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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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如何评论吴昕孺的小说呢？说句心里话，笔者刚读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天堂的纳税人》（敦煌文艺出版社，2013年9月版），便被其生动活泼的叙述语言和惟妙惟肖的心理刻画所折服，后来读着读着，发现他的小说愈来愈具有陌生化效果，越读越难以全面概括其风格特征或审美情趣，他的小说受“意识流、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较深，擅于采用荒诞梦呓手法，通过荒诞梦呓的叙事直抵人物的心灵世界。窃以为，吴昕孺通过他的小说创作实践，完成了“直抵心灵的荒诞梦呓”的审美构想。
吴昕孺是“童心说”的忠实实践者。所谓“童心说”，它是“把童心视作不受多种思想观念干扰、影响的纯真自然的赤子之心，人的自然本性；强调‘童心’为‘天下之至文’之源，提倡真情和人性的文学。”（见《大辞海·中国文学卷》P3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诚如吴昕孺在小说集《天堂的纳税人》自序所言：“在我的小说中，我常常通过少年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和事物，因为我觉得少年是与中短篇小说最为匹配的主体。少年处于人生的启蒙时期，富有想象力和行动力。”短篇《宝贝》、《疯子》、《去武汉》以及中篇《桃花煞》是运用少年视觉比较成功的作品，这四篇小说将少儿的自尊、嫉妒、争强好胜、馋嘴以及对性的原初的渴望刻画得栩栩如生，展示得淋漓尽致，充满童真童趣，读来妙趣横生、感同身受。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充盈着如梦似幻、似梦非梦的境域。
一、外在形式：荒诞的梦呓
荒诞的梦呓是吴昕孺小说的显著艺术特征。在小说集《天堂的纳税人》，很多篇章都是幻想梦幻与现实相互渗透交替的，就像叙述者在说梦话或梦游一样，人物大多处于半醒半梦的状态，让人难以分辨是真实还是虚构。《宝贝》关乎“重男轻女”思想观念，着重描摹了主人公“小玉”的妒忌心理，弥漫着荒诞色彩。小说开篇颇有吸引力：“小玉六岁，在她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她新添了一个小弟弟，但她当时不知道这件大事有多大。”然后浓墨重彩描写了妈妈对弟弟百般宠爱、万般呵护，成天“宝贝前”“宝贝后”地叫着。小玉感到自己的地位彻底丧失了，她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开始反思根源，发现这一切不快都是“宝贝”弟弟出生引起的，于是和对门伙伴加加密谋：让弟弟销声匿迹。首先她和加加吃力地抬起布篮到阳台，准备将弟弟扔下楼去，幸亏加加妈及时发现；第二次，为了让弟弟死得轻松体面，准备把老鼠药装进奶瓶，又被奶奶发现，计划再次落空；第三次，将弟弟抱到附近车站，准备用弟弟换两百个棒棒糖，结果被工作人员识破。后来，聪明的加加成为砖厂厂长，和弟弟成为好朋友，小玉成为“湖南省第一个拥有国际执照的心理咨询师”。成年的小玉参加弟弟的婚礼，爸爸妈妈脸上乐开了花，小玉对爸妈说出的心里话曝出小说的文眼，掷地有声：“那时我多么想你们像喊弟弟一样，喊我一声‘宝贝’啊。”《宝贝》有力地抨击了农村“男尊女卑”的普遍社会现象。
