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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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泽波
一九七五年我“塞翁失马”，到山西省第一建筑公司当了工人。第二年合同满，襄汾、吉县的同事们都续了合同，而我们乡宁县不续，原因是新来了个县委书记，要我们回去“建设大寨县”。当时，全国各县都在用“大寨精神”改造穷山恶水，敢教日月换新天。
我从建筑公司返回原籍不久，正赶上县里举行一九七六年的“八一民兵大比武”。崖下公社武装部部长高仰仁正发愁从各大队不好抽人（大队水保工地要足够的劳力），他和我很熟，好几年我要当兵每次都是体检合格，因我家是中农成份比例低轮不上，他也表示过遗憾。这次听说我回来立即通知我说，先不要回大队，公社打靶需要人，回去就抽不出来了。于是乎，我与刚从部队退伍回来的同村人王全生（他后来担任过台头镇长、县社主任等职）一同参加了民兵比武训练。当然，全公社总共抽回二十个人，有男有女，住在公社单独设个灶。每天从构成瞄准开始爬在地上几小时，一个月后进行实弹射击。那时全用半自动步枪，子弹随便拿。回家也可以把枪带回去，兜里装着好多子弹，在路上碰见野鸡、兔子之类随意打。两个月训练结束，赴县参加射击比武，但所有参加训练的人不能全上，一个公社只准十二个选手参赛，我当时就在十二号靶台。总结表彰时，我代表崖下公社在小礼堂发了言。
民兵打靶结束后，县上“建设大寨县”的主要工程---修建宋家沟水库上马。从原来的油路专业队抽了一部分队员，又从各公社、大队抽回一大部分青壮年劳力，组成“乡宁县生产建设兵团”。先以公社为单位，后来全县十六个公社合并为五个连，设连长、副连长和指导员，下设连、排、班，实行军事化管理，分别驻扎在管头公社的长镇、核桃园、宋家沟三个村。和我一同参加民兵比武的王全生任二连连长，二连由崖下、管头、尉庄、双凤渰四个公社的人员组成。因此，我也随二连住在宋家沟村。
指挥部起先设在长镇村民房，后搬迁到离水库较近的兵团自建的窑洞里。总指挥是时任县水利局局长武姚祺，然后从各公社、县直机关等单位调回副指挥、办公室主任、工程股长、水利和建筑工程师、技术员，机构十分健全。还有电影队、宣传队、医疗室、修理厂、汽车队等，功能也很完善。同时，县武装部刘政委率领一班现役军人进驻水库指挥部，为工程保驾护航。
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通知所有人员下午两点参加大会，举行“生产建设兵团”建团仪式。真不凑巧，那天中午我领饭时一不小心，一碗米汤洒了我一身，裤子和鞋全弄脏了。那是可不比现在，只有一身衣服，晚上洗了白天穿。如果马上洗，也赶不上两点钟开会。干脆不参加会了，可是我总是想去看看那阵势。和我同屋住的双凤渰公社马村的（那时候他住在崖下公社庄上村）马小锁（当时他姓刘）看出我的难处，说：“老兄，我提包里还有一条黑凡尔丁裤子、一双白球鞋，还有一件白短袖衫，咱俩个头一样高，下午开会你就穿上吧？”边说边取了出来。嘿，一穿刚合适。那身衣服在当时是相当时髦的，崭新的黑裤子、白球鞋一尘不染，加上那时小伙子也比较英飒，看上去简直与众不同。
生产建设兵团建团仪式，在即将开工的水库坝址附近两块较大的地里举行。下面的那块地算是“广场”，上千名兵团队员列队站立。上面那块地用布做的帐子围成一个舞台，正中央有一排桌椅，那是主席台。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县长）、县武装部政委及总指挥武姚祺和其他几位新调来副职们就座于主席台，穿军装的武装部的几个干事、参谋在维持着会场秩序。
我个子小站在二连的最前面，就是靠近“舞台”的位置。由于，我穿了身上白下黑反差较明显的衣服，加上一双白色球鞋，将成为会场的亮点。突然，主席台上的总指挥武姚祺指着我，说让我上台来。我还没反应过来，武装部的参谋黄忠民马上推着我上了台。台上坐的都是“大官”，我一时不知所措。总指挥说：“你指挥大家唱两个歌，一是东方红，二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天哪，这哪是咱的戏呢？眼前一千多人，背后都是有头有面的大人物，我哪里经过这场面！吓得我连头都不敢抬。不过，那两个歌，每天都唱，谁都会唱，至于对不对，反正都能唱完。可是，指挥唱歌那就要打拍子。在学校我不是好学生，就没有打过拍子，今天是赶着鸭子上架。已经没有退路了，我硬着头皮，壮着胆子，起了个头喊了声“预备唱”，接着一手高一手低在空中比划着，总算是把歌唱完了。建团仪式结束后，大家说我的拍子打得还不错，看来他们也不会打拍子。
没几天，我从连队调到指挥部工程股，每天跟着工程技术员赵保国搞测量。我是一生对数理化都是“零”分的主，在工程股无所适从，只是顶个人数罢了，每天就是扛着标杆听从赵技术员指挥。
不久，因派性问题几个公社书记、主任以上的干部也来参加修建水库劳动。在指挥部工程股我虽然是个“小卒”，可我是一个人住一间房，县上来水库劳动的最大的“官”就安排和我住在一起。他叫王国栋，当时的乡宁县革委会副主任（副县长），他个子很高，足有一米九左右，很少和别人说话，每天只是扛一把铁锨在工地默默拆土劳动。和我就不一样了，一是我俩住一个房间，二是我俩属于老乡，我对他挺照顾的，早晨帮他打洗脸水，给他在五里远的长镇供销社买烟和日常用品之类。他对我也视为知己，从起先说些生活中的事，逐渐发展到无话不说，再到后来我俩睡一个床同盖一个被子。不到一年，他恢复工作到安泽县当了县长，我去看他，仍然是两人同吃一碟菜，晚上不让我住招待所，让我和他同住他的卧室，还是两人同盖一个被子。后来他调任侯马市长、市委书记，我又去看望他，那天他正召开常委会，秘书悄悄告诉说我来了，他很快结束常委会，又一次高格接待了我。这是我今生的第一个忘年之交，也是在宋家沟水库所结的缘份。
在宋家沟水我虽然仅仅待了一年半，可是在工程股简直是度日如年。莫说我数理化基础极差，连简单的计算我都不会，和我同时进工程股的枣岭人左德生，人家特长就是数理化，很受工程师们的器重，我却渐渐地被“凉”了。我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总得拿出一套“本事”体现出自己的价值让“他们”看看。晚上躺在床翻来覆去想不出辙，突然想起了读过的魏巍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便以此为思路脑中浮现水库工地的劳动场景。于是乎，我很快写了篇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题材的文章《我们的战士》，摆到了总指挥的案头。
根据总指挥武姚祺的安排，“宋家沟水库指挥部广播站”播音员用标准普通话，每天滚动播送《我们的战士》六遍，八个高音喇叭覆盖整个工地，一连播送了半个多月。在那些天里，我在工地走过，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和我打招呼，有的还竖起大拇指夸我。万没想到，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处女作，将使我成了大家心目中的“明星”，其实我还差远呢！
一九七八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农业学大寨”运动结束，此前的“建设大寨县”已转入农村改革。由此，我也乘着改革的春风，告别水库指挥部到下善公社办公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