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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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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2024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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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高考落榜

那年高考落榜

第一次当泥水小工,是我高中毕业那年暑假。

高考完了,我背着行囊,满身疲惫,拖着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踏上回家路。一半是连日考试辛苦,一半是心绪不佳。明知考不好,但还是害怕面对父母。

在家门前,母亲正在翻稻草,我叫了一声:“妈!”母亲抬起了头。

我向母亲挤出一丝笑容,我不想母亲看到我失落的样子。

母亲见我提着两袋行李,连席子和被子都带回了,就问:“毕业了?”我说:“毕业了!”

“不用去了?”

“不用去了!”

“以后都不用去了?”

“以后都不用去了!”

我看见母亲霎时放松了,脸上露出了笑容,像一头卸下轭的老牛。母亲额头上满是皱纹,更干更小了。

“你回来得正好,正愁稻谷没人割呢?”

父母真正老了,再不刚强了,开始依赖儿子。

父亲问“有把握吗?”

我知道父亲问的是啥。我说:“没把握!”

父亲长长地叹口气,说:“难啊!多少老头蔗在竞争呢!”

我知道父亲说的是啥,他说的老头蔗指的是复读生。

父亲不再说话,躺在竹椅上一会就打起了呼噜。

父亲从田地里干活回来,都是躺在竹椅上睡,从我记事起就是这样,他似乎十分疲乏。母亲呢?从来没在竹椅上躺过,一分钟都没躺过,忙完田地里的,就忙家里的,一刻都没闲过。

我拖着行李进了房间,把房间打扫干净,收拾好。

屋子虽然破烂、简陋,但我要收拾好,给自己看着舒服一点。

每每看见左邻右舍都住进了楼房,自己家还是破破烂烂的瓦房,我就黯然神伤,觉得对不起家人,如果不是自己读书,家里也不至于如此贫穷。

为了供我读书,母亲舍不得买肉;为了一个月省下几块钱,母亲把电线剪了,不再用电,煤油灯又重新拿出来;全家人没有穿过新衣服,家里没有电视,为了打发晚上无聊的日子,父母都是去邻居家看电视。

只有我回家的日子,母亲才买一点肉。为了省车费,我每个月才回家一次。瘦肉是不敢买的,都是买肥肉。有时,母亲只买一点肉,说只给我吃,其他人在家经常吃,用不着吃。我知道母亲说谎,对着年迈的父母,我无法下咽。当母亲把肉夹在我碗里,我又夹去母亲的碗里,母亲又夹给我,我夹给父亲,这样夹来夹去,谁也不吃。

母亲就生气了,最后我和泪咽下几块肉,借口说:“我吃腻了,不敢吃了。”

剩下的几块肉,父亲和哥哥一扫而光了。

哥哥当过钟表匠、当过泥水小工,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哥哥就去学修理钟表,修理钟表赚不到钱,哥哥就去当泥水小工,年年去,很少在家。有一年,大概是我读初二那年,哥哥不再去当泥水工了,在家,整天睡,农活也不干。妈妈失望极了,由爱生恨,开始咒骂哥哥,百般咒骂,话很毒,但哥哥就像没听到一样,既不还口,也不发怒。

那年六月,稻谷收割了,这是农民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早晨,催哥哥起床去割稻,哥哥不肯去,任妈妈怎样叫都不理,最后我们只好让他留在家。

妈妈中午割稻回来,哥哥起床了,在吃粥。妈妈就开始咒骂,一边骂,一边哭,后来就坐在门槛上哭,越哭越凄凉。

“你这狠心的孽根啊!我把你从小拉扯到大,受了多少苦啊!什么好吃的都舍不得吃,留着给你,又节衣缩食培养你读高中,谁知无功无劳!雷劈你啊!雷劈你!天哪!我造什么孽啊!要这样惩罚我!”

妈妈一边哭,一边骂,但哥哥就像没听到一样。

妈妈任眼泪哗哗地流,也不擦,从门槛又滑到地下,全不顾地上的肮脏。

看着妈妈这样,我多么伤心啊!但我没有去安慰妈妈,也没人去安慰妈妈。

妈妈哭了很久很久---------

哭完之后,妈妈照样去干活,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那样。

妈妈性格刚强,很少流泪,这是我看见妈妈第三次流泪。第一次是我五六岁时,房屋一面墙给雨淋倒了,妈妈哭了;第二次是我读三年级时,家里的耕牛死了,妈妈哭了;这次是第三次,也是妈妈最伤心的一次。

哥哥开始学会了喝酒、抽烟,不要命地喝、不要命地抽。

哥哥在外面遇到了什么?

