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华林“老张书舍”

癸卯年春日，我信步来到武汉人文圣地的昙华林。沿着旧街石板桥路，边走边瞧，一张用硬木板书写的“老张书舍”吸引了我。在资讯如此发达、读纸质书的人比较少的时代，还有人在这深街陋巷开这么一个书店，肯定是一位极爱读书之人。出于爱书和好奇的心理，我顺着标牌指引，往右一拐，可见昙华林39号标识，在其右侧的门楣上有一个醒目的蓝底白色字的招牌“武昌区粮道街昙华林社区综治中心”，“老张书舍”就在其隔壁。

步上三级台阶，走进“老张书舍”。此时，室内没有读者，温暖的灯光洒在错层有序的书架上，满墙的古典书籍与现代图书相互交织，静静地整齐排列着，仿佛在述说着书舍主人的岁月时光。

见有来人，一位年约七旬的长者从内室走了出来，瘦高个子，长方形脸，古铜肤色，五官轮廓分明，给人一种慈善之感，显得很儒雅。因声带脱位曾经做过手术，他说话有点撕哑。经交谈了解，他就是书舍主人张福臣先生，著名的出版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张福臣先生祖藉东北，出生于广州，下乡当过10年知青，回城当过工人。卖书、编书、出书。是“中国知青文库”丛书、“六书坊”丛书、“往事”丛书的主编。《武汉晨报》“舌尖上的乡愁”专栏作家。原武汉大学出版社大众分社社长。曾策划出版了《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等图书数百部，由他编辑出版的《我向总理说实话》曾引起较大反响。2016年退休之后，赋闲在家，就开了这个书舍。并以这间书舍为平台，结交一些喜欢看书、写文的朋友，既是读书交友之地，也是文友们聊艺术的沙龙场所。

昙华林是文艺青年和游客喜爱的地标，也是城市的文化名片。每天车来车往，游人如织，热闹非凡。面对喧闹的市景，我好奇地问道：“张老师，没想到在这样繁华的地段，您开了一间这么简陋的书舍；更没有想到，这陋室里还住着您这么一位著名的出版人。”他很低调地回答道：“这不算什么，因为自己喜欢。”他一边回答着我的问题，一边低头整理着手头的一本线装古书。他面前摆放的一张稍显凌乱的小方桌上，摆满了各种书箱。从这些可以看出，作为与书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如果没有一颗淡定、从容、勤学的心，是难以坚守在这片小小的天地的。我非常敬佩这样甘于清淡、乐于清贫、认真执着的读书人。

“老张书舍”有近2万册图书，既有他主持出版的书，也有他收藏的书，以文学艺术类书籍居多，还有一些文史社科书目和古籍。他说：“这都是我平时积累起来的书，也有朋友赠送的一些珍藏本。平时游客们来此打卡的比较多，买书的并不多，大都是一晃而过。一般周末的时候，读者相对多一些，都是一些年轻的学生。”

难能可贵的是，三年疫情期间，张福臣先生一直坚守在这小小的书舍。武汉疫情初期，他女儿几次想接他回家住，他却坚守着这家80多平米的小书店里，与近2万多本书籍和一只13岁的白猫为伴，他习惯称其为“大白”。整个疫情期间，非常文艺的昙华林愈加静谧，作为东北人的张福臣先生静静地守候在巷子深处，未曾离开“老张书舍”，一直与书为伴，度过这个疫情。

作为一位从事近四十年书籍编纂的出版人，张福臣先生深知这次的疫情是一段值得用心记录的历史，他根据自己日常观察写了一本《老张日记》，约10来万字。同时，他还与4名学生一起，花了90多天时间编写了一本《我们的白衣天使》。武汉战疫阶段性任务结束后，为了表达自己浓浓的感恩之情，他想将《我们的白衣天使》献给奋战在武汉一线的白衣战士，可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出版。他说：“我一辈子都是与书打交道，作为已经退休的普通百姓，别的事不能做，也做不了什么，只能用力所能及的方式来为历史做一个见证。”为此，在医护人员开始撤离的时候，张福臣先生就特意设计印刷了50123张藏书票，自己坐出租车分别送到火神山、雷神山、金银潭医院。他说：“我只想让所有的人记住这些白衣天使的付出，对他们表达感恩之情。”

