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一直想写写父亲，然短暂光阴如白驹过隙，留在脑海里的，也只是一些片段的堆积。穿过岁月的年轮，我记忆依稀，以致手中的笔似有千斤重，落笔之时老是词不达意。

每个人的眼里都有一个父亲的形象，或心地善良，或慈祥坚强，或不善言语，或兼而有之。我的父亲陈汉文与其他父亲有一样的共性，更有自己的个性特质。也许是因为久经战火的原因，也许是饱经沧桑的经历，亦或许是过多的病痛，父亲的许多行为处事、个人选择，让我们这些做子女的有时感到很不理解。但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父亲总是以一个党员的秉性为人、做事、处世，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1

1933年，父亲出生在位于大别山南麓的原黄冈县（现属团风县）但店镇高家岗村，一个名叫葫芦地的小山塆。当时家中九口人，他最小。从大的背景来说，当时之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略，占领山海关，向华北进犯。此时的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全国民众生活苦不堪言。我们家与当时的普通百姓家庭一样，可以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就是在这种战乱之中，父亲度过了他贫困的童年。

1948年，父亲刚刚15岁，正值青春年少。因为家里实在是太穷困了，他想到外面的世界闯出一片新天地。可是，到什么地方去呢？当时尚未解放，到处战火纷纷，民不聊生。父亲没有深想，他只想先走出去再说，哪怕是讨米要饭，也不能在家里呆下去了。

那年秋后的一个下午，父亲先到自家田里用手捋了一箩筐稻谷。回家后，他用地臼把稻谷捣成大米，然后就交给我那眼睛已经半瞎的奶奶。做完这一切，父亲收拾起一个小包袱，装上二件单衣，对我奶奶说：“我要去参军了。”我奶奶当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还没有听清是怎么回事，完全没反映过来，父亲转身就走了。奶奶是一双小脚，跟着小跑了几步，只能眼呆呆地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很快，父亲的身影就淡出了奶奶的视线，奶奶喊也喊不应，就站在那条出塆口的坡路，泪流不止。

父亲是悄悄走的，临行前，他没有惊动我的爷爷，也没有与我的大姑妈、伯伯们打招呼，更没有惊动塆子里的人。

父亲来到离家20多华里的一个叫上巴河的镇子，当时镇里有军队正在征兵。年少的父亲，刚刚走出小山村，也不知道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招兵。他当时想，只要是军队，肯定会有口饱饭吃，如果干的好的话，说不定还能当上军官。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就报了名。本来年龄不大，但因为父亲身高已有一米七多，加上穷人家的孩子显得成熟，负责征兵的一名解放军简单地问了几个问题，就让他加入了队伍，后来才知道那是刘邓大军的部队。

由于年龄比较小，父亲到部队时就留在连队当了一名通讯员。那时连队的通讯员并不是象和平时期的连队通讯员，只是给连队首长打打水，做些勤务活，而是经常要冒着生命危险传达军令。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对我说：由于那时部队都是驻扎在山里，送信往往是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大部分是在夜里进行。因为没有手电，又不能打火把，父亲在黑夜里只是凭感觉摸索着走山间小路。其实路的陌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深山老林里的一些野生动物。走在山间小道，有时候会碰到出没于山间的老虎，那两只眼睛就像是两只绿色的小灯笼，阴森而恐怖。但父亲并不觉得害怕，他心里有的只是如何尽快把信送到。

一次，在送信途中，他走在一个两边是山的夹皮沟里。这时，父亲发现两边的山头上出现了敌人，大约二个排的兵力。还没容他多想，敌人就发现了背着枪的他。在这紧要关头，父亲没有犹豫，他迅速拉开枪栓，先敌开火，边打边跑，不一会儿就隐没在山林之中。类似这样的惊心动魄的事，父亲遇到不下十次，但父亲体力好，跑得较快，每次都能转危为安。他回忆说，在山里打游击的时候，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在走路，白天走，晚上走，有时还跑步走，由于后勤供应跟不上，经常饿着肚子行军打仗，有时为了躲避敌人围剿，在山林里一呆就是半个多月，难以见阳光，更不要说洗澡了。逢着能见太阳的时候大家就坐在阳光下捉跳蚤和不知名的小虫子。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父亲没有喊苦，一直随着部队转战在大别山区。

