却完整如初。地痞患下大病，师爷写佛经都未能如愿，地痞几个月后一命呜呼。《当年的镜子》痛斥了那个年代政治的荒唐，印证了“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古训。《乡村英文》写乡村妇女的恩怨纠葛。纠葛始于玉梅和邻居金花的一场误会。热心人玉梅家有一块水泥坪，她非常乐意让金花借坪晒谷，并腾出空堂屋，好让金花收谷入门。忽一日，玉梅发现了堂屋谷堆上做了记号，居然写的是英文字母；但金花死不承认自己做过记号。两家一时形同陌路。玉梅以前对金花的种种好感顿时化为不屑，认为金花是别有用心、居心不良。某日，公公的一次造访，终于解开了英文记号的谜底。那些“英文”原来是地鳖虫留下的“佳作”。玉梅悔之晚矣。金花自从两家结怨后，就离乡外出打工，第四年某一天因火灾而不幸遇难。一场误会让两家人产生怨懑，间接要了村妇金花的性命。在这篇乡情散文中，作者的矛头直指农村妇女锱铢必较、斤斤计较，缺乏宽容胸怀的软肋，读来震撼人心、发人深思。
倘若说绘声绘色的民间故事的穿插增添了韩少功散文的荒诞离奇色彩，那么方术神道入文，无疑为其散文平添了神秘诡谲的民间传奇风味。
三、神秘诡谲的民间传奇
方术神通等学说的贯穿，使得其散文摇曳生姿、底蕴深厚，回味深长。人生有时候是充满玄机，许多现象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尽管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面对这些方术神玄学说，也只有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份儿。
关于方术神通学说，韩少功写了四个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通方术的船老板有根（作者亲眼目睹了有根烧了一张报纸，念了几句咒语，主妇家受惊的鸡马上回鸡埘），懂旁门左道的塌鼻子（他能使折断的马腿奇迹般地复原如初），可预知雨讯和火灾的笑大爷（下雨前打伞，发火灾前用松枝在门前扑打），能预知吉凶的挖土机手老应（见《也认识了老应》），还有能通神、开天目的外乡傻子——他对当事人老婆不知情的，连父母也蒙在鼓里的，甚至当事人自己都忘了的不堪之事了如指掌（见《咆哮体》），这些故事有情节、有人物，讲得有板有眼，很有小说质地，无意间增添了散文的寓言色彩，好看耐读，仔细品味，别有一番韵致和意味。
四、批判意识和担当情怀
作者因厌倦城市造成的心灵隔膜，认为城市人“欲望多情感少、向往多记忆少”。（见《怀旧的成本》）故而到家乡八溪峒隐居，本书多处歌颂狗、鸡、牛等畜生“乱而不弃”、“知书识礼”的品性来隐射人性的卑劣。这部散文集的批判特色明显地集中于对农民全方位、多元化的解读上。
在作者韩少功眼里，八溪峒乡民有许多可敬之处：宁可自己挨骂，决不容忍祖宗受辱；他们的重男轻女不是愚昧，而是“对无后的恐慌”，是无法面对清冷孤坟的寒意彻骨。在《意见领袖》一文，绪非爹的爱国主义精神让人肃然起敬；“垃圾户”雨秋虽然狡黠，却又可歌可泣：宁可忍受贫困，也要想方设法还清赌债；八溪峒农民虽然生活穷苦，可是却情趣高雅，会苦中作乐（见《夜生活》）；虽然面对对岸火灾视而不见，但真正到了关系到八溪峒人的脸面时，那份同仇敌忾、奋不顾身的集体主义情怀让人不禁怦然心动（见《欢乐之路》）。
在韩少功眼中，八溪峒山民亦有一些令人恨之入骨的劣根性：为了幸福的脸面和翻身荣耀，宁可修建闲置不用的高楼；为抗拒缴税，胡搅蛮缠；政府官员苦心孤诣发展乡村旅游业，乡民却心里只有小我利益，成为阻挠乡村经济发展的绊脚石……，不一而足。
相对于陶渊明和梭罗，韩少功表示：“我既没有陶渊明的悲苦，也没有梭罗的孤独。《山南水北》是开放的。”（见《南国都市报》）就我的理解，韩少功借着寄居山水田园，通过对乡亲犀利冷峻的批判和开放包容式的体察，展现其积极人文关照的担当情怀，达到对社会和文化的深刻反思。
毋庸置疑，韩少功的这部散文集颠覆了传统创作模式，将随笔、小说、杂文和历史解析等手法融入散文创作之中，其散文因多元化而异彩纷呈，别有一番韵致和文学底蕴，他的笔法虽然冷峻犀利，但又是隐忍内敛的，故而回味深长。《山南水北》的笔调诙谐调侃，重在对农民的顽冥不化、愚昧而狡黠的劣根性进行了刻画与揭露，凸显了作者的勇于担当的情怀，其俏皮轻快的文风、明显的小说体征和“通神学说”既淡化了文本的批判色彩，又稀释了文本的“悲情”。在我看来，冷峻而犀利的批判性和深广的“忧愤”是散文集《山南水北》获得“2007年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散文杂文奖”的理由。
值得提醒的是，韩少功的散文由于偏重于“大我情怀”的抒发，从而忽略了“小我情感”的舒展和意绪的张扬，主观情感因素的匮乏，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其散文魅力的展现。还有，韩少功的散文对历史的注解略显拖沓，铺垫的笔墨过多，个别文章甚至占去一半的篇幅，其对农民的体察某种时候有一种“高高在上”或“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嘲弄心理，如《天上的爱情》一文对男女主人公行为的鄙视、用词之“恶毒”，几乎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暴露了作者优越的“贵族”心理状态，缺乏清醒而开放的平民意识，其单一而干涩的抽象思维损伤了散文的魅力。
好东西在民间。越是具有民间风味和底蕴的作品，方能源远流长。我想，韩少功是深谙此理的。韩少功数年如一日扎根在民间，与民同乐、苦中作乐，在民间这块土壤下挖掘出“民间传奇”这桶金，他的长篇散文因而具有深厚而丰腴的地域性，而特色鲜明的地域风味也同时具备了“世界性”。希望看到韩少功更多震撼人心的鸿篇巨制。
（此文原载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文艺新观察》2013年第六期。作者系第七届冰心散文理论奖得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协会员、武汉作协第十一届签约作家，新洲区作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