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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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儒
赋闲在家，我对从小耳濡目染的客家方言词汇产生了兴趣。
周五下午，整理手头稿件之际，一个词汇“寻食使”活生生跳了出来，在眼前伸了伸懒腰。
什么叫“寻食使”？这是我老家广东兴宁的客家方言，其中“寻”在客家话不读“寻”，语音近似“丛”而音偏狭偏急促，“食”的发音则接近“拾”字，“寻食使”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赚钱谋生”之意。
地处粤东的兴宁市是个小城，这个2017年统计有118.8万常住人口的县级市是纯客家县。当地居民使用的客家话，属于汉语七大方言之一。
砌杯兴宁白叶单枞茶，茶香袅袅，瞟一眼杯口冒起的水汽，记忆依稀闪回37年前，那年我不过才7岁，听着退休在家的爷爷跟村人聊天。
“寻食使十分难，唔好去禄人家。”爷爷谈做人的道理，最爱说的就是这句话。翻译成国语，他的意思是“赚钱谋生很艰难，不能去影响别人（即不要挡别人的财路）。”
啜一口茶，挢舌舐腭，甘滑口感在舌尖齿角盘旋。像品茗一样，我细细品味“寻食使”：寻，乃寻找，食，吃饭问题，使，取的是“使”的五个释义中的“使用”意，也即跟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息息相关。
咦，这个客家词汇好生奇怪，汉语词汇涉及动词的大抵不过是动宾结构、动+动的联合结构，动+补的中补结构、名+动的主谓结构、动＋兼＋宾的兼语短语，平时常见的连动短语大抵是短句子为主，而这涉及三个动词意义的字组合在一起，的确罕见。错！“寻食使”中的后两个字，应该属于“动词活用名词”，取“谋生钱财”之意，类似柳宗元在《捕蛇者说》的“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案例，该句中的“出”“入”也是这种动词活用为名词，意为“出产的东西”“收入的钱财”。
泡水，冲茶。37年前的场景又伴着茶香跃了出来，那个暑假，爷爷砌好一壶茶，聊起了年少北上“寻食使”的往事。奶奶是童养媳，爷爷在13岁那年，外曾祖父发迹了，开了兴宁第一家牙医诊所，于是爷爷过去当学徒。当时兴宁城牙科生意并不好做，外曾祖父便带着牙医师傅和爷爷，背着工具北上“寻食使”，大约从1929年至1937年，他们一行穿州过府，在赣、皖、浙、沪、苏转了一圈，每到一个相对繁华的城市会待上一年半载。爷爷一行原想一直走到北京去行医，但到了江苏常州后，时值“七七”事变，外曾祖父从报上获悉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立即带着牙医和爷爷返回兴宁老家。
1947年，兴宁城改建，外曾祖父一咬牙，掏出多年积攒的积蓄，在新命名的中山西路买下一爿商铺，爷爷在商铺里担任掌柜。
从爷爷口中，我得知外曾祖父乐善好施，常布施食物给无法“寻食使”的穷困百姓。爷爷当时给外曾祖父打工，并没有工钱，只是隔半月拎一袋粮食回家。为了“寻食使”，奶奶和曾祖母白天忙完农活，晚上还要轮流纺线，为了能挣点活钱，奶奶失眠之时，还常常摇纺线一直摇到鸡鸣头遍，才去歇息眯一会。
1956年公私合营，外曾祖父的牙科所收归国家所有，爷爷留下来成为城镇医院的牙医，从这时开始，爷爷才有了正式的工资收入。
而爸爸这一辈人“寻食使”则是背井离乡。从江西萍乡煤校毕业后，爸爸被分配在江西安远县物资局工作。当他某次前往时任县长的家中向县长汇报工作时，意外得知县长家聘请的保姆是兴宁老乡。后来，这名热情的保姆牵线，将刚从蕉岭县前往安远林场投靠表姐、寻找工作的妈妈介绍给爸爸。
在保姆再三劝说之下，犹豫了很长时间后，妈妈才答应认她做干妈。后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姐弟都喊她外婆，喊得甚至比亲外婆还要亲。1978年，父母先后从江西安远县外贸局调回兴宁之际，外婆也因年迈返回老家。由于其含辛茹苦养大的长子长媳不孝，晚年外婆每当受到委屈，都会跑到四望嶂煤矿，在我们家住上一个月半个月。
这位被儿时淘气的我称为“天上掉下的好外婆”为人很硬气，她常常告诫我们做人要硬气：“我在县长家做保姆的时候，县长家煮了什么好的菜肴，县长夫人总会拉我上桌一起吃饭，我从来都不去吃，我只吃自己煮的咸菜下饭。”