全国解放后，父亲因为在部队表现出色，加上曾断断续续地读过一段时间的私塾，认识一些字，这在当时的部队算得上是一位“文化人”。于是，部队将他送到了西北野战军第五航空预科队学习飞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航空预科总队五大队二十四中队十班一名学员，也是我军首批预科队飞行员。父亲很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学习中非常刻苦认真。当我拿出他当时做的作业的时候，我发现父亲在预科班所做的算术，与现在的教科书相比，可能就是小学阶段课程。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难度，但对于只读过一段时间私墪的父亲来说，难度还非常大。按他自己的说法，每次作业都是按照飞行员操作飞机一样严肃认真对待，写错一个数字，意味着飞机面临一次风险，甚至会机毁人亡，所以不能有丝毫马虎。

至今，我还珍藏着父亲1952年在西北航空学校学习时做的数学作业本。从他的作业本可以看出，他在做作业时极为认真，字间距、行间距，数字大小，排列整齐，字迹工正，书写清晰，极少涂改，计算结果完全正确，老师基本上都是给的满5分。由于成绩突出，学校先后两次给他荣记三等功。又因为他聪慧、勇敢，积极上进，刚满18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学习精神，对我后来的工作影响非常大，我时常会将这个本本拿出来作样品，以此激励自己要象父亲一样认认真真做好每件事。

2

父亲一生经历坎坷，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但他在后来的工作中，无论碰到多大困难、遇到多大疾病，从来不叫一声苦，更不怕吃亏，总是矢志不改，笑对人生。

从稍稍懂事时起，父亲就开始起早贪黑与大人们一道到离家近五十公里的山上打柴谋生；十一二岁时就跟别人一道学徒。父亲常说。他活到70多岁是一个很大的“赚头”，这里面除了说他在自家几兄弟之间活得年纪最大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命大”。

1958年，长江中下游发生特大洪水，黄冈黄州长孙堤出现险情。父亲按照抗洪指挥部的要求，带领单位人员在长孙堤守堤，半夜时堤坝出现管涌，父亲带头跳了下去，与同事们一起在水中浸泡了20多个小时，最终堵住了管涌，保住了大堤的安全。

父亲在长江水中一泡就是半个多月时间。长时间的冷水浸泡，加上饥饿没有按时进食，使父亲的胃病发作，父亲疼得在地上打滚也不喊叫一声。后来出现大出血的险象，整个人失去了知觉，同事们以为他已经“走”了。就把父亲当时当成死去的人，抬回到家乡的卫生院。到了卫生院后，父亲又发出了微弱的鼻息声，医生惊奇地说：“这是痛晕过去了，人还有救。”

同事们立即将他送到县人民医院。医生查看了病情，急切地说：“要想保命，必须立即手术，但是医院手术条件有限，麻醉药不够，这个手术时间可能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怎么办？”已经没有多少力气的父亲幽幽地对医生说：“你们大胆地做，我能挺得住。”医生见父亲有这个坚决的态度，立即将他送进手术室。果不其然，因为麻醉药不到位，没等手术做完，父亲就清醒了。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没有吭声，咬紧牙关挺了过来，即使痛得满头大汗，他没有喊叫一声，直到医生手术做完。给父亲做手术的医生，对守候在手术门外的同事说：“这个人肯定当过兵，不然不会有这样的意志力。”至今想起来，我不知道父亲当时是如何度过那刀割针缝的疼痛，那是怎样的的一种忍受。从此以后，父亲就落下了胃疼、风湿等诸多病根，这些病一直伴随着父亲终身。

也许是因为久经战火的原因，也许是他的饱经沧桑的经历，亦或许是过多的病痛使父亲对生命有一种大彻大悟，父亲后来对人对事的心态变得特别平静。2000年，已经67岁的父亲身患肺气肿、哮喘等多种疾病。可偏偏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此时的父亲又患上了胆结石病。医院检查后对父亲说：“胆结石太多，只能做手术。但我们检查你的腹部，发现你曾经做过两次大的手术，你还能接受第三次手术吗？”父亲淡定地说：“没有问题，你们做吧”。手术麻醉过后，伤口较疼，医生对父亲说：“我看你是位离休干部，年纪也大了，为了减少疼痛，我们建议你使用医用止痛棒，反正你的医药费全部报销。”可父亲却说：“当过兵的人，这点痛不算什么，我能忍受，就不要多花国家的钱了。”医生、护士听了父亲的回答，对他的这种行为既感动，又不是特别理解。即使我们做子女的劝他，也无济于事。我们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他忍受疼痛。

