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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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岁之前，应该是一个人的黄金时期。从16岁至30岁，我先后经历了参加高考而名落孙山，考上军校而未能成行，进入军校又被退回的曲折之路。回头来看，只要自己努力过了,就算失败也问心无愧。如果当时自己没有努力,可能连回忆的资本都没有。付出不一定有收获，不付出就一定不会有收获。如今，我虽然算不上什么“功成名就”，至少还能感受“岁月静好”，这都得感谢青春之时的那些挫折与失败。
1978年第一次高考：名落孙山
1977年，我走进了湖北省黄冈县但店区溢流河公社黄坳高中二（1）班文科班。进此班要么是不太喜欢数理化，要么就是数理化成绩跟不上趟。很多同学都是硬着头皮进来的。经过一段时间适应，同学们生活相对平静，学习比较投入，大家更多的精力都集中在背诵文史政地这几门课，彼此都很用功。文科班的任课教师面对我们这群学习底子差、大多因营养不良而面带菜色的学生，充分发挥着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让我们受益匪浅，学有所乐。
语文老师罗自修是位慈祥的长者，但很古板，见不得男女学生的相互交往。有一次同学们都去做广播体操，他趁机把我们教室内每个学生书包都翻遍了，看哪些同学写情诗、情书。当时很多同学因为看了一篇《少女之心》的手抄本，激起了少男少女们的情愫，很多同学学着写情诗，象是一股情风，吹遍校园的每个角落。古板的罗自修老师，为了防范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激情燃烧，看电影不准男生女生一起，走路要求男女生各走一边。至今想起这些事来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令人忍俊不禁。
易弼三老师是从一个测绘专业队回来的，他的数学水平较高，可能是教学实践不够，或是我们当学生的数学基础较差，他讲解起来同学们听不太懂，有时感觉似乎是在听天书，有的学生就干脆趴在课桌上睡觉。即使这样，易老师不厌其烦，在讲台上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讲着、画着，尽其所能，每节课都作了自己的努力。他当时对我和我的同桌熊时生很是关照，我经常到他的宿舍开小灶。说实话，我并没有完全听懂，只是在做他部署的数学作业时，注重数字的书写质量，作业比较整洁干净，得到了他的表扬和重视。
后来学校又换了杜老师，上课时经常穿一身蓝色中山装，威严而亲和，讲课慢条斯理，分析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让我们感受到思考的乐趣。但他只是一个代课老师，没有正式编制。后来还与我们一起参加高考，好象考上了一所什么大学，我不得而知。
印象较深的是英语老师易菊花。一听名字就知道是位女老师，人长得很漂亮。为了教我们英语她想了不少办法。学校每周安排一节英语课，每节学一到五个英文单词，从Good morning，everyone开始。我们老是发不准音，她就用中文标注出来。如：早上好，Good morning，everyone，她就标上“古得么尼”；老师早晨好，The teacher is good in the morning，她就标上“股特猫呢，提车”，如此类推。一个学期，我们学了60个单词，这就是我英语的全部水平。至今，在我们的记忆中可能留下不到十个。有时候高兴起来，我也想卖弄一下，可一张嘴总是会引来一阵哄笑，他们会问我：“你讲的是哪个国家的英语，哈哈？”。我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随即付之一笑。
陈国章老师身材修长，表情淡然，讲话声音不大，可政治课讲解生动，对时事分析透彻、详略得当。对我们这些学生比较迁就，好象从来不怎么批评我们。语文、历史和地理课老师已经不记得了，不知道有没有同学能记起来，恩师不可忘，可我还是忘了，是个不合格的学生。
在那样的一个学习年代，我们觉得上大学只是一个很遥远的梦想，似乎与我们没有多大关系，不是我们这等人所能企及的。因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国家教育部门决定恢复高考，再到我们准备参加高考，也就不到一年时间，加上我们山村中学反映迟钝，灵敏度不高，正儿八经地让我们筹备高考也就半年时间。
半年时间让我们掌握当时需要两年才学的知识，我们似乎都不是神童，自然无法掌握，面对这样的高考我们除了应付还是应付。复习时，大家仍然在疯玩。有些小聪明的人开始作“小动作”准备。有些女同学把复习题抄在大腿上，用裙子盖着；有的男同学则将复习题，抄在手臂上，然后穿上长袖；还有的人，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准备着小纸条藏在衣服里。真可谓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现在想起来，我常常暗自发笑。
