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下善（随笔）

服从组织调遣，1979年春，我离开宋家沟水库指挥部，到下善公社办公室工作。起先为下善公社革命委员会，不久改为下善公社管理委员，后又经选举成为下善乡人民政府。

之前，虽然我先后在省建一公司当过工人、水库施过工，但都不算是“正规军”。那个年代，公社一级的干部到村里下乡，老百姓看着人家是“官”，非常羡慕，心里还告诫自己：咱天生的受苦人，哪敢和人家比。我当时也是如此地认命。这次神差鬼使地走进了共和国的一级政府，正儿八经地坐到了办公室。村里娃到公社，还坐到办公室，简直是鞋帮做了帽檐了。

报到后，还没来得及品想自己怎么摇身一变成了别人羡慕的对象，就一头扎进了繁杂的事务中。下善公社是多年全县的先进单位，虽然这次领导班子是新换的，但还是隔三差五地有县上的、地区的、省里的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领导莅临。然而，公社机关没有通讯员，更没有管理客房的服务员。书记交代，这些事情先让办公室承担，随后再找通讯员和服务员。办公室就我一个人，呆了五年就没有办公室主任，当初书记发了话，我情不情愿也得承担！兼打字员的广播员是知识青年，不久也因政策落实调走了，书记又说办公室先把广播站和打字管起来。这样，加上办公室本职，我一人挑起了五大员的担子。那时我才二十出头，年富力强，血气方刚，肩上的五副担子有四副根本不在话下，就像玩似的，就是其中一副把我给“将”住了。那就是立即起草“下善公社一九七九年春耕生产誓死动员大会”上的《党委书记报告》和《一九七九年下善公社春播方案》。

由于多年来，全县十六个公社办公室写材料的大都是跳槽的教师，依据当时教师归队的政策，不少公社办公室人员空缺。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了办公室人员的。况且，我没念几天书，五年级念完刚升六年级就离开学校回村参加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两年后七年制学校办在我们村，我插班七年级毕业。没有学历，字也写不下样子，就像狗扒插。到下善的第一次写字，就是电话记录《中共中央关于对越自卫还击战的通报》，一连记录了七八页稿纸，写出的字我看着都难看。好在书记是新调来的文化也不高，也没有办公室主任，所以没人知道我的文化水平高低。然而《书记报告》和《春播方案》那可是硬头货，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时间只剩半个月就要开群众大会，两个材料务必亮相。那时还是集体化，公社领导班子成员和其他部门及社办人员每天分头到各大队下乡，留守机关的就是看总机的电话员、会计、炊事员或者是几个不出车的司机。我初来咋到和大家也不太熟悉，基本上不串门，把自己关在办公室构思那两个材料。无论怎样绞尽脑汁，苦思冥想，都是徒劳。别说公社是新换的班子，办公室没有半页上年的材料，即便有上年春耕生产动员会的报告也不能用只言片语。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几个月，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第一次群众大会，正好处在改革前后的分水岭上，整个提法和过去的三十年截然不同，当时叫“工作重点转移”。写书记的大会报告，确实比登天还难。估计那时全国各基层的报告都是一样，没有参考资料的。我挖空心思想了几天没辙，每天就是看报纸，不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山西日报》、《山西农民报》、《临汾日报》还都有。一天我躺在床上看了会报纸，心想在这个报纸上摘点，那个报纸上抄点，也不是个办法，原先脑子里的那点积累这时也成了一片空白。

门被推开，看总机的张女士撩开门帘半闪着身子说县委办公室让记个通知。我马上跟她走到总机室，记完电话内容，她问我：“这几天窝在办公室是写那两个大材料吧？”

“是啊，还没写完。”我心不在焉地回答了一句。

她又问：“一个都还没写出来？”

“嗯”，我回到办公室回想着她的问话，突然茅塞顿开。

好几天了，两个材料最起码得拿出一个，要不你到办公室来干啥了。《书记的大会报告》政策性太强，先放一下不考虑了。《春播方案》应该是在去年的基础上项目不变，只是增减数字吧，找一份上一年的改头换面不就出来了？反正书记是新调来的，即便就是原来的书记，一年了也早忘了。公社办公室啥材料都没有，那只有就到下面的生产大队去找一份一九七八年的《春播方案》。大队的材料一般是由会计保管，可是都不认识。好在公社的团委书记刘九龙既是我老乡又是我七年制学校的同学，他念完七年制后当了两年民办教师，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被推荐到山西农学院上学。那时大学生都分配，于是他担任了下善公社团委书记在上善大队下乡。上善离下善仅五里，我骑上自行车立即找到老同学，说明来意，很快取回了上一年的《春播方案》打印版。仅用一天时间，《下善公社一九七九年春播方案》手写稿摆到了书记的案头。第一稿交了，书记很高兴说：“这下抓紧写大会报告，只剩下七八天时间就要召开群众大会了。”

从此几天里，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抄报纸上的文章词句，摘录三中全会公报上的政策提法和关键词，再搜索我的积累，虽然那时的积累大都是文革的词汇，但慷慨激昂，豪迈奔放，加之我从小学作文起从来没有错别字，并且语言流畅，读起来顺口。五天时间，三十多页的书记《大会报告》初稿完成。召开全公社群众参加的“一九七九年下善公社春耕生产誓师动员会”的前一天下午，公社机关所有人员乘两辆解放卡车到乡宁县城去看电影，只留我和书记两人修改《大会报告》最后定稿。书记看了好几遍《报告》，心里没底不知道满意不满意，正在这时县委宣传部长马占川从关王庙公社下乡路过下善来到公社。书记说：“马部长，你是材料专家了，赶快审一下这娃给我写的报告，我明天要在群众大会上作报告呢！”马部长说：“好，你该忙啥忙去，我和这娃两人给你改。”马部长和我是老乡早就认识，书记走后，我们拉了会家常，他根本就没看材料。马部长问我书记看过吗，我说书记看了好几遍了。他笑着说：“那就没问题。”便和我一同到书记房间说：“报告我看了，没问题。我们崖下人写出的材料还能有问题？”书记吃了定心丸，我也算是交了差。

当时应该属于政治体制的过渡，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未能适应，各地的办公室材料成为薄弱环节。为此，乡宁县多次举办写作培训，邀请新华社记者和《人民日报》记者、《山西日报》编辑、山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及临汾地委通讯组的“笔杆子”们讲课，我不误一次地都参加了。也正是通过多次参加培训，才使我走上新闻通讯和文学创作之路。我有生以来的“处女”新闻稿登载在《山西日报》头版头条，后又在《人民日报》发表新闻和报告文学以及我发表的小说载入了《乡宁县志》等，这些都充分说明，参加培训，虚心学习的重要性。回想起，初到下善时的那两个“大”材料，还真是写的有点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