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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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院里有棵桂花树，搬家的时候，弟弟送来一棵玉兰，说有贵无玉不完美，有贵有玉才是“金玉满堂”。这个说法有些俗气了，倒是我名中有玉，且爱花成痴，所有的花在我眼里都是有灵性有感知的，就留了下来。
玉兰原本开在二三月，云南气候好，头年十二月份就会开花，一般来说，花与叶不会同时绽放。我家这棵玉兰倒好，早春盛开，并无异样，待花片凋零绿叶满枝的时候，居然又从绿叶中展露娇容，虽花型微小，花色略淡，却让人感受到娇弱柔美背后蕴藏着一股力量。
生病以后，远离云南到北京治病，住院楼前面的空地里也有几棵玉兰。每次从楼前走过，忧心忡忡的我，总会忍不住停下来看看，想想家里那棵一直努力盛开的玉兰花。
养好伤口，进入化疗，二十一天跑一次北京。每次从北京回来，全身酸痛无力，恶心厌食，睡不动了，慢慢起来坐在饭厅，隔着窗，看看窗外的玉兰。玉兰花开得越来越小，颜色更淡了，由紫粉变成了浅白，在宽大肥厚的绿叶掩映下，显得有些柔弱憔悴。我忽然觉得这花是懂我的，它好像知道了我生病，一直这么顽强地开着，不言不语地陪着我，顽强而体贴。
最后一次化疗结束后，回到家，已近深冬。玉兰花落光了最后的花瓣，叶子随着秋风一片一片慢慢掉光，就像我的头发经过一次次化疗的摧残，已经不愿待在我的头上，一根一根没有话别就离开了我。
按照治疗方案，化疗结束一个月，又该转入放疗。离家的时候，我看了一眼玉兰，它坚持了一年，终于还是谢了，躲进了毛茸茸的花被。我有些伤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把自己同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虽然我知道春风一吹，它又会挣脱束缚，重新盛开。看着隐藏的花芽，我对放疗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我不知道放疗又会经历怎样的痛苦，放疗之后我又能有多少生还的希望。
北京的冬天，气温很低，室内的暖气又闷热得让人难以忍受。这种温差较大的冷热交替对于每一个云南人来说都是一种考验，更何况一个免疫力受到严重破坏的病人，我毫无征兆地病了。鼻涕流得越来越多，常常不经意间就滴了下来，等我掏出纸来，鼻涕已经掉到了地上，喷嚏也接踵而至，一串未止一串又响，眼泪也淌个不停，像是身上的开关也被冻坏关不住了，才会水流不止。
病中的我更加烦躁，各项检查出来以后，开始做计划拿方案，一个星期的时间过去了才让我去定位，定位后又说我的手恢复不好，不能提高往后，还得重新做体膜。医生谈话时告诉我，放疗会引起心脏损伤、放射性肺炎、放射性脊椎炎等，要我在告知单上签字。想起死于过度放疗的父亲，我情绪开始低落，无端地生出几分害怕。我跟丈夫说，手术、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内分泌干扰，所有癌症能做的治疗我都得做，会不会癌症没好，我就被治死了。丈夫也很担心，他一直不主张我这样治疗，他担心把我的心肺损伤过大，更不容易恢复。他认为，病灶已经切除，又做了化疗，全身的癌细胞已经被杀光，已经没有问题了，重要的是要好好锻炼，让自己强壮起来。商量以后，我们一致决定不放疗，回家吃药保养身体。
订好机票，准备回家。主治医生听说我不想放疗，很着急，一直给我做工作。责任医生又专门过来给我普及治疗知识，他从乳腺癌的治疗方法、风险比例，一直说到我的身体素质和心态。他说，今天的方案是在治疗中慢慢摸索过来的，已经是一套很成熟的方案了，只要按照方案治疗，应该没有多少问题。如果不放，转移的风险太大，很容易引起扩散。丈夫开始犹豫，女儿也主张还是按医生的方案做。
终于还是没走，选择继续按方案治疗。每次都这样，选择化疗的时候也是这么犹豫。选择永远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尤其在生命的路口，我不知道往左还是往右，不知道哪条路是生哪条路是死。我害怕一不小心抓到死亡那根签，让我永远没有反悔机会。我定下心来，跟丈夫说，不管是生是死，已经尽力了，我绝不会有任何怨言。
一年了，对北京的印象只是医院到出租房那段路，路旁那些卖小吃的摊子，跪在医院门口乞讨的人，拎着放CT片子的塑料袋匆匆忙忙走着的人，三点多就到医院门口排队的病人，以及站在冷风里拿着租房信息的二房东。
等待放疗的日子，虽然有些焦急，倒也成全了我。我终于把眼光从医院延伸出去，天安门广场、博物馆、图书馆、潘家园、史家胡同、十渡、潭柘寺，到处乱窜。虽然冬天，好多景点关门封山，但坐车看景跟走马观花一样，终于窥探了北京的一斑。
我发现玉兰花在北京到处都有，史家胡同大院里，潭柘寺大殿门口，医院里。虽然都还光秃秃地没有一线生机，但我还是一眼就能认出它们，并能准确判断出哪一棵是白玉兰，哪一棵又是紫玉兰。
元旦到了，到处是祝福的话语，朋友圈里有人晒玉兰花的美图，私信一问，云南的玉兰已经开了，还是那么纯净高雅、端庄秀丽。赶紧给丈夫打电话，我们家的玉兰花开了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