昙华林是一方文化沃土，清末民初这里聚集了大量文化先贤，还有西学东渐和武汉会战的遗迹，是一处难得的文化“风水宝地”。从我与张福臣先生的交谈中了解到，作为一位文化人，他对书的偏好近乎痴迷，策划书籍，编辑书籍，成了他大半生的职业追求。也因为对书的热爱，张福臣先生结识了一些爱书的朋友，有些朋友本身就是热爱读书、热爱写书之人。在他结识的朋友之中，有国家一级作家、儿童文学作家董宏猷，中国规划馆建设资深专家祖慰，著名作家肖复兴、贾平凹等。尤其与刚逝世不久的儿童文学作家董宏猷有着较深的交往。

董宏猷在张福臣先生写的《老张日记》的序言中，简要地记述了他们的交往经历，他这样写道：“张福臣曾经是武汉著名的民营书商，当年旗下既有图书批发公司，还拥有几家实体书店，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后来，又介入出版行业，北上京城，南下武汉，退休前，任武汉大学出版社大众分社社长，策划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人文图书。退休后，便隐入武昌著名的文化街区昙华林，于小巷中开了一家小小的旧书店，取名为“老张书舍”，孤身一人，与一只大白猫作伴，从此，便自称“老张”了。走进老张书舍，满墙随意挂的字画，都是著名作家赠予老张的。那么一个小巷中的陋室，除了读者，就是专程来看望老张的文化界的朋友们。虽然退休了，虽然身居小巷陋室，但是，老张照样一板一眼地召开各种读书会、研讨会，招待大家的是他自己亲手做的北方饺子。前来的均是闻名江城的作家、画家、学者、教授、编辑家，常常是济济一堂，畅所欲言，为昙华林增添不人文气息。”董宏猷虽然常客居京郊，但每次回汉，他都要到昙华林看望张福臣先生。2020年6月7日，疫情过后，武汉重启，董宏猷立即来到张福臣先生书舍，清茶一杯，开心畅谈。他在当天的日记这样记载：“也许是经历了如此大难，变得格外恋旧了。听说老张书舍又开门营业，便过江去看老张了。店内果然盘整一新，大白依然矜持典雅。华灯初上，以往应该是昙华林最热闹的时候，现在却冷清如秋。”于是，他不无忧虑地写道：“武汉正在复工复产。像老张书舍这样的文化书店，以及“免子公主”宠物店这样的微小企业，能否恢复元气，如何恢复元气，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昙华林，青年创业者很多很多。他们是这座城市的毛细血管和细胞。保护书店，保护文化产业，保护年轻一代自主创业的青春热情，与武汉的复苏，息息相关。”令人痛心的是，2022年12月31日，董宏猷在武汉协和医院辞世。为此，张福臣先生更是痛惜，他关闭书舍，专程前往送行。

“其实，现在开实体书店根本就不挣钱，尤其是在当下，象我这样的微书店甚至亏损。”张福臣先生说。他之所以能够坚持把“老张书舍”运营下来，只是因为自己的热爱。的确，张福臣先生年轻时就怀揣文学梦想，虽然一直在编书、卖书，但是，张福臣先生本质上是个文人，而且是有着人文情怀和浪漫情怀的文人。他又是东北人，天生豪爽侠义。倘若细细盘点，老张这辈子值得回忆的，倒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出了多少好书，交了多少好朋友。他租下的这间小屋子，房租3800元，每个月的退休金一大半用于租金，每天卖出的书却只有10来本，有时一天收入只有20元钱，大部分时候颗粒无收。为此，疫情后房东还主动提出免去两个月的房租，减轻了他的不少压力。

临别之际，张福臣先生将自己创作的一本《舌尖上的乡愁》送给了我。这是一部以吃喝为题材的散文集，分上、中、下三辑。上辑为“舌尖上的童年”，笔者的童年为20世纪60年代，10篇小品文既是作者童年时期克服一切困难的果腹小记，也是那个时期普通人生活的小史。中辑为“舌尖上的故乡”，其文字是笔者人到中年后吃出了真正的味觉，吃出食物的精致美，吃出人生的些许哲理。下辑为“舌尖上的昙华林”，文字的主题就一个字“爱”，书写了退休后在昙华林期间，作者洒脱的随记，是一部用文字构建起来个人生活的微历史。他用相当的篇幅记述了他生活了差不多50年的武汉生活，告诉读者什么是乡愁。祖慰、阿成、肖复兴、萧继石等名家倾力推荐。

面对艰难的运营情势，作为一名同样爱书之人，我希望“老张书舍”永存，让这片精神净土得以保持。

2023年3月2日（星期四）

写于昙华林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