3

父亲从部队转业后，被分到了家乡一个小镇的人民银行工作，后来改归农业银行办事处。他一直担任着办事处主任，直到离休。

父亲对我说，他们那个年代的银行都还是手工记账，手工填写储户姓名、存款金额等信息后，加盖银行公章。计息结账、银行内部往来对账等，凡是计算，一律都用算盘。收钱、点钱、核对储蓄卡和储蓄凭条，登记存折，然后交由另一人做复核签字、盖章，登记分户账，非常考验工作人员的细心与耐心。每天晚上对账经常要加班加点，有时仅仅是一两分钱的差错，也不得不用算盘再打一遍。“只有做到帐平表对，心里才能会安宁。”这句话，常常挂在父亲嘴边。父亲常用的那把算盘上的算珠，被父亲双手打磨得闪闪发亮。每年的12月31日，是银行的年终结算日。这一天，作为办事处主任的父亲，格外精心细致，从来没有放下工作回过家。父亲说：“一旦有一笔存单出现问题，就得翻回去重新核查、核算。那一夜，对于每一位银行人来说犹如除夕夜，手工打算盘、手工打账本、手工做报表，奋战到凌晨三四点是常有的事，即使是再繁琐、再辛苦也不能马虎，因为我们是替国家理财，就要替国家负责。”

父亲在基层银行工作，除了认真做好每一笔账，对自身的要求也特别严，有时甚至感觉有点“无情”。一次，我们家的一位亲戚，急需一笔资金。亲戚知道，只要父亲稍微松松手，这笔资金就可以从银行贷出来。不只如此，我的这位亲戚还知道，有些钱借出来之后，如果在银行有关系的话，还可以以呆账的形式给予核销。亲戚找到父亲后，父亲看了贷款资料，也了解他家的情况，不符合贷款要求，这笔资金如果贷出去的话，肯定是收不回来的。父亲就没有批这笔贷款。从此后，也得罪了这位亲戚。父亲在银行工作近三十年，我们整个家族的亲戚，没有人从他那里得到“人情贷”，没有沾到什么光。有些亲戚不很理解，常常对父亲说些怨气的话，有的干脆不怎么来往。即使如此，父亲还是坚守着自己的原则。他经手成的上千万贷款没有一笔形成不良。为此，父亲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但有些熟悉父亲的人说：“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在银行工作太古板了”。

别看父亲有时候很无情，但有时候他也显得很温情。与许多老干部一样，父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曾经受到过冲击。那个年代结束后，父亲又回到基层银行当了一名办事处主任。一天晚上，三个人找上门来找父亲要贷款。我开门一看，其中有两个人就是批斗过父亲的人，我气得把门很很的一关。父亲听到声音，走了出来，热情地把来人请进屋里，给他们沏水倒茶，还在政策许可的范围答应了给他们贷款的要求。那些人走后，父亲就对我说，做人要胸襟坦荡，不能以恶治恶，要以善对恶，如果总是恶对恶，怨怨相报何时了？说实话，我的境界是不及父亲，我很难理解他那么轻易地就忘记了自己所受的痛苦和委屈。

父亲常嘱咐我们，不贪不占、不讲私情，是一个人的起码道德良心，平平静静地过日子才安心。他的话很朴素，没有大道理。我在银行工作后，一直传承着父亲的足迹，一路走来。

4

1984年，父亲离休了，按政策规定，他可以选择舒适安逸的城里生活，到县城安家休养。但他却毅然回到了乡下老家，位于大别山麓一个名叫葫芦地的小村庄，耕田种地。对于这一点，我们做子女的很是难以理解。可父亲却说：“我本来就是农家的孩子，离不开这片土地。”于是，离休后的父亲又开始了他那耕田种地的农人生活，且无怨无悔，直至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家乡的那片土地。