外婆也常常谈起自己年轻时“寻食使”的往事，她很年轻的时候，丈夫就病逝了。两个儿子年仅几岁，为了将儿子养大成人，坚持不改嫁的外婆一咬牙跟着乡人，挑盐担上江西。
“一百八十多斤的盐担挑起来，刚开始连脚都站不稳，”外婆一边筛着豆子，一边回忆往事。
当时的江西粮丰盐缺，兴宁至江西赣州大山横亘，水路不通，很多客家人为谋生为养家糊口，选择了走这条流汗流泪流血的路途，挑盐上江西，再从江西挑米下兴宁。
“讲到挑担心就酸，肩头又痛脚又软，”外婆很少唱山歌，讲到这里她轻轻吟着山歌，那时坐在一旁择菜的我应该还不到十岁，看着筛箕上高高抛起的豆粒落下，外婆那哽咽的嗓声扎进耳中，也扎进心里，“人人问厓担脉介，言知担来做三餐。”
35年过去了，我还是忘不了外婆那次唱的山歌。“人人问厓担脉介”,“厓”就是客家话里的自称，“脉介”就是“什么东西”之意。每次回想到这两句山歌，我的眼窝便会蓄满泪水……
粤赣两地盐道翻山越岭，曲曲折折，且不提豺豹蟒蛇穿梭其间，且不提蚂蟥缠身的恐怖，仅仅就是途中遇到雷电交加、暴雨山洪的险境就让人猝不及防。盐最怕水，避雨不及时，谋生者千辛万苦的劳动就会血本无归。
在那个谋食艰难的年头，为了省下一分一毫供养儿子和童养媳，外婆经常是炒好了一搪瓷杯咸菜，就这样拌着米饭吃上一个礼拜。
最令外婆伤心的是，很多同行的人走着走着，“咚”的一声，一头就栽倒在地，就再也不能爬起来了……讲着讲着，外婆撩起衣角擦眼泪。
外婆含辛茹苦将两个儿子扶养成人，她的小儿子考上医药学校分到南昌市工作。她在年迈无法胜任保姆工作之时，返回兴宁刁坊镇罗坝狮子口居住。这个时期，她的大儿媳却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还把她安排在村人用来养猪的老屋居住。受尽委屈和虐待，外婆只有，也只能赶到四望嶂煤矿，到干女儿家里来诉苦；跟她没有一丝血缘关系的妈妈，成了外婆晚年贴心的棉袄。
认的外婆这一生过得是那么苦，而我的亲外公亲外婆在那个峥嵘岁月中，也过得非常非常不容易。
外公早在12岁时就单独下南洋寻找生父。刚到马来西亚，他的生父此时已病逝。一时沦为孤儿的外公只能寄居在他叔父的橡胶园里。某天，性格倔强的外公偷偷溜了出去，流浪在大马各地打短工为生。
当外公的叔父终于找到他的时候，时光又过去了好几个年头。其时，外公正在一家定居南洋的潮州母女家里做雇工，他不愿随叔父回橡胶园。雇主家的女孩与外公年龄相仿，两人玩得很好，女孩的寡母也非常中意外公这样的老实人，有意要将宝贵女儿托付给外公。
也许是缘分已尽，也许是命中注定，外公一次在外面闯了祸，不知是得罪了侨居的日本人还是当地的流氓……为了保住兄长唯一血脉的生命，外公的叔父在获悉之后，重金雇了一艘大船，又安排人高薪聘请外公到船上帮忙卸货。
当船开到距离陆地很远的水域时，外公满怀疑惑。“你叔父送给你这几个皮箱的钱物，”面对外公质疑的目光，船长这时才说了实话：“他让我送你回去娶妻生子。”如五雷轰顶，瘫坐在船头的外公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年轻的他哀求、绝食……无效抗争一段时间后，外公最终还是无奈地接受这个现实。
外公回到蕉岭过得并不舒畅。回国很久以后，他才娶了外婆。比外公小9岁的外婆是孤儿。外曾外祖父下南洋谋生曾回过一次，带回一对金耳环给外曾外祖母戴。当外曾外祖父返回南洋不久，外曾外祖母在赶墟之时，孤身一人经过当地山脉中一处叫做“眠床石”的地点，遭遇拦路抢劫，惊慌中她连呼“救命”被歹徒劫杀。那时，可怜的外婆还不到16岁。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该起命案才告破。当地公安部门1950年在审查山匪路霸之时，根据赃物线索破获了这起劫杀案。《蕉岭县志》有记载当年曾公开枪决作恶多端的歹徒。
这是亲外婆30年前告诉我的事情。我找小舅核实之时，小舅却给出另一种说法：“这事是在解放前十多年的事，歹徒是在抢劫当年枪毙的……”小舅称根据的也是他小时候听外婆说起的，曾在当地公安局工作过的他认为，《县志》很少会记载这类案件……究竟劫杀外曾外祖母的歹徒是哪一年伏法？命案破获的准确年代是几时？在数十年跨度的时光洗刷下，两种矛盾的说法均无从核实。
外婆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成长起来了，她虽然生得娇小，但因睿智能干明事理，中年后还曾被村人推举为生产队队长。
