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榆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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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没有大年三十，二十九就是除夕。
除夕这天，我们早早起来买年货、打扫卫生、贴春联、做年夜饭。
年夜饭摆上桌后，先拍几张照片发朋友圈，分享丰盛的菜品、合家团聚的欢乐，便推杯换盏祝福来年的万事顺遂。
饭后，带着几分微醺，靠在沙发上看春晚。茶几上摆着糕点、糖果；电视里歌舞、小品、戏曲、杂技、魔术轮番上阵，喜气洋洋好不热闹。一边玩着手机、一边看着电视，不知何时思绪飘到了儿时。
小时侯，家里没有电视。所幸的是父亲单位有电视，放在会议室里一个一人多高的柜子里。
记忆中父亲单位的电视换过好几个，先是黑白的，右上角有调频道的旋钮，可以调12个频道，顶端有两支触角般的天线，电视效果不好时，就有人去转动天线找最佳效果。
后来有过投影电视，也是黑白的，管电视的叔叔在晚饭后偶尔会不嫌麻烦的把机器抬到单位院子里放，幕布挂在仓库的门上，远近的人们便会抬着小板凳来看电视，热热闹闹的直排到单位门口。
后来又换过彩色的、遥控的......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家家户户陆续买了电视，单位电视就只有单身汉们看了，再后来逐渐退出了提供晚间娱乐的舞台。
那时电视是信号是由山上的差转台传递，我们一群小孩子晚饭后便向那山顶张望，看到有微弱的灯光亮起，就去寻着管电视的叔叔，缠着他快点放电视。有时正看得兴起，突然电视变成一片雪花和沙沙的声音，就会有人跑出去看山顶的信号灯，如果没有灯光，便知没戏了，在连天的报怨声中，孩子们只得另外组织躲猫猫之类的游戏。
我从小便是电视迷，每天放学早早做完作业，晚上便去看电视，即使单位管电视的叔叔有事不在，我也会跑到其他单位去找电视看。
有一年除夕（八十年代，记不清是哪一年了），想着要看春晚，我特别兴奋。吃完饭一丢碗筷就往会议室跑，放电视的叔叔还没来，我便守在门口等。好容易他来了，一开门，我便冲进会议室，选了一条靠前的椅子睡倒在上面，给爸爸、妈妈他们占位置。椅子是由很多根木条组成的条形靠背椅，可以坐三个大人。
过了一会儿，人陆续都来了，时间越来越临近8点，看着会议室所有的椅子都坐满了，而只有我一人独占着一条椅子，而爸爸妈妈还不来，我心里好着急。
幸好这时候姐姐来了，我半坐起来向她招手，让了一个位置给她，劈头问道：“你怎么才来？妈妈他们喃？”
姐姐说：“他们在推汤圆，还要等一会儿。”
我们这里大年初一有吃汤圆的习俗。那个年代，没有冰箱，就连汤圆粉也没卖的，更别谈什么速冻汤圆了，所以家家户户都会在除夕前把汤圆粉磨好。
父亲单位有一副石磨，单位职工有需要，就去借来用。过年前，所有职工一家家排着队，借石磨磨汤圆粉，一家磨完，第二家接着拿回去用。此时正好是我家在用，还有下一家等着。
磨汤圆粉，需得提前将糯米加饭米泡好，然后一个人推磨子，一个人加米水，磨子出口套着布袋，磨出来的汁水流到袋子里，磨完将磨子冲洗干净，用绳子将袋口扎上，挂在扁担上滴一夜的水，第二天一早取出来包汤圆，干湿正好。
我家每年都要磨十来斤粉，吃不完的掰成小块小块的三角，放在簸箕中晒上几日，晒干后收起来，可以吃上几个月。
石磨有点重，一个人推不了多久，于是哥哥便留下来和爸爸、妈妈一起换着推。哥哥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只要有重活，他都抢着帮忙。
此时在我心中，看春晚是第一大事，于是对姐姐说：“你先占着位置，我去喊他们！”
我跑到楼边的窗口，向着家的方向大声喊：“爸爸、妈妈，快来了，电视要开始了！”
喊了好几声，妈妈才从窗户上探出头来：“你先去看，我们忙完了就来。”
我着急得跺跺脚，赶快回到坐位上去。
春晚开始了，又来了一个叔叔，他环视了一下会议室，发现只有我这里还可以挤一个人，便过来要坐下。我马上对他说：“这里有人，是我爸爸、妈妈的位置！”
他笑着对我说：“你爸爸妈妈还没来，我先坐着，他们来了我让他们。”
我怕他坐下便不会让位，坚决不肯让步，他也不再跟我讲理，抬开我的脚坐了下来。我非常生气，哭起来去推他，可我一个十来岁小女娃娃，怎么推得动他？姐姐是十四五岁的大姑娘，觉得这样吵闹不好，劝我算了，我没法，只得气鼓鼓的瞪着他。
终于，爸爸妈妈带着哥哥来了。我一见到他们，立即“哇”的一声哭起来，指着叔叔对爸爸说：“爸爸，本来我给你们占了位置的，被他抢了！”
爸爸拍拍我的头，笑着说：“叔叔坐就坐了嘛，挤一挤就行了，别哭了。”说着把我抱起，姐姐也站起来让妈妈坐下。于是妈妈抱着我、哥哥挂了个角、姐姐拿着哥哥带来的独凳，在一边挤了个空地坐下，大家这才安安稳稳的看起了春晚。
那一年春晚演的啥我已记不得了，但这占位置的事却历历在目。
老公递来削好的苹果，把我从往事中唤醒，我吃着苹果，把看春晚抢位置的事讲给女儿听。女儿听得呵呵直笑，读大学的她们拥有丰富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对那些困难的岁月无法感同身受，只当趣事来听。将来，有更广阔的天地和更美好的生活等着他们创造。
电视里飘出激昂的歌声：“今天中国红红火火，这是圆梦的时代，这是美好的时代，这是我们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