山村老家的条件很简陋，那房子是七十年代建的土砖房，里面只有几件简单的旧家俱，没有自来水，没有取暖设备，更不用说是卫生间了。吃水要到300米的山坡下面肩挑手提。到了冬天，常常因为天干，水井里没有水，要到一公里开外的水塘里去挑。上厕所要到院子外的公用厕所，父亲老了，尿频，每天来来回回很不方便。为此，我曾多次劝他到城里来住，生活及就医都比较方便些，但父亲总是沉默不语。每当有人以父亲参加过解放战争，荣立过战功而鸣不平的时候，他总是宽容地摆摆手：“我比那些牺牲的战友强多了。”

当时，还在部队服役的我写信问父亲：“现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门路的或是没有门路的，都在想方设法往城里转，你为什么要回到老家呢？老家已经没有属于你的土地了啊？”父亲回信说“土地是衣食父母！没有属于我的土地，但有属于你母亲的一份，这就足够了。”这是父亲对我的回答，没有丝毫回旋余地。因为我们家是“半边户”，母亲一直是农村户口，只有母亲分到了田地。

父亲回家后，就开始耕种属于我母亲的那片土地，一亩五分的山坡地，一亩二分的水稻田。已经三十多年没有犁过田地的父亲，买来铁铣、镐头、耙铲，收拾、整理、扩展那块山坡土地。那块山坡地就象是两片椭圆型的阔叶，环绕在斜面山坡上，地边就是一个悬崖。父亲说，这一亩多地看起来是个斜坡，存不住雨水，留不住肥料，但你看它的土质呈黑赭色，只要把高地方的土往低地方填平一下，再在地的外沿用石头砌个岸，就可以保护水土不会流失，就是一块上等平整的好地。

父亲按照他的构想，开始整理那片山坡地。他用铁铣将整个地翻转一遍，将碎石碎片一一挑剔出来，以松开那片久结的土壤；用镐头在地的里边挖出一条约三十公分深、二十公分宽的沟，以方便排水。在他的精心修整下，这一亩五分的山坡地随坡就势，形成了平展的地块。随后，父亲扛起扁担，肩挑苑筐一担一担地将家里猪院的农家肥挑到地里改善土质。为此，他的肩膀被压得由红变肿，脱皮结枷，没有叫一声苦和累，每天坚持劳作。就这一亩多地，父亲用他的那种传统方式，花了快一个月的时间硬是整出一块上等的土地。

接着，父亲又着手整理那一亩多的水稻田。那块水稻田位于一条渠道沟下面，长年涝渍，我们那里叫它水浸田，很不利于水稻的生长。要想优质高产，就必须对水浸田进行改造。为了这一小块田，父亲动了不少心事。他先是挽起裤腿，下到没膝的渠道沟里，用铁铣一铣一铣地将泥沙清理干净，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硬是将那条没有人管的渠道沟疏通了，从此使那块水田干湿有度，变成了一块良田。

第二年开春，父亲在山坡的地上种植了白菜、茄子、豆角、南瓜等蔬菜。过了一段时间，小苗就探出鹅黄色的嫩芽，逐渐由淡黄变成了绿色。这个时候，小草也伴着长了出来。父亲知道，杂草长得越快，越是与小苗争肥，如不及时把草除掉，就会使蔬菜苗受害。当时，很多人就开始使用除草剂。父亲常常看读书看报，对除草剂的危害有一定的认识。他说，土地也是有生命的，化学制品用多了，对土地会造成盐碱、板结等伤害，对于土地的养护，人不能偷懒，要顺应自然规律。父亲坚持采用那种传统的除草方法，就是用手一颗一颗地拔。有时候土地有些板结，割草难以去根，为了不伤害到蔬菜，他也不用锄头薅草，而是用一根小棍棒小心奕奕地，一根一根地挑草根。有时对紧挨着蔬菜的小草，就用手轻轻的摇松土壤后，再用小棍棒挑起，很是精细，如同呵护宝贝样，呵护着他所种植的蔬菜。