外公外婆一共养了两子六女，其中第三个女儿得了白喉而早逝，第七个女儿夭折。为了养活六个子女，外公靠搬运、载客、帮人治疗跌打外伤为生，日子过得很拮据。有一次他骑车载物之时滚下山窝，流了一大摊血，幸遇好心人救起，才捡回了一条命。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的叔父得知灾情，不断从马来西亚寄回钱粮接济，一家老小因此渡过了最困难的岁月。妈妈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称不少同学得了浮肿病，手上脸上一按一个坑，半天都恢复不过来。学校还有同学因饥饿离世，听说还有一家都饿死的惨状。“我叔公从海外寄来大米之时，我常常从家里偷出点吃的，去接济饿得快晕过去的同学。”
不知是什么原因？性格好人缘好的外婆一直与外公感情不和睦，两个老人一辈子都处得磕磕碰碰。
我的小舅在就任蕉岭县某局副局长之前，曾经前往新马泰走过一趟，大舅也曾积极联络过南洋的亲属，他们考证得知：那一个潮州女子怀上外公的崽，一直没嫁人，在南洋苦苦等了外公一辈子。
晚年的时候，外婆跟着小舅住在蕉岭城里，外公跟着退伍后分配到广州文冲船厂的大舅住广州。在蕉岭的客家话环境中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外公，到了广州很快和附近认识的潮州人打成一片。最让大舅惊讶的是，他居然能跟那些人用非常流利的潮汕话交流。众所周知，潮汕话是国内最难学的方言之一，他却用潮汕话向别人反复叙述着南洋的经历。除了潮汕话外，他还能不时吐出一些带南洋口音的英文词汇。大舅曾以为外公具有极其独特的语言天赋，但是居住广州这么多年，也没发现外公学会很多常用的粤语。
也许，几十年来，外公心底深处一直藏着一个人。也许，他在长期辗转反侧的失眠之夜，偷偷在回味着年少之时的初恋，回忆着跟那名潮州女子的相识、相处和相爱……否则很难解释，为何他跟贤惠的外婆“合不来”？为何他在蕉岭的客家话环境待了大半辈子，在晚年还能流利地使用短暂的少年时代学过的潮汕话，和带南洋口音的英文词汇？
说来惭愧，小时候听妈妈跟家人、或上门闲聊的同事谈到外公这些事时，年幼的我常常顶撞道：“如果外公不回蕉岭，如果外公没娶外婆，这世界会有您吗？会有我们三姐弟吗？”到了青春期，我却在大人们喝茶闲聊之际，悄悄羡慕着外公的艳遇：哇，一辈子两个女人，就像张爱玲写的“红玫瑰”和“白玫瑰”，当时心里暗自萌生荒唐的想法：如果，如果自己长大之后，也能同时拥有红玫瑰和白玫瑰……在逐渐成长之后，我却果断抛弃这种“尽享齐人之福”的邪淫念头。记得女儿出生的那几年，我的事业一度迎来高峰，在那个生活优渥春风得意时期，先后有爱好文学的女孩在接触时，或明或暗透露对我的倾慕。当时，我发现自己居然能很冷静抛弃一切“对家庭不利、对孩子不利”的非分之想，不时叮嘱自己：“一次风流，说不定毁的就是一个家的温馨……时刻记住你的责任。”对于家庭，坚守原则的我一直没有犯下任何作风方面的问题。也许，在某些人眼中我就是这么迂，也许，逢场作戏并不适合我这种性格……为何这么“迂”？记得在一个失眠的冬夜，我听着窗外从深夜到天亮淅淅沥沥敲打着芒果树叶的雨点，又想起外公的情事，人到中年，我发现自己的心境变了，再也没有像年幼无知时那样去羡慕他的“艳福”，更多是深深体验到他心底那份愧疚、悲哀、无奈和痛苦……
偏题了，打住。与祖先们“寻食使”遭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相比，我的“寻食使”也颇为不顺：中技毕业后我南下珠海打工，当时打工的工厂订单很多，记得有一年，一个月只能休两天，半个月才换一次班，长期要上12小时大二班，即白班早上7时上到晚上7时，晚班又从晚7时上到早上7时，冬天里早晨6点爬起来洗漱一通，就往工厂赶，牵自行车出门时天蒙蒙亮，到晚上7时下班回去时天又黑成一团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硬是花两年时间啃完自考大专文凭。还记得当时上白班下班后，一些工友呼朋唤友出去滑冰、学跳舞，而我，拒绝了一个又一个邀约，一个人待在潮湿阴暗的宿舍看书。
中年梦多，那个困窘的年月，挤在8人居住的小屋子里的一幕幕场景，总会隔一段时间冲进梦中。还记得那个只有一米宽过道的逼仄宿舍位于一楼，隔段时间，就会发生下水道堵塞事件，整个楼道和房间都是湿漉漉的脏水，有时，水面还会飘着楼上冲下的脏兮兮的秽物……