《去武汉》写了儿童对美好新奇事物的向往，对旅游出行的渴盼。全文采用时空交错的结构和手法，围绕楚军哥从武汉回来，与爸妈商量带小宇去武汉的事情，贯穿小宇梦游武汉的叙事和联想，把主人公小宇对心仪已久的城市武汉的想往与痴迷写得逼真而透彻，读来令人心驰神往。《梦中人》也是以梦贯穿全文。老张是汽车电器厂内退工人，每周去单位一次，每月领六百元钱，只留一百块钱打一块钱的麻将，其余系数交给老婆保管。老张白天在麻将桌上消磨时光，晚上在床上做同样的梦。但老张的梦没有牌友老王的梦好，老王梦见自己当上连长，指挥队伍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还配有一名秘书。老张做的梦总是一个人去搭车，好像是去参加旅游，最后总是与大客车失之交臂。老张开始为梦发愁，成天想着把梦做圆满。第二次做梦，老张眼看追不上客车，冷静停下来，用尽全身力气喊“操你娘的。”翌日起床感觉特别痛快，老婆奚落他“昨天输了多少钱，还神气个屁！”第三次做梦，正准备对着客车喊“操你娘的”，忽然意识清晰，“不要追了，去不了没有一点关系，反正是在做梦。”最后一次做梦，梦见天未亮，凌晨五点了，老婆猛地推醒他，让他快起来，老张单位今天组织内退职工到衡山旅游。于是，老张赶紧朝东风路赶，终于看到大客车了，客车依旧自顾自地开走了，他像往常一样安慰自己：反正是做梦，去不了也没有关系。可是，老张发现这次豪华大客车与以往不同，是“拐了一个大弯消失的，那个弯是解放路通往南郊方向的……” 原来，这次不是做梦了！结尾弥漫着悲凉气息：“老张举起手，一掌拍在身边法国梧桐沧桑的树干上，痛得他直打哆嗦。他全身颤抖着，在城市淡薄的晨光里，痛哭失声。”《梦中人》旨在揭示退休工人精神生活的单调、乏味与空虚，间接批判了社会的冷漠与人心的隔阂。
倘若说吴昕孺的小说是穿着荒诞离奇的外衣，通过梦呓梦幻的语境，向读者展示一道道繁复迷离、五彩斑斓的场景，那么，这套外衣、这种语境和这些场景都是为了描绘人物的心灵世界所作的不可或缺的铺垫。
二、内在底蕴：直抵人物心灵深处
荒诞的梦呓无疑为吴昕孺小说增添了迷人的光彩，这是其小说的可读性；而吴昕孺小说的内在魅力所在，或者说它的耐读性，则是它借助“荒诞的梦呓”抵达了人物的心灵深处，换言之，吴昕孺的小说实现了“直抵心灵的荒诞梦呓”的审美构想。
《窃》这个短篇写了两个流浪儿“我”和小杰误入歧途，当了小偷，最后被送到工读学校劳教的故事。少年“我”和小杰同时喜欢上弱智女小米，都想娶她当老婆。可是小米的爸爸却将他们分开了，将“我”和小杰送到另外一所初中。“我”和小杰作为两个弃儿，在福利院可以当孩子王，到了中学却受尽同学的欺负，备受社会的冷落。有一次，因为饥饿，“我”和小杰偷了两个大包子，被人胁迫走上“贼”船。他们被训练成职业的小偷，并屡屡得手，最后偷到童年伙伴小米的家里，原来市福利院院长家藏巨款！最后东窗事发，两人被抓，他们盗窃的动机很单纯：为了救助另外一个叫“小米”的爸爸，为他治病。刑警队长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得了重病的“小米”爸爸终于走出了“忧郁的雨季”，“我”和小杰开心地笑了。这说明两个少年童心未泯，他们的心灵是纯洁的，情怀是高尚的。电视台同时播出了市福利院院长家因小偷光顾，院长被捕入狱的新闻。市福利院院长在深刻忏悔：“我们中年得女，却是个弱智，我们只有一个女儿……我好糊涂啊！”当得知院长敛财是为了让弱智的小米“日后衣食无忧”时，“我”和小杰愧疚不已，被伟大的父爱所感动，不禁失声痛哭，但周围的人们却用奇异的眼神看着他俩。因为大家都觉得侵吞巨款、锒铛入狱的院长完全是罪有应得的。《窃》透过人情冷漠、世态炎凉，勾勒了少儿纯洁美好的心灵世界。