插头季秧的季节，正是春寒料峭的节气。盘整水田，赤脚入泥，寒水扎骨。父亲耕作在水田里，有时一劳动就是一上午。犁田、打耙、排水、除草、插秧，精耕细作。有一次，我从部队回家探亲，路上碰到乡亲们，一番问好之后，都会对我说：“你回去看看你细爷（我们对父亲的称呼）种的田几灵醒啊，无论是田里还是地里没有一颗杂草，田梗岸边，光光几几的。就是那田里插的秧、地里种的菜、修砌的堤岸，横竖成线，整整齐齐，就象你们部队叠的被子一样。”

秋天到了，经过父亲劳作的土地自然丰收。父亲担着担子，把收割的稻子一担一担地运到稻场，松开捆扎的稻绳，齐整地铺开，在老黄牛的脖子套上绳子，拉着碾子，一遍又一遍地碾压，稻谷从稻枝上分离下来，一颗一颗，粒粒饱满。然后就是晒干、风扬、收拢，挑着回家。

看着那真切的果实，父亲喜笑颜开。尽管为了这果实，他的身体已经消瘦了很多很多，但他是开心的。秋收后的田地，又呈现出干干净净的黑赭色，那小片土地、那小块稻田，在村畈中间显得格外瞩目。来往行人赞不绝口，湾里老人说“把土地当作父母敬重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庄稼人！”

父亲70岁那年检查出肺癌，此时挑担、翻地等重体力劳动显得很是力不从心。我们就劝他：“别再种田地了，你的离休费够自己生活，何必还要这样劳心费神地累呢？”父亲说，我是真的放心不下这两块好责任田地，给别人种我不放心，就当我锻炼身体需要吧，你们也莫管了，田地我还是要种的，我再注意点就行了。后来，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采取了折中的办法，请亲戚帮助打理。

父亲好象不是太放心，只要身体稍有好转，就会拄着拐杖，拿起锄头，三天两头往田地里跑，或站在田间地头扯扯杂草，或是用锄头松松土壤。有时稍一用力就上气不接下气，他就望着那片庄稼地发愣；有时蹲在地边大口大口地呼吸，眼睛仍然看着那田地、那绿油油的庄稼，象是欣赏着一件艺术作品一样。为此，我还写了首《父亲碾谷》的诗，铭记父亲劳动时的那一刻情景：

最后一季晚稻收到了稻场

父亲牵着老黄牛

套上那锥形的大石碾

顺着时针方向旋转

一圈又一圈

一层又一层

一年又一年

头发由黑转到了白

脸色由红润转成焦黄

越转越远

再也没有回来

如果让老父亲再套上那头老黄牛

从打谷场反方向发碾

是不是可以让青丝由白转为黑

脸色由焦黄转到红

打谷场又扬起收获的喜悦

梦中醒来

那头老黄牛早就归于尘土

那稻香已经飘散

那泥土铲平的稻场也堆满了房子

父亲找不到回家的方向

5

沉默，是父亲的一个特点，特别是在一些个人情感上，很少表露自己的心迹，这其中包括对我们这些做子女的爱。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陌生的。就象电视剧《人世间》的父亲一样，他总是在外忙碌。如今算来，从小到大，我与父亲相处的日子总共加起来大概三年左右的时间，这还要把不记事的幼年也算在内。小时候，因为父亲工作忙很少回家，即使偶尔回来一次也是匆匆而过，很少一起交流过什么。我高中毕业后就当兵去了部队，这一别就是10多年，即使转业回到地方，我在城里，父亲回到了乡下，自此更没有相处的时间，我们父子的交流大多是靠书信往来，或者逢年过节时的短暂相聚。

可能是血浓于水的关系，我们的父子亲情并没有因为聚少离多、相处的短暂而变得隔阂、淡薄，相反因此亲情更加浓郁。我当兵的时候刚刚17岁，当年12月份到的部队，经历一个月的磨练之后，就是春节。大年三十的夜晚，风雪交加，我站在山沟沟的哨位上，想着家中浓浓的年味，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大年初一，我不懂事地把这一切写信告诉了父亲。后来听母亲说，收到我的信后，父亲沉默不语，一个人连续三天躲在屋后的竹林间流着泪。经历过解放战争的父亲，当然理解我的心情，但他依然回信鼓励着我，激励着我，没有透露出丝毫的“同情”。我当兵走之前，父亲并没有像别人的父亲那样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我知道，这是作为父亲的一种隐忍的爱。