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宿舍门边有个半米宽的水泥台，我搬进时人少，我立即挑了靠门边的上铺，在水泥台上摆上一个装书的木箱，人站在床上，木箱箱面刚好到手肘的位置，这是天然的一张书桌。我趴在这里完成自考学业，读完了《百年孤独》《简爱》《飘》等等名著，那时开始迷上写诗写散文，但是写了很多稿，也投了很多稿，大都石沉大海。
记得有次凌晨三点下夜班，由于白天忙着赶稿，我的睡眠时间严重不足，骑自行车回宿舍时，软软的风吹到脸上，眼睛被像纱巾、像柳丝、像酒香的风儿灌得睁不开了。眯着眼踩单车，刚开始，大脑还不断释放出红灯信号：危险！我刹下车，狠狠地捏一下掌心，掐掐小指指甲两边，揉揉太阳穴解乏。但重新踩上车我还是睡过去了，尽管双脚出于惯性还会踩着单车。
在那短短的一公里直线路途，我居然能连接做着几个短暂的梦：梦见过一位须发苍苍的老人，穿着道袍，拎着毛笔走到我面前，在我的掌心写下一个“艮”字，梦见游泳被缠住，梦见在山谷迷路……
“啪嗒！”一声，我摔倒在地上，撞上一位骑车夜归的中年人，“你怎么骑车的？”他一脸的愠怒：“骑车还闭着眼睛？”
膝盖生痛，有一种滚烫的液体流过，出血了，从地上侧身爬起之时，我在心底默默背诵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为何要在工厂浪费短暂的青春？为何不能大胆闯出去？走出去，说来容易，做到却很难！要租房要吃饭，要买书要坐车，还要参加自考……在“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现实环境下，如果，如果几个月或半年一年找不到适合我的文职工作的话，如果寥寥无几的积蓄又花得七七八八的话，我该如何生存？“生存危机”时时刻刻悬在头顶，在这关口还可能奢谈“突围”和“发展”吗？“寻食使”难，难以上青天，青春岁月那一段艰难的“寻食使”，难的并不是一个两个“心比天高”的人，难的是一群南下的民工和青工。回想20余年前，一同挤在8人房间的工友们，他们何尝不“艰难”呢？看看对面的下铺，那里住的是杨大哥，我最好的朋友，他在半个月才有的假日里，跟着同乡去帮人焊防盗网、装空调，赚点辛苦又危险的血汗钱。有一次，杨大哥在工厂扭了腰，我照顾了他半个月，说是“照顾”，其实无非是帮帮他按摩，帮他打来热水擦身，帮他洗洗换洗衣裳，无非下班从床底拉出煤油炉和小锅，在狭窄的过道煮一锅“西红柿龙头鱼面条”，请他一起吃。龙头鱼在珠海叫“九肚鱼”，北方人则叫“豆腐鱼”，这一直是菜市场最便宜的鱼类，1997年卖价是一块两毛一斤，有时卖的摊贩多还能还价还到八毛一斤，价格常常比一些蔬菜还便宜。这些平常得再也平常不过的举手之劳，一直被杨大哥铭记心底。14年之后，举家搬到昆明的杨大哥做义乌小商品批发生意发达了，开拓了老挝、柬埔寨市场后，他专程请我小两口乘飞机到昆明玩了一周。杨大哥上铺睡的是小张，他住的时间不长，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睡得迷迷糊糊，床上翻个身，居然从一米半高的床上摔到地上，他痛得“哎哟哎哟”叫了半宿，第二天居然不舍得请假又赶去上班了。我上铺旁住了一年的是曾哥，当年新婚不久，他妻子在前山一家手袋厂打工，每周会过来一两次。曾哥每到这时，就会把我们几个逐一拉到门外，请我们到外面蹓跶两小时。考虑到工厂工资低，酒店钟点房贵，大伙心照不宣相约去散步，冬天时就跑到新华书店去看书。但时间久了，同房一位江西的吴姓工友心理很不平衡，看看手表，时间过了将近40多分钟了，便提议回去“偷窥”，我和杨大哥都认为不妥，制止了两次，没能阻止大伙的行为。在那个饥渴的岁月，“偷窥”这念头，着实是会让一群热血沸腾的男子兴奋起来，当时还没交过女友的我也抑制不了好奇，跟着他们后面回去。吴姓工友的钥匙轻轻插在门上，警醒的小曾就高喊一声：“谁？”然后是响亮的一声：“别开门，等我们两分钟。”两分钟后，门打开时，穿戴整齐的曾哥脸红红的，大伙的脸也红红的。曾哥催他妻子回去，他妻子却躺在床上扭扭捏捏，没起来，也没吭声，曾哥一下子就冒火了，“啪”地一巴掌扇了过去，在大伙多此一举的劝解中，他的妻子气得哭哭泣泣离开了……现在回想一下当年的荒唐事，真是有些后悔。又过了一个月，曾哥和妻子到工厂附近的江村租了间小房子……那年头，那岁月，那一群“寻食使”生活窘迫的工友，如今去了哪里？他们过得怎么样了？大伙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吗？