回头看《桃花煞》。这是一部很有份量的中篇小说。这篇小说有两条线索，第一条是主人公“我”贪恋桃子，第二条是作为少年的“我”对异性身体的懵懵懂懂、蠢蠢欲动的欲望。秀英虽是个弱智女，但只有她心地最善良，她对“我”颇有好感。每到五月底，她都要代表杨木匠家送桃子到“我”家来。杨家的桃树有股勾魂摄魄的魅力。每到桃树结果的季节，杨木匠的女儿玉英寸步不离守着桃树，不让其他小孩靠近，惹得“我”垂涎欲滴。有一天，秀英的疯子舅舅出了人命，跑到秀英家避难，疯舅舅见到秀英就要跟她亲嘴，追着她喊“要和她生毛毛。”疯舅舅到来的前三天，因为杨家床位不够，让秀英来“我”家和“我”同床睡了三个夜晚。问题便开始萌芽。第一天还好，秀英给送给“我”一个大桃子，让“我”大饱口福。第二天第三天，“我”开始对秀英的身体发生浓厚的兴趣，对秀英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好感，为以后情节的发展埋下了伏笔。“我”要到七十里地外的县初中上学之前，将秀英引诱到山上，完成了他的“成人礼”。几个月后，“我”放寒假回来，便听说疯舅舅将秀英的肚子弄大了，因为有心脏病，怀孕六个月的秀英死在手术台上。“我”询问谁看到了疯舅舅强奸秀英，妈说没有谁看到，只是大家都觉得疯舅舅的可能性最大。人们也问过秀英谁是真凶，秀英词不达意，只说“山上”；于是，大家一致认为疯舅舅是罪魁祸首。杨木匠气得要死，和徒弟木易杨将疯舅舅打个半死；过完阴历年，神经兮兮的玉英和木易杨偷了家里八十块钱，两人一起私奔了。最后，“我”爬上了山，跪在地上，挖了一个洞，将保存的那颗桃核埋了，也埋下了愧疚和忏悔，种下了生活的希望：“一切是那么天衣无缝，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我猜想，明年春天，这里或许会长出一棵桃树来的。”“傻宝”秀英是这部小说中最纯真可爱的人，而“我”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与自私，让秀英付出了死的代价，“我”虽然逃脱了责任，让秀英的疯舅舅背下这个黑锅，可内心永远逃不脱道德良心的谴责。小说前大半部分读来轻松愉悦，到最后秀英冤死，基调变得沉重凄凉悲壮，读来意味深长、惊心动魄。
《阳春》、《秘密》、《薛涛》等篇什采用成人视角，主要描绘了家庭变异的微妙心理，老年人的寂寞、依赖与无助，离异男人的精神空虚和情感饥渴。《薛涛》则有“聊斋志异”的味道。《薛涛》主人公乌去纱爱书成癖，夫人春分为此带着女儿小雪、席卷钱财，离他而去。因为怕老婆，乌去纱只得将书堆放在办公室；离婚后，他每天用挎包装书回家。这天突遇大雨，乌去纱为了保护心爱的《薛涛诗选》，得了重感冒、发高烧，天赐美妇照料他的起居，印证了“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句古语。乌去纱病好了，对美妇薛涛动了真情，情感欲望的闸门豁然洞开，想与美妇共度良宵。可薛涛却布置一道令人揪心的选择题：如果得到她的身体，她便会从乌去纱身旁消失；要么相安无事，她可以照顾他一辈子。在两难选择中，乌去纱终于忍不住膨胀的欲望，薛涛留下绝笔书弃他而去，看完留言，书架上的《薛涛诗选》也杳无踪迹，跑遍书店、地摊点和废品店，都找不到。乌去纱只得去找出版社，可是出版社也没有，乌去纱询问出版社什么时候重印这本书，“对方极不耐烦答道：‘都什么时代了，还出《薛涛诗选》，你要我们血本无归是吧！’说完，啪的挂断了电话。” 《薛涛》这个短篇小说，仿佛一场关于物质欲望与精神需求、心灵世界的大辩论，丰盛的精神和美好的心灵能否战胜膨胀的物质欲望呢？小说似乎没有得出结论，但“血本无归”这个词有振聋发聩之效，毕竟人的内在价值主要是通过精神和心灵来体现的，“血本”难道只能用金钱、利润来衡量吗？