经历过战争的父亲喜欢看战斗故事片。前些年放映的《大决战》，还有《渡江战役》等，他看了一遍又一遍。看这些片子的时候，他总是神情专注，嘴里还嘟囔着“那时打仗比这激烈，比这残酷”。而每逢看到战士冲锋中弹的时候，他的眼里满含着泪水－－“我的战友就是这样牺牲的”。本来就沉默的父亲，这时变得更加沉默寡语，那悲戚的表情和深深的怀念之情，让我们为之动容。每次看完后，他总是对我们讲：“只有共产党才能打天下”，他给我们的教育永远是“无论你们将来干什么，都要跟着共产党，当百姓做良民，当官要给老百姓做事，不能当庸官更不能当贪官”。

后来，我们每次回家，尽管父亲总是很高兴，但从他那病态的身体，还是发现父亲的情绪并不是很好。见我回来了，却总是强打精神，对我述说老家的空气如何比城里的好，在老家过得如何的自由，和故人们在一起是多么的愉快，说想落叶归根，一直在这里住下去。后来，邻居悄悄地对我说，其实父亲很挂念我们，每天不停地叨念着小孙子该起床了，该吃饭了之类的话，但是他又说：想归想，但是人老了，在儿女身边不能帮上什么忙，反而会拖累儿女，总是觉得过意不去。我知道父亲的脾气，一时半会儿我是劝不过来的，只得同意他先在老家住下。

望着父亲那张日渐苍老的脸，看着父亲那直不起来的腰，我不知道对他说些什么。他的内心世界是用语言难以准确描述的，蕴藏着的那种不要子女回报和付出的爱是一个没做父亲的男人永远不能真正体会到的。一个男人的情感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某些时候比女人还要细腻和含蓄，我相信多数做父亲的男人对他们的父亲也有这样的体会。在孩子面前，父亲永远是沉着、坚强、快乐的人，仿佛一切风雨他们都能够抵挡，现在我也做了父亲，也想成为孩子榜样，表露着快乐，掩饰着忧伤，不想让一个幼小的心灵因为我的表现感觉到一丝的紧张和迷惘，用全力去创造一个温馨的环境，伴着他一起成长。

父亲的身体终究是抵挡不住癌细胞的侵袭。临走的前一天，我们兄弟都不在他老人家身边。那天下午，父亲毫无力气地对照顾他的人，也就是我的堂兄说：“我想到门口去看看。”我的堂兄看他那样子，知道这是他人世间的最后一眼，实在不忍心让他失望，就将他从久卧的病床上扶起来，可父亲的腿因病的太久无法着力，怎么也站立不起来。堂兄半扶半撑地硬是将他扶到了大门。堂兄正准备找个椅子让他坐下的时候，父亲摆了摆手，将手掌撑在门前那棵粗壮的松柏树上，眼睛望着他曾经耕耘的那片土地，一直没有出声。看着，看着，我那坚强的父亲，一生极少流泪的父亲，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2004年8月24日晚9时50分，父亲带着对这片土地的无限眷恋与不舍离开了这个世界。躺在一张单薄的门板上，阖目而眠。急匆匆赶回家的我想叫醒父亲，想抚着父亲的脊梁坐起来，斟上一杯醇酒，好好地和父亲说上一些什么。然而，此时此刻，跪着面对的是一个不能讲话的父亲，陈旧的屋宅中再也嗅不到父亲醺人的烈酒味，也嗅不到呛人的烟叶味，越窗而过的月光与星星再也照不亮墙前父亲常常卧坐的竹滕椅。只是，那带着悲呛的咳嗽声始终萦绕在我难以入眠的耳边。我不想听谁哭，我自己没有泪水。我抚摸父亲憔悴而瘦削的脸颊，我用力握着父亲粗糙的双手，我捧着父亲远行的双脚，我明白，父亲不再醒了，他开始奔赴天国之路，与我的爷爷奶奶团聚，从此将一去不回。

父亲，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少年从军，苦不言声，有点古板，离休归耕，爱而不言。虽然父亲有生之年与我聚少离多，虽然父亲不善于言辞表达，但他那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不怕吃苦头的精神和严以律己的原则行为，那种深沉的父爱之情总是激励着我，让我铭心刻骨，难以忘怀。

2022年10月9日（星期日）

写于昙华林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