1998年下半年，我在《珠海特区报》“时尚”版开了一段时间的专栏，引发时任珠海市文联副主席骆国京的关注。他得知我的窘状时，帮我开了一封文联介绍信。我交给企业的一位热爱绘画的张副总经理。负责后勤、企业文化等综合事务的张副总上上下下打量着我，踟蹰了一番后给我安排了一间单间宿舍。后来我一直很纳闷，为何他知道我能写能拍，却不安排我去搞企业宣传，依旧把我留在繁忙琐碎的流水线呢？
这节点恰巧是我刚申报自考本科学业之际，当时又有一个小小的机会来了，珠海那年月有无线与有线两个电视台，双方围绕收视率展开肉搏战。略处下风的有线台在林书福主任接手新闻部后，立即展开改革首推“身边事”栏目，对外招聘能拍会写的通讯员，通讯员并无薪水，只是发稿后能拿到微薄的稿费。其时，在珠海电大教过我的杨正浒老师刚应聘到私立学校当校长，他对校门前一条烂尾多年的道路头痛不堪。于是，我借来他们学校的摄像机，拍了雨季烂尾路的画面，又写了条七百余字左右的新闻。有线台播发这条时长两分多钟的“身边事”后，立即引起时任珠海市长的黄龙云高度重视，专程批文指示相关部门整改工作作风，并在市政府党组会议上点名批评。初战告捷，我又连拍了驴友家里养的小懒猴等几条趣味横生的电视新闻。可惜，这个节点，依旧没人留意到我的努力，私立学校又没有合适我的岗位，失望之极的我，依旧待在已经开了三班倒的流水线上“寻食使”。
学校的摄像机不能总扛在身边，后来，我又借了堂叔的摄像机玩了好几个月。年底，我咬咬牙掏出多年积蓄，买了台摄像机拍“身边事”。此时，自考本科过了两科，但我再也没有精力去应付了。在上世纪90年代末，国内快递行业还没起来，每次挤公交车回电视台送录像带、拷贝录像带影像要花费大量时间。这一放，本科自考阶段就被放了6年之久，直到2005年我才重拾书本去考完本科剩余的科目。
2001年有了一些积蓄，我不想再在工厂浪费青春了，于是跳出来做自由撰稿人。2002年参加公务员考试，我考了笔试第一，分数比第二名第三名高了很多，但在面试阶段却惨遭淘汰。面试之前，曾有人打电话恭喜我，当时担心是骗子，我没怎么吭声，错失机遇后很多人认为，我应该逮住那个电话带来的机遇，“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暂缓使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正是当年社会最正常的现象。也许，是自己没经验，也许，真是“文憎命达”……总之，磨难的阴霾，依然笼罩着我“寻食使”的人生之旅。
2003年，在恩师靳树乾的关照下，我进了珠海某家晚报做记者。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半夜爬了起来，凌晨赶到蔬果批发市场偷拍赌博摊档；那时的工作没日没夜，几乎可以用“你们看到报纸的时候，我们在路上；你们没有看到报纸的时候，我们在路上”来概括。报料热线放下后，我得立即奔赴小区、医院、农村、学校等地，在那个非典肆虐的初夏到溽暑蒸人的8月，百余天时间里，我发表了95篇反映百姓呼声的社会新闻，其中三分之一发表在该报头版或其他版面的头条位置。
“寻食使”难不难？这种业绩我却得卷铺盖走人！当年暑假，拱北某中学校长的女儿刚从暨大新闻系毕业，她很想进晚报。可是报社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位置安置她，她不死心留下来做实习生。其后，又去找了正在报业集团工作的时任宣传部长的太太。官员发话，可把晚报领导愁坏了，到底该把谁开了？好为官员要求安排的校长女儿让路呢？这是一道横在时任晚报领导眼前的一道难题。
就在这个要命的节点，接线员接到一条非常有价值的报料。但几位有经验的记者了解了一下内容后，纷纷借口手头有约好的采访就推了这单活。接线员把活派到我手上。原来，当时市面售价80元一把的某品牌口风琴，一小学却要收150元一把，多名家长打来电话举报。这是一条“大鱼”吗？且慢，负面新闻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采访时我不是仅听家长一面之辞，我还赶往学校，听负责人的解释，又找到琴行老板娘，了解这事的来龙去脉。
