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子

老宅子

崔泽波

兄弟四个，他们三个都在村里修建了新房搬走了，唯我和妻儿们还呆在祖上留下的老宅子里。后来我也举家进城，老宅子就没人住了。

老宅子在村堡的最高处，清朝建筑，主北坐向，上房和东边亦有三孔窑洞，均为石头拱券，东边靠最南的那孔窑是双合碹砌成，绝对不能住人，是专门用来喂牛的，说是可以使母牛下双胞胎犊。正南边曾是厦厅，西边有两孔不到一丈入深的小砖窑，听爷爷说是解放前所建。曾问过爷爷，为什么修那么小而浅的窑洞？爷爷答，私有制的旧社会寸土寸金，隔壁是人家的地方不让占用，也不能占。西边小砖窑的建成，将正方的三孔石窑遮了靠西边那一孔，常年不见阳光成为“黑窑”。无论窑洞大小，反正形成一个典型的四合院。院子用青砖铺装，四周均用砂石条砌成台阶。古人异常讲究住宅风水，尤其是对大门的方位格外严谨。按周易理论，我家老宅子的大门应面向西的方向，可是直接出院与邻居家的大门相对了，据说“门对门”容易发生口角。因此，我家大门出院向西再呈“Z”字型，最后又是向西的方向。

自高祖起，曾祖、祖父、父亲四辈都是独丁单传，不存在分门另户，一直居住在这座宅子里。听父辈们讲，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乡吉特委机关扎在南头邻居大院里，而最大的头头是书记叫武光就住在我家东面的窑洞里，几个月后武光调走了，新调来了一个书记叫赵守攻也住在这个窑洞。东面另一个窑洞和西边的砖窑里还住这几个当兵的，那应该是搞警卫的。每天来来往往的人不少，也不知道做啥。只知道这伙人每天早早就起来了，有的挑水，有的扫院子，连我家和邻居家的水缸都挑得满满的。当头的有时候还到我家里和爷爷们拉拉家常。爷爷说，这些人真好，可是一年后，全都走了。听爷爷讲的故事，我们也都不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淡忘了。

打我正式记事起，我家老宅子的闲窑洞就借住（因为从不收房租）着供销合作社的经理和营业员。政府给供销社修了一排房子后，借住的人就搬走了。接着大办食堂，我家南边大院扎着全村人吃饭的食堂，院子的主人就搬到我家的窑洞里。食堂解散后，借住的人又搬回他家，这样将我家的窑洞腾了出来。不久一个河南孟津籍姓朱的木工师傅携带家眷连同他的弟弟，借住在我家的大小三个窑内。木匠师傅有个儿子比我稍小几岁，每天由我领着到外村上学。虽然我的家人是房主，他们是房客，可两家人的关系非常和睦融洽。然而，三年后木匠的妻子因难产血潮去世了，留下一个男孩。爷爷和村里几个人帮忙处理了后事，那天奶奶哭得很伤心。木匠的老母亲从河南赶来照护刚出生的孙子，住了几个月，全家就离开了。从此，我家的老宅子再无他人借住过，只是在七十年代东边的窑洞作过一段生产队的粮库。

后来的十余年间，我们兄弟四个相继结婚，就面临着“分家”。祖上四五辈从来没分过家，我们只知道分了家就能当家长，觉得还是个新鲜事。可是祖父和父亲以至奶奶和母亲心里都不是滋味，父亲是个唯物主义者，他苦笑着说：“这是好事，说明咱们家人丁兴旺了”。分家时，我有文化的三舅连主持带写字据，民间叫“分单”。院里窑洞不算少，加上院背后打麦场的场窑，弟兄四人各两孔还有余。剩下的柜箱、缸罐等家具各有其得。

老宅子位于村子的最高处的堡寨上。堡寨面积不算小，由四座大小四合院及两个打麦场还有不少空地组成，因有建筑物具体亩数也难以估算。最多时堡寨上住着近二十家，差不多百十号人。堡寨四周望远，一览山川，但风大缺水。八十年代后，寨上的人家纷纷在村里避风近水的地方建房，离开了旧居。我家当然也不例外，弟兄们乔迁新居后，我也举家告别了老宅子。到了九十年代末，堡寨上的人家全部离开，只剩四个空院子。在后来的十几年中，偶尔有开黑煤窑的几个人在我家院子住了一段，其他三个院的窑洞因无人管理开始坍塌，其中我家西边的院十几孔窑洞已经变成废墟。

举家进城后很少回村，特别是父母离世后，除非村人有红白喜事回去一趟。大约2014年，村里一家过事，我回村后看望了一下老宅子。原先连人拉平车才能刚好走的小路，变成了可通大车的宽阔道路。据村人讲，前不久曾任中共乡吉特委第一任书记的武光专程从北京来过，说要恢复“红色根据地”，乡政府派人专门修通了大车路。站在堡寨，望着新修的大路，看着荒凉的四座院落，不禁使我想起爷爷在世时曾讲过的武光、赵守攻和战士们的故事。我立即用手机在百度上查了二人的生平简历，武光是河北深泽人，第一任乡吉特委书记，最后职务是北京市人大副主任；赵守攻是山西原平人第二任乡吉特委书记，最后职务是国务院副秘书长。不幸的是，武光书记故地重游后于第二年逝世了享年104岁。这里需要申明的是，武老来我家老宅子的时候，他已经103高龄了。武老在临终前还牵挂着当年他奋斗过的“中共乡吉特委驻地”，而且恢复重建是他的最后夙愿，不想却成了遗愿。

2019年，中共乡宁县委、县人民政府在老宅子南边树立了“中共乡吉特委驻地”的标志碑。2021年，我在参观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的县图书馆地下室的党史展览时，看到了我家老宅子的照片，照片下注明“1938年中共乡吉特委驻地上章冠村旧址”的字样，我心潮澎湃，感到我家老宅子还有一段光荣历史。然而，遗憾的是当年爷爷讲的武光等人的故事时，我们根本没往心里去。

世间的事情，还真有巧合。县党史办与双鹤乡党委、政府和三晋文化研究会着手出版《红色双鹤》一书，恰巧把编辑的任务交个了我。因为当年阎锡山统治乡宁到处一片白色恐怖，只有双鹤一带有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并发展党员开展地下工作。如：领导和指挥临汾、运城所辖13县抗日战争的中共乡吉特委驻扎的我家老宅子和新军“二一三”与牺盟会乡宁中心区所驻的鹤坡村以及中共乡宁第一届县委诞生地辛庄村等遗址，将成为《红色双鹤》的核心内容。在调查走访，查找资料的期间，村干部打来电话，说有关部门准备在老宅子修建乡吉特委纪念馆，如果同意要我在意向书上签字。我感慨万分，只要是为共产党修纪念馆，只要能完成武老未竟的事业，只要能使几乎被遗忘的老宅子重获新生，我和其他邻居们一致同意并签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