1978年７月，全国高考如期进行。16岁的我，感觉与平时的小考没有什么两样。结果都是在我们意料之中。全校200多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只有两名学生考取了一所专科学校。即使是这样，在当时也轰动了十里八乡。在乡亲们眼里，这就是过去所说的状元。我虽然没有得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但是我有一张高中毕业证，象一张小奖状一样，心里也非常高兴。
这一次高考，失败是注定的。我们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觉，但也谈不上什么快乐。如爱默生所言：失败也是我需要的，它和成功一样对我有价值。
1984年参加军队高考：军校撒销！
1984年3月，经过几轮筛选，在部队首长的关心与力荐下，我被武汉军区司令部直工部确定为武汉军区第二期新闻大专班的学员对象之一，到武汉参加培训考试。当时，司令部直工部系统有10人待选，也就是说，我们10个人中，如果谁的考试成绩考第一，谁就可以到军校学习，经过两年学习毕业后，直接回到部队任职，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提干。
如果这个愿望能实现，就意味着我彻底跳出农村，不再回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小山村，而是一名堂堂正正的军官，是人生的一个真正的转折点。这个机会对我来讲，可以说是最后的机会，如果不成，我只能面临着改志愿兵或者是复员回家。此时的我，目标非常明确，也格外用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来到培训集结地武汉。我们集中住在武汉军区的第三招待所，这是我们出差、探家路过的军区招待所，以前经常来，这次心情大不一样，有种期盼与不安。
培训安排并不是很紧张，但我们每个人的心情却很紧张，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必须好好把握，不进则退。军人的个性决定了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在战场上，如果后退，将会面临军法处置，在考场上后退就意味着对自己前途的放弃。我们都选择了前进。
这次考试的课程不是数理化，而是与新闻有关的课程，语文基础知识、新闻写作、新闻摄影等，再参考平时部队的训练成绩。
经过短暂的培训，加上我平时功底，这次竞争性考试我胸有成竹，考试时发挥超常，5门课程，共计500分，我考了480分的好成绩，名列司令部直工部系统前茅。
回到部队后，战友们不断向我祝贺。大约过了半个月时间，军区司令部直工部电话通知我所在的部队，让我移交我所从事的工作，准备上军校。此时，除了高兴还是高兴，突然感觉我的天空是那样的蓝，是那么的广阔无边。
等待的日子是漫长的，也是最难熬的。有时兴奋得睡不着，有时煎熬的难以入眠。就这样，我苦涯了快一个月，总是在期盼中度日。面对战友们不停地询问“怎么还没有走？”，我无言以对，到后来，我真是怕再面对所有人。
然而，让我的战友、我的上级们都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中央军委决定撤消武汉军区，原来的一切都被冻结。我们这个学校也在撤消之列，当然不可能再有军校可上了。我们的等待就变成了一种永远的盼望。
命运就这样向我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这样的玩笑居然伴随着我的军队生涯，这是后话。
1991年走进军校：军校退回！
1991年春节，探亲假期结束，我从家乡小镇回到部队。当天上午一上班，政治处干部股的黄孝森干事交给我一张“军校体检表”，用他那福建普通话对我说：“响平，你今天就到军区总医院去体检，李政委、周主任为了保险起见，已经安排卫生队刘医生陪你一同前往，确保体检过关。”
按当时规定，所有被提拔的士官，都要到广州军区桂林陆军学院培训3个月，结业后回到部队办理提拔手续。入校前，体检必须合格。
这是一个令我振奋的消息。当时我正在家里休探亲假，大队在军区争取到一个提干的名额，并且将这唯一难得的名额给了我，而我在这之前毫不知情。尽管组织上从没有透露半个字说要提拔我，但从这次情况看，组织上并没有忘记我这个还能干点事的人。
这一次，将是我在部队的最后一搏，毕竟我当时已经二十九岁了，再不提拔就面临着退役。
在我得到即将上军校消息的同时，我妻子也同时得到了消息。原来，由于当时通讯不发达，我在家中休年假的时候，部队为了及时通知我，在打不通电话的情况下，派我的老乡曹华安干事特地从部队赶到我妻子工作的黄冈回龙山镇。而我正在回部队的路上，两人正好在途中错过。