多方采访后，我将采访的素材按家长投诉、校方解释及琴行老板娘所谓的“有竞争对手使歪招”“东莞运来二手口风琴翻新出售”这些观点用小标题形式，罗列成三块让读者去“见仁见智”，这种未做任何评判的社会新闻，其实是相对公正、客观的，但是没想到就是这条稿给我惹下了无限的麻烦。
新闻曝光之后，当地教育局立即叫停了“乐器进校”方案。琴行老板娘是时任某官员的外甥女，立即赶到晚报告状。第一次她告我“无中生有”，因为我做了笔录，此举不了了之。第二次她赶到报业集团去，告我“胡说八道”。这，这算什么理由呢？折戟沉沙后她依旧不屈不挠，先找了报业集团的某位官太太，这一次，人家给她出了个整人的歪点子，于是她又跑到报业集团告我“断章取义”。
正愁如何去为官员打过招呼的校长女儿安排岗位的晚报领导，这回可逮住了机会，兴奋得直搓手，立即决定把我除名。
谋生难吗？难以上青天。晚报出来后，我有很长时间没找到工作。这里补叙一点，开除我的晚报领导张某是一个赌徒，常去澳门豪赌一把。他在几年以后前往澳门某赌场赌博时，先赢后输，输红了眼便向“大耳窿”借了笔巨款，没想到翻盘不成输个精光。后来，澳门“大耳窿”追债到报社，把他带走了。等警方前去解救之时，张某已在位于珠海、中山交界的某山窝的一个狗笼里关了好几天了，嘴边放着一个缺了个角的狗食盆，里面盛着粥……后来，听说他被开除公职，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回河南安阳养老了，听到开除我的张某的惨状，我没有笑，更没有幸灾乐祸，只是微抬着头，望着蓝天长叹一声，为他，为晚报，为我们曾经共同奋斗过的百余天时光……
苍天何曾饶过谁？那个暨大毕业的校长女儿成功顶了我的岗位，她在晚报工作9年之后，还没学会写新闻导语。记得她入职那年写门牌被盗新闻，导语足足写了一两百字，从自己要去哪里买家电写起，还写从什么街转到什么街，最离谱的是，那天报纸居然能“白纸黑字”把这一段发了出来，一时沦为当地新闻圈最经典的笑话，没有之一！当我后来在中央某媒体驻珠海记者站工作之时，还听到拼车的记者聊起她写的奇葩导语，干了9年的她让每一个编发她写的新闻的值班编辑苦不堪言，改导语居然能改到痘痘“直接能从鼻头冒出来”。新闻行业从2003年的“白银时代”沦落到2014年以后的“黑铁时代”后，这位校长女儿终于从报社辞职了。说实话，能在苦不堪言的编辑面前坚持这么久，也的确让人在可怜她的同时也佩服她，不过，说句公道话，在当今这个社会，找一个心仪的谋生职业的确是很难。
晚报被炒后，我足足过了9个月才找到新工作，去香港某报驻珠海记者站做记者。驻站站长不会写稿，但她人脉广，只负责拉版面广告，策划公关活动，采写任务全盘交给我干。站长常跑回湖南郴州拉广告，那年郴州政府在香港某报投的广告，比珠海、中山几座城市的广告额总和还要多。站长常笑着对我说：“你的工资，基本就是靠郴州那里赚的广告费。”
我干劲十足，“大珠三角”版天天能见到我写的稿子。正当我干得风生水起之际，恰巧站长要换车了，她看中了澳门某报驻珠海记者站记者的车，那个记者当时也想换车，两人一嘀咕，进入讨价还价环节。站长压价压得很低，澳门驻珠记者眼珠一转，在同意这个价位的时候又提出一个坏点子：“你何必请记者呢？你把你请人的工钱给我，你的稿件任务我帮你完成。”两人一合计，我又成了无辜的牺牲品。
此后几年，我陆续换了几份工作，干过外资企业品牌主管，干过企业宣传，干过房产网站主编，尝尽酸甜苦辣。直到2011年，遇上了我人生又一个恩师冒韪先生。冒老师把我招进中央某媒体驻珠海、中山分社，由于上面有规定，尽管我干的全是中央媒体的采编活，但是合同却签在了战略合作伙伴银隆集团，由银隆集团旗下子公司发放我的薪水。
在这几年中，我采写的报道荣获了广东新闻奖等众多奖项（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广东新闻奖还是在广东分社唯一一次推荐我的稿件参评的机会下获得的奖项，从此之后，我写的任何大稿都未能通过送评前的分社投票环节）。我发表的一千多篇新闻通讯被海外报纸、境内外网站广泛转载，最多的一篇被《联合早报》《星岛日报》等30多家海外知名大报转载。我还出版了散文集《印象兴宁水墨珠海》、理论书《新闻课——如何学会与读者“拍拖”》等三本书，其中在当当、京东、亚马逊、博库、文轩热销的《新闻课——如何学会与读者“拍拖”》被清华、人民大学、中传、复旦、上海交大、武大、浙大、西安交大、哈工大、厦大、华东师大、暨大等众多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和国家、省、市县区图书馆购买收藏。据《中山日报》《梅州日报》及中国作家网、中青网、中华网等媒体报道，一些高校教授在上新闻专业课时，常常会援引我写的这本书的一些观点、案例去解读新闻理论。