《鸭语》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有“伤痕文学”的印迹。它讲述了“文革”期间一件荒诞离奇的故事，强烈地控诉了那个时代的罪恶。主人公“肖叔叔”因为政治运动被打成右派，“在新疆做了十五年牢，回到家里，娘疯了，弟弟也死了，妹妹嫁人了，就当起了‘鸭司令’。” 肖叔叔放鸭子很特别，他给鸭子制定了铁的纪律，还热衷于给它们开批斗会。有一次，在礼堂斗地主汪三婆，肖叔叔的鸭群派上了用场，肖叔叔用鸭语指挥鸭群往汪三婆身上发起总攻，翌日备受屈辱的汪三婆畏罪自杀了。肖叔叔因为斗地主有功，受到大家的关注与尊重，还被任命为学校体育老师。当了老师的肖叔叔时刻不忘阶级斗争，反复给鸭子开批斗会；这回鸭群不约而同觉醒了，它们奋起反击，肖老师眼睛被弄瞎了，落得半身不遂，不几日竟然淹死在门前的池塘里。通过象征、隐喻和暗示等手法，《鸭语》入木三分、痛快淋漓地揭露了那个荒唐年代带给人们的深重苦难和难以抚平的心灵创伤，读来令人痛彻心扉、不禁掩卷沉思。由此看来，《鸭语》获得2013年度“《海外文摘》文学奖”应当是实至名归的事情。
通读这部小说集，看得出吴昕孺是熟读外国文学的作家，他将西方作家的行文、结构、立意等外在形式成功借鉴运用，难能可贵的是，吴昕孺还把外国小说的幽默、象征、隐喻和暗示等内核潜移默化、“为我所用”，因而其小说具备了一定的思想意蕴，尤其是《天堂的纳税人》、《秘密》、《梦中人》和《薛涛》等短篇小说“西洋味”更浓，思想更隐晦，人物隐藏得更深，需要读者仔细揣摩，才能参透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或者意旨。合上小说集，《宝贝》中的心灵蒙受创伤的小玉，《鸭语》中饱经磨难、命运多舛的肖叔叔，《去武汉中》向往旅游出行的小宇，《桃花煞》中天真善良的秀英，《梦中人》中落寞无助的内退工人老张，还有《窃》中心地纯洁的弃儿“我”和小杰等人物形象，它们已深深地烙印在笔者脑海中，久久无法释怀，它们拨动着笔者尘封已久的心弦。
纵观全书，小说集《天堂的纳税人》成功运用少年视觉，将少儿的天真好奇、童真童趣、争强好胜、原初的性萌动写得微妙传神、入情入理，不仅平添了文本的可读性，而且激起了读者莫可名状的情感共鸣，产生了“身临其境”的“在场感”。吴昕孺讲故事的水平也很老辣干练，行文如流水，小说氛围也很浓郁，内在底蕴丰满，情感真切饱满，这当然还得益于他深湛的诗歌和散文写作功底，因而他的小说具有诗意梦幻的质地。笔者认为，急不可耐地指引人物走向结局——这样往往显得吃力不讨好，反而会事倍功半；而引领人物沿着情感、意绪、情愫的轨迹，不留痕迹、从容舒缓地走向没有预设的终点，这才是一个优秀小说家应具备的禀赋。毋庸置疑，吴昕孺显然是属于后者，起码他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写手。读完小说集《天堂的纳税人》，蓦然发现吴昕孺的小说着意于悟想，这使得他的小说不知不觉避免走入“繁琐的阅读和仿制”，获得“一种永恒的力量”（著名作家张炜语）。
值得提醒的是，吴昕孺的小说比较注重意识形态和“形而上”，走的是典雅或雅致的路子，艺术性较强，因而淡化了人间烟火味，忽略了“贴近大众”的姿态或立场。最后，借用当代作家冯积岐的名言作为这篇读后感的结语，愿以此与吴昕孺先生共勉：“距离艺术越近，反而距离读者越远。”（见散文《一家之言》，摘自《延河》2010年第11期）
（原载湖南省作协《创作与评论·下半月》2016年3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