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打摆子

四十多年前，我瘦小，但很精神。和村里绝大多数的小伙伴一样，无论刮风下雨，寒来暑往，伤风咳嗽就硬扛；不管爬树上房，下塘踩藕，头疼脑热靠自愈。

那年夏天，邻村放露天电影，我们赶场去看，因个子矮小，人多，没有抢到好位置，就拖上几捆麦草，有的搬上几块砖，像一群企鹅一字排开，坐在大白银幕的背面，看画面反着的电影，虫叮蚊咬，我得了疟疾。

疟疾，俗称打摆子，我们当地叫“打皮汗”。发病的时候，一阵冷，冷得像掉进了冰窟窿，大热天盖两床棉被都哆嗦；一阵热，我恨不得跳进村前的三汊河里不上岸。当时，在村卫生所当“赤脚医生”的姐姐，学的是妇产科，但发药、打针、接生忙得很，农忙时还要回生产队割麦插秧，半农半医。

母亲背起我，急冲冲大步走到村东头的卫生所找我姐，坐诊的医生叫我伸伸舌头，又摸摸我的前额，告诉姐拿什么药。姐心领神会，在贴满标签的药架上取下一个药瓶，从中倒出4颗扁扁的白色药粒，装进小纸包，折好，交代母亲一回家就给我先吃两颗，第二天第三天再分别吃一颗。回到家，母亲先把药片放在小勺里，把炒菜的锅铲木柄用衣角一擦，拿木柄把药片碾成粉末后，兑点开水一化，用筷子一搅就喂我喝，哄我说是白糖水。喝到嘴里，那种苦啊，“哑巴吃黄连，”我横眉怒目、咬牙切齿。

第二天，“白糖水”还没到我嘴边，我便乱抓，药水洒了一地。母亲快速把最后一颗药又碾碎，我瞅着她一样的流程又握着勺子来了，我一下挥手打翻勺子。母亲叹气，又去找姐拿药，姐也回来了，按住我的手脚，母亲一手捏住我的鼻子，一手紧握着勺，在我张嘴大哭时，突然一下把药水灌进了我嘴里。

三天过后，我还是忽冷忽热，倒了床，说胡话。看姐的脸色，听母亲和姐一阵嘀咕，说要打针。于是母亲又背起我，姐拿着我的一本小人书跟着，一到卫生所，医生简单地开了处方，就直接让姐快去打针。姐熟练地拿出玻璃针管和不锈钢针头，用小砂轮往药瓶上划了几下，噗的一声掰开药瓶，针头插进去滋滋吸药。当她高高举起针管，推出多余的空气，针头上溢出一两滴药水时，我已经哭得嘶声哑肺，她用冰凉的酒精棉球在我屁股上画一圈，也哄我：“不疼不疼，就像蚂蚁蜇一下。”我浑身肌肉紧绷，接着一阵刺痛。等注射完药水，我暗暗发誓再也不理姐姐了。

接下来，我像上刑场一样打了两天针后，人不感觉冷了，有点低烧，但开口向母亲要吃要喝。母亲每天虽用热毛巾敷我屁股上的硬结，然我下床走路，仍一瘸一拐。她开始怀疑姐打针的水平，又怪我打针时乱挣扎，担心是不是打到坐骨神经了，好几天惶恐不安。直到后来我又活蹦乱跳起来，姐白了我一眼，手里拿根医用的黄皮乳胶管，在我面前晃悠，当她甩给我让我做弹弓皮筋的时候，真妩媚。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么多年了，只要一想起母亲和姐，我就觉得这人世间最无私的爱是多么灿烂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