亮出这些成绩，我的谋生之路应该没问题了吧？错！2015年底，某媒体的广东分社要将几名考核排名前列的业务骨干转为分社人员，当时发稿数量和质量最高的我也列入投票人选。其实，在2011年至2015年底，我每月发稿数量及签发通稿数目超过广东其他几个支社的总和，每年拿的4分稿、5分稿也比他们总数多了很多！但我却遭遇到一场人为“阻击”，当时因为负责的冒韪老师没去开会，委托支社内另一位有编制的记者赴会，她在投票之前，出于某种考虑，主动提到未来她接替退休的冒社长职位后，不知该如何处理我这种由合作企业发薪水的“劳动派遣”性质的员工出路，就在这时，一个叫邢某的女编辑跳了起来，说了很多对我不利的话……在选拔优秀苗子的投票之际冒出这种指责，邢某的攻击是不是有点龌龊有点卑鄙？后来，分社官员张某悦便立即下令将我的投票资格取消。众多老编辑、老记者为我的遭遇扼腕叹息，甚至在现场提及我的业绩，但刚愎自用的张某悦命令已下，这些补救于事无补。
其后足足两年时间，我一直跟某媒体高层反映这件“造成我的人生悲剧”的事件，可惜无力扭转局面，一直妒忌我接连出书，早就看我不顺眼的张某悦趁冒韪老师退休的节点，直接把我辞退了……
悲哀啊，我的“寻食使”经历……
给茶壶续上热水，独特的茶香依旧扑鼻而来。这茶还是几年之前，前来珠海送锦旗的兴宁市侨务局赠送的，放了几年了，茶香依旧不减。
那年我利用采访“黄土计划”创始人张志豪的时机，向他详细介绍了老家兴宁百姓的贫困状态。“黄土计划”成立于2003年，此前只是针对全国“老少边穷”省份的贫困大学生推出帮扶计划。而家乡兴宁虽说是地处富可敌国的广东，但因地狭人多、基础设施落后、地理位置偏远、数度因人为因素错失轨道交通站点选址机遇等原因而贫困，众多农民家庭只耕种区区几分田，一家之长凭打零工及耕田根本无法供养孩子读大学，甚至不时出现考上大学的贫困生只能弃学外出打工“寻食使”……张志豪先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于是，他立马决定给20名兴宁市考上一本线大学的贫困孩子提供每年人均2000元帮扶，我立即联络兴宁市侨务局与之对接，请局里派人走访核对市内各所高中提供的贫困生名单。
的确，再错失教育的话，难于“寻食使”家乡百姓又如何改变贫困的现状呢？千年古邑兴宁自明清时起就是粤、赣、闽三省陆路交通枢纽，自从铁路改线错失了京九铁路兴宁站，鹰汕高铁改线错失兴宁站之后，兴宁便与毗邻的拥有152.4万户籍人口的五华县双双沦为“被遗忘的角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9年10月11日运营梅汕高铁，居然就在人口仅仅只有70万人的丰顺县设了建桥站、丰顺东站两个站点，这种不顾实际情况的规划，让接壤丰顺县的兴宁市、五华县两地总数高达271.2万的民众如何去解读呢？
在我牵线下，张志豪先生连续多年资助兴宁籍贫困大学生。兴宁市侨务局派出工作人员前来珠海给张志豪先生送锦旗、送兴宁特产白叶单枞茶。他们还专门转到我家送一盒茶叶。我推辞不要，但乡亲说，这是市里的领导专程交办的事务，一定要来感谢我多年心系家乡，不遗余力宣传家乡，为家乡招商引资、扶贫济困牵线搭桥的游子。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小时候，爷爷常常对我说这句话，他也是以身作则。还记得很小的时候，爷爷牵着我在村子里外散步，遇到熟人都会主动了解收成之类，一听到村人讲述“寻食使”难，上顿不接下顿之类，或孩子读书学费凑不齐之类，爷爷主动掏钱去资助村人。
村人千恩万谢离去之后，爷爷对着我质询的目光，常常叹一口气后就说：“寻食使难，寻食使难！”然后他又说：“长大以后，你要记住孟子一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其后，他又细心解释了这句话的意思。那年头我才三岁多，在爷爷的调教之下已经能背几十首唐诗了，爷爷常常当众夸我记性好，有时他无意讲的一句话，过了好几周我还能原原本本复述出来。