曹干事来到回龙山镇，找到我妻子工作的卫生院。几经打听，来到我们居住的“桶子楼”宿舍。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的住院病房、职工宿舍楼，一共三层。楼下两层是住院部，三楼是医护人员的宿舍。我们住在三楼其中一间。楼道两边都是一间一间的房子，中间是条过道，顶上没有灯，即使是白天也象是黑夜。职工们用来做饭的煤炉分列楼道两边，楼道内混合着医院的来苏尔消毒水和焦煤的味道，乌烟瘴气，环境比较恶劣。
曹干事用手捂着鼻子，找到我们住的房间。我妻子当时见到曹干事感到非常意外，因为我刚走，是不是出了什么情况。
正当我妻子疑惑的时候，曹干事笑眯眯地对我妻子说：“嫂子，恭喜你啊，响平被部队选拔到陆院学习了，等响平一出来你就可以随军到部队、去武汉，就可以脱离这样的工作生活环境，再不用一个人在这里带孩子，受苦、受累了”。妻子一听到这意外的消息，感到惊喜而高兴，激动得不知所措。
就在此时，广州军区司令部直属队分管新闻工作的李柏松干事得知我即将去陆军学院后，也从广州专程打电话给我：“响平，等你出来就到广州接我的新闻干事班，我也该退了”。
一切都是好消息。摆在我面前的都是光明之道，是一条宽广而充满希望的道路。
在部队，政治处的战友们早已经为我备好了所有提干材料，特别是战友们的推荐考察材料中，每个人都给我了很高的评价，基本上没有什么缺点，全部是优点。
部队对我这次提拔，也非常重视。为了确保我在医院一次性过关，部队政委还专程派卫生队的刘队长陪同我到总医院体检。有了卫生队长的作陪，加上我本人的身体素质一向还比较强健，在医院的体检是一路过关，非常顺利。
第二天体检结果就出来了，部队政治处派当时的马志强干事，带着《军校体检表》，与我一同到广州军区政治部干部处送审我的提干材料。在广州的珠江宾馆，马干事把《拟提干部任职审批表》给我看，在拟任职务一栏写着：副连；拟授军衔：中尉。看得我激动得一晚上没有睡着。
从广州回来，在我即将去军校时，我特地请假回了一趟老家，我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父母，好让他们也高兴高兴。
得知我被推荐上军校，曾经参加过解放战争的父亲脸上乐开了花，他在我那土砖房的客厅，来回地渡着步子说：“我要好好保养身体，我要看着你今后的美好前程”。我也为能给父母亲争光感到高兴而自豪。
在我出发去军校的前一天的晚上，战友们为我准备了一个送别酒会，说是酒会，其实就是自己用电炉随便炒两碗菜一个汤。那时候没有那么多讲究，且在部队条件也有限，战友们能做到这点已是不易了，我非常感谢，也很激动。
那一夜，我在不胜酒力的情况下，还是喝了不少酒，为了我能有今天，也为了战友们的祝福与盛情。
第二天，曹华安、马志强、黄孝森、范海玉、王晔、贺海鸥、蒋聚荣等战友，将送我到武昌火车站，相互拥抱、一一道别，再次祝我早日学成归来。
一到军校，我被编到训练教导大队的三区队六班，我们的头发分别被理成光头，从手指甲到脚指甲剪得很秃。我们重新过起了比新兵连还新兵连的生活。与我们同期到达的、是从全军区推荐来的学员，有100多人。这些人大都是部队的训练尖兵，有的还是从越南战场下来的实战骨干。
开训的第一天，队长很严厉给我们训话：“我知道，今天站在这里的都是全军区的先进人物，是训练尖子，是工作骨干，有的还是战斗英雄。在部队都是实际的带兵人，是指挥别人的人。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从今天开始，这里没有骨干，没有英雄，只有军人和战士，我不管你们过去干什么，有什么辉煌业绩，你们必须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接受大队的一切指挥。你们要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一个陆军学员三年的训练科目。训练强度我就不说了，你们自己去体会。我要强调的是，训练场上没有特殊化，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训练场就是战场，那怕你倒下了，也要面朝前面倒，就是累死也要死个样子，不要当狗熊，大家听明白没有？”
“明白！”我们齐声应道。
“没有吃饭啊，象个苍蝇嗡，不响亮，重来！”队长厉声吼道。
“听明白了没有？”他又重复一遍。
“听明白了！”我们的声音响彻云霄。
刚开始照例是队列训练，这对我们这些老兵来说没有什么，但队长看了我们的训练似乎不太满意：“你们象是军人走队列吗？我看完全是老太太串亲戚，腰跌腿软的，象个什么样子？军人走路要雄纠纠、气昂昂，抬头挺胸，大家看我的”说完他就走起了军人的步伐。
我们一看傻眼了，那走路的气势真是可与仪仗队媲美，难怪有人说他是号称陆军学院第一步。我们服了，只得接受他的训示。
