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只是一个目不识丁,索然无味的农村老头。他身材纤细,眼小,胆如老鼠,唯唯喏喏,唠唠叨叨,却又固执己见,一生似乎都没有干出过什么象样的事情,但父亲给予我们兄弟秭妹的爱,在我的生命里,却恒更成为一座永不可逾越的高山。
四十多年前,我出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长我的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大哥出生的时候,正赶上“三年饥荒”,村里公共食堂吃的是红薯饭、木果饭,人人饥不裹腹,但我父亲那时公在共食堂干保管员,爷爷又在公共食堂煮饭,虽然成年人天天带着咕咕鸣叫的肚子放“卫星”,但我大哥却从未饿过肚子。只要我大哥饿得哇哇大叫的时候,爷爷总会从门缝里悄悄的给他塞出一个大红薯充饥。但后来的一件事情,却让父亲悔恨了一辈子,那是发生在父亲被征调参加修建东山大沟以后的事情。随着曰子越来越难过,村里的公共食堂开始断粮了,就连以前能够用来裹腹的红薯饭、木果饭也三天两头的吃不上了,我的母亲由于吃不上一顿保饭,加之劳累过度,全身出现了沸肿,大哥由于饥饿,整曰哭叫不止,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母亲把实情告诉了仍在工地上进行“大会战”的父亲,父亲当即叫母亲从包管在我家的稻谷中撮了一些,碾出米后熬了两碗稀粥给我大哥吃,后来这件事情被查了出来,父亲由此挨了几天的批斗,全家口粮被扣,每顿饭全家只能够打四两,基本上都是给我大哥吃了,而父辈们多数时曰大都是靠采摘野果树皮充饥。现在,每每谈起往事,70多岁的母亲总是感慨万千,说也不知道那曰子是怎么过来的,也真是想不到自己能够活到今天啊。
父亲的父亲是从牟定县一个十分贫苦的山区农村到元谋当“上门”女婿的,一生共生育了两男三女。我父亲原本有一个大哥和三个姐姐,但我的大伯父是一个十分不安分守己的人,年轻的时候就常年在外打工,先是在昆明火柴厂工作,后又在昆明市邮电局工作,但由于家庭的原因,我的爷爷硬是把大伯父从厂里追了回来。再后来,大伯父在几亩薄田的引诱下,答应替人当丁入伍,不幸在返回家中的途中,被几个心怀叵测的堂兄弟所害,落得个无嗣而终,身手异处。本就困难窘迫的家庭,从此就走上了漫漫申冤路,而年仅14岁的父亲,也因此过早的承担起了养家户糊口的家庭重任。
这场官司一直从旧社会打到了新社会,虽然最终几个杀人犯不是病死狱中,就是被镇法了,但它却几乎耗去了整整一代人的精力与时间。其间,父辈们也尝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头,父亲发誓不管是再穷再苦,也要让后辈上学读书,掌握知识。在以后的曰子里,我的大姐、二哥、二姐和我相继出生,但不管是生活多么艰辛,都供着我们兄弟姐妹上学读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进入大学深造要经过群众推荐保送,我父母求奶奶,告爹爹,终于使我大哥获得了群众推荐,眼看就要顺利进入高等学府深造,一家人满怀欢喜的等着,但毫无经验的父母却让这次机会悄悄的从大哥身边溜走了。原来,一名未经过群众推荐的年轻女性,在一些人的精心安排下,早已顶替了我大哥进了大学。二哥临近初中毕业,也是面临着要过这一关,父母再次求人,但都没有获准,原因是校长的儿子仍需推荐,就在我父母一展寞愁的时候,却迎来了柳暗花明,当年,国家实行高考,我二哥以优异的成绩直接进入高中,两年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被高校录取。而我和二姐年轻时不懂得父母的苦心,学习不用功,初中毕业时竟连高中都未能够进入,但父母硬是下了决心,让我们秭妹俩补习了一年,最后才顺利考上学校的。
随着我和二姐双双考入学校,我家的生活越加窘困,有时候家里连买盐的钱都没有,但不管怎么说,每学期开学,父亲总是会想尽一切办法,筹集够我们的学费,让我们安心的学习。记得初到大城市读书时,父亲还特意给我加了钱,嘱我买套新衣服,说是怕人看不起农村娃,后来到了学校,我首先就花了16元钱买了一双象模象样的皮鞋,这也是我这一辈子中第一次穿上皮鞋。
父亲的固执是我在参加了工作以后才发现的,有一次回家看望父母,席间一家人免不了谈古论今,当话题转到谈论领袖毛泽东时,我说看待历史要一分为二,毛泽东的一生是伟大的,但他是人不是神,晚年的毛泽东也会犯错误。不想话一出口,目不识丁的父亲却勃然大怒,大骂我不懂历史、忘恩负义,要不是毛泽东、共产党打下江山,我们全家都得饿死,还上得了学,读得起书么?闹得父子不欢而散。走上工作岗位后,父亲仍念念不忘抽空教训我们兄妹,时时要求我们要好好工作,不要胡思乱想,不该自己拿的东西不拿,不改自己要的东西不要,工作上偶有差错或思想上偶有些想法,必定遭到父亲的一顿臭骂。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理解了父亲,知道了父亲为什么对自己的信念是那样的执着,为什么对我们那么苛刻与严厉,原来都是都为着我们,希望我们学好本领,报效祖国,怕我们误入歧途,犯下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