爷爷刚退休那些年，每天晚上家里都是人来人往，他喜欢讲古，谈年轻时北上“寻食使”的往事，但他谈得最多的还是几代人的“寻食使”经历。据爷爷述称，我的“公太”（客家话的“公太”指高祖父，即爷爷的爷爷）陈献君是晚清秀才，第一次进京赶考遇到其母病逝，只能返家奔丧守制，三年之后即1895年再度赴京，高祖父又追随康有为、梁启超，与千名举子、秀才一同联名上书，呼吁清廷拒签和约，共同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返乡后他抛弃功名，转身开私塾教新学。曾祖父陈泮香则从事风水堪舆。同盟会元老、著名民主人士罗翼群老家兴宁龙田镇的大户人家，经常派人来永和镇请我的曾祖父去看风水，预约时间常常排到一个月之后。据说，当地流传最广的一个段子就与曾祖父有关，曾祖父给人看打井，说挖几尺的土就只能挖几尺。当地有一个愣头青硬是不信邪，挖到位之后又挥了一锄，这一锄真不简单，井水不是缓缓冒出来而是喷出来的，鸳塘那里于是留下一处来不及砌砖的水井。鸳塘罗氏后来出了很多人才，众人都说是我曾祖父给看的风水。曾祖父有五个儿子，风水之学却没传给子孙，因为当时风水堪舆不能发家，爷爷13岁就送到亲家那里学牙医。
爷爷和四叔公都从事牙医，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爷爷陈英华和四叔公陈振民两兄弟成为名震粤东的知名牙医，八十年代初连赣南、闽西以及位于粤东的梅州、汕头、潮州、揭阳等地不断有患者慕名来兴宁城镶牙。爷爷的牙医技术并没有传下，我爸是读书出身，成了国家干部，在广东省矿山建设公司工程师岗位退休，我亲叔叔退伍后到了煤炭系统，他生前在坪石组建了一支建筑队南下广州承包工程。到了我们这一代，哥哥是司机，我做了多年记者，叔叔的儿子则选择经商。
爷爷生前常常感叹“寻食使难”，他称从高祖父、曾祖父到他，在他们依靠傍身之技时，都无法赚钱，只能苦苦维持生计。高祖父开私塾，当时周围民众都穷，只能提些粮食来读书；曾祖父名震兴宁，但在那个举国艰难的岁月，也就谋点糊口的钱而已。到了爷爷辈，好不容易手头宽裕点，但是，要建一栋新屋还是很难很难。
现在想想，爷爷那一辈靠牙医谋生真是艰难，尽管名震粤东，但当时能花钱去镶牙的人很少很少。上世纪八十年代做一颗烤瓷牙也就三五元钱而已，当时我爸在矿山的月薪是七十多元一个月，比当时社会各行业的综合平均工资略高一点，做一颗烤瓷牙约占月薪的二十六分之一至十五分之一左右。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做一颗烤瓷牙的价格大约是八千元至一万元左右，相当于全社会各行业的综合平均工资的两倍，随着全国民众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现在的牙医诊所常常是人满为患，随便一家牙科诊所的普通医生，从业几年就能赚得盆满钵盈。
“也许是家运，也许是宿命，”爷爷晚年曾跟村人抱怨称，家里几代人干什么行业，什么行业就是属于同时代的没落行业。想想也是，别说老人了，爸爸从江西安远县调至位于四望嶂的广东省建一处，不过几年，省属单位没落；到了我又从国有企业跳了出来，从事媒体，媒体在这几年因为互联网、自媒体的冲击，媒体记者从“无冕之王”的地位，一下子跌到“码字民工”的形象，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但最近二十年来，作家早就从高尚的“灵魂工程师”沦落为“谋食艰难”的弱势群体……
常常有人嘲笑我们兄弟几个为何不跟爷爷学牙医，这可怎么说呢？爷爷1989年逝世，当时我哥初中毕业后不愿学，我又刚读初中，堂弟还在读小学。爷爷在病逝前曾做好规划，他让城叔（四叔公的小儿子）学牙医，准备让我未来去跟城叔学。但任何规划都赶不上变化，城叔学会后调至珠海医院工作，先是安排在采购岗位，牙医技术荒废了几年，其时国家又对执业牙医上岗出台很多规定，后来，城叔离开医院时，干脆改行去学开油车了。没想到，没想到2005年以后，牙医一下子就成了国内最赚钱的行业……
“寻食使”，这是兴宁客家话中一个常用的词，今天是个忙里偷闲的周五下午，我捋着这几个浸透了血泪的字眼，总结了陈家五代、徐家三代、我认的外婆，还有我同代的舍友们的一些“寻食使”故事，挥笔写下了这篇文章，希望能对研究百年来中国民众谋生史的学者有一点帮助，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仅此而已，仅此而已……
图：《聊聊客家词汇“寻食使”》首发文学双月刊《大湾》202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