训练是残酷的，有点超出我们的心理底线。军校的管理是严格的、训练是超强度、超体力的“魔鬼式”训练。每天早晨5:30就起来喊口令：“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等等，让每一个学员都能喊出声音来，普遍话是否标准不管，但一定要响亮，这是为了今后当军官打下指挥基础，是一个基层指挥人员的基本素质。
喊完口令后，就是负重五公里越野。5公里越野，是负重5公里越野，我们背着背包、挎着56式冲锋松，挂3个手榴弹、还有水壶、挂包什么的，腿上还要绑一个2公斤的沙袋。总之，按照战时的要求全负武装。
刚刚跑前面的1公里时，人还倒是很轻松，可到后来，腿越来越不听使唤，大脑仿佛也失去了思维功能，身子也不时自己的身子，双腿不由自主地往前奔，返回驻地时，真想倒在地上不再起来了，可是队长不让停，再给我继续跑，慢慢停下来。原来，他是怕我们迅速停下来会出意外。听我们前任说，上届有个志愿兵在这里接受五公里越野训练时，跑着跑着不知怎么撞到过往的汽车上，被撞死了，说得我们心惊肉跳的。
五公里后就是蛙跳、单双杠、府卧撑、推坦克等项目，按教员所说的就是每天五个一百，也就是100个单杠、100个双杠、100个府卧撑、100个推坦克、100个蛙跳，全是大体力项目。每天如此，反反复复。尽管我平时在部队也做一些军体活动，但远远没有这么大的体力消耗。很多人适应不了，开始叫苦叫累。我因为有个信念支撑，没有陪着喊叫。老乡加战友曹华安还写信鼓励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不管怎么苦、怎么累，作为我，好不容易有这一天，我一定要好好把握，好好坚持，就是死也要死出个样子，想想父母的期望、想想战友们临行前的鼓励、想想前途的光明，我也决不能因为训练成绩不合格而不能结业。
我惟有一拼，一个小人物，在没有什么背景情况下，拼，才是我们的出路。我满怀信心地捱着数日子、盼着训练尽快结业，去实现我的军中梦想。然而，大概开训后的一个半月的一天早晨，大队长突然吹响紧急集合哨，让全体学员轻装集合，不携带任何东西。
这一哨，却将我从梦中叫醒。我们迅速集结在大队的训练场上，队长一一点名，然后排队接受体检。我的身体素质一向比较好，没有什么担心的，惟有我的眼睛有点近视，这都是在部队这多年来写稿、读书导致的结果，当初当兵体检时我的双眼裸视全是1.5的视力。可问题就是出在这上面，我的视力体检不过关。接着复查，还是不过关。与我一起有13个人都是因为一些小毛病而被体检不过关。
体检后的第二天，我们还在正常训练，我们以为不会有什么事。但我们想错了，就在第二天的上午，教导员把我们13个人全部通知到了会议室，学院干部处的领导已经坐在了会议室。待我们全部坐定，干部处长宣布了一个让我们终身难忘的决定，“你们因为身体体检不合格，经院党委研究从今天起返回原部队。”
我主要是因为眼睛视力不行，干部处长还用我的眼睛打比方说：“一个指挥员如果眼睛不行，怎么瞄准敌人？”等等，还说了很多，我没有再听进去，脑袋嗡嗡作响。最后我只记得教导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回程的火车票，让我们迅速打背包，有车送我们去火车站。我们甚至来不及与相识一个多月的新战友告别，就登上了汽车。
还没有看到胜利，我就败下阵来，可惜更可叹。
军人是流血流汗不流泪的，而此时，我也没有眼泪可流。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进火车站，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上的火车。在火车上，望着飞逝的景色，我无心欣赏，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整整一天一夜，没有喝水也没有进食。我的脑子很混乱，当时恨不能跳下去。但打开车窗的那一瞬间，一阵清风吹醒了我的头脑，理智告诉我，不能跳！我还有没有尽完的责任，就这样下去了，我算什么呢？什么也不是，而我将带给家人的却是长久的痛苦。
在我回程的路上，陆军学院已经将我被退回的消息通知到了我所在的部队，部队领导和战友们很替我担心，他们连夜组织人员写了很长一封说情的信，以特快的形式寄到了陆军学院党委。但这一切已无济于事，我已经回到了家乡小镇。妻子除了安慰，没有一点埋怨。
可是我的心却在流血！
如今，当我再次闪回那曾经的过往，不禁让我想起苏东坡先生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
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
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是的，年已六旬，回头望一眼那些曾经走过的路，曾经遇到的风和雨，一切都过去了。不管它是风雨连天，还是晴天朗日，我毕竟奔跑过、努力过、奋斗过，我虽然没有如愿从大学毕业，但我通过社会这所大学校的锤炼，如今能安享这美好的岁月。那曾经失去的一切，对于我来说，已经风清云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