哥哥不说,对什么人都不说,这是一个谜。

但一位工友给出了答案:哥哥失恋了,他中意的女人嫁给了别人。

哥哥不承认也不否认。

那个女人嫁到我村,高挑的个子,脸苍白苍白,很柔弱,但不漂亮。她是外地人,在工地上认识了他的丈夫,那时,哥哥跟他们同一个工地。

在田地里,她遇见哥哥,打招呼:“光,你也割稻了。”哥哥就“嗯”的一声,算是回答。她们再也不说话,各忙各的活去了。

我瞧不出丝毫的蛛丝马迹。

哥哥在家睡了两年,终于下地了,但仅限于农忙时,其他日子,他不下地,这在农村是不可饶恕的懒惰行为。

妈妈天天咒骂他,想逼他出外打工,但他不为所动,尽管家里经济拮据,甚至衣服破了都没钱买,哥哥就是不想出去打工。

家里唯一的收入,就是每年卖一头牛仔,公牛仔约五六百块,母牛仔能值一千来块,除开这,再没有其他收入了。这牛仔,是家里那头母牛生的,每年生一头,从不间断。家里就靠这微薄的收入,维持着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家里的拮据可想而知。

我觉得亏欠父母太多,所以读高中三年,我从不敢提出买衣服、买鞋。我穿的衣服、鞋都是捡堂兄的,堂兄比我高大,因此,鞋和衣服常常不合穿。有一回,穿了堂兄一条宽宽大大的裤子。一位跟我要好的同学暗暗提醒我:“你那裤子很大,穿着很丑,不要穿了。”我向他一笑,淡然处之。

在家的日子,晚上,一灯如豆,二更后,全村都睡静了,狗叫声从深巷里传来,更显得夜的幽静。我走出家门,徘徊在幽静的小径上,一遍一遍地思考我的人生:年迈的父母,贫穷的家,一蹶不振的哥哥,我的人生路应该怎样走?我会步哥哥的后尘吗?没人给我答案。

回家第二天,家里继续割稻谷。

千株万株的稻谷,仿佛永远割不完。每当我直起腰,懈怠时,母亲就鼓励我:“加油!很快就割完了。”母亲虽然个子小,但是那么刚强,仿佛永远不会疲倦。

金黄的稻谷,望不到边的稻穗,沉沉地平铺着,仿佛一张宽大的黄地毯。悠悠的白云,横卧的青山,故乡是多么美丽啊!但我能像祖祖辈辈那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吗?

在地头休息时,我仰头望着故乡的山水,又想到我的人生路。

我落榜了,离录取线还相差很多,这是我预料中的,因此,我也不悲伤。

我只能当一名泥水匠了!割完稻后,我背起行囊,跟大姐夫打工去了。

我先当一名泥水小工,这是大工的必经之路。工地在县城粮食局里面,粮食局新建一栋大楼,主体还没有建起来了,现在在砌墙。

组头看在姐夫的脸上,才勉强接纳我,又是同村,不好不要,况且人已经来了。组头说:“这样吧,农业银行里面还有一点零碎工,你跟他去农业银行那边干。”组头指着一位帅气的小伙子对我说。

那小伙子叫阿国,国字脸,高鼻梁,大眼睛,皮肤白皙,走在路上,谁也不会把他跟泥水匠联系起来。

从工地去农业银行,要经过两条街。阿国说:“你拖着倒车去,把铲、锄头、桶子放在倒车上。”带齐工具,我们就出发了。

我心忐忑着,我怕碰上同学,我是在县城读的高中,家住县城的同学不少。我把草帽拉低,遮住半边脸,在大街上走着,跟周围的环境是那么格格不入,只有我一个拉倒车的,周围都是行人、自行车、摩托车和少量的小车。他们都穿着鲜亮,而我穿得破破烂烂(我舍不得穿好衣服干活),戴着草帽,像个农夫。我觉得街上行人的眼光都盯着我,我只听到倒车发出哐啷哐啷的响声。阿国怕我跟着他,迈开大步走着,不一会便把我甩得远远的。幸亏没有遇上同学,不一会我们便到目的地。

我们把水泥扛出来,阿国拿起铲,举起来,对我说:“看着,这样开水泥!”说着,他就对着水泥袋子铲下去,袋子被铲成两段。他弯下腰,拿住袋子的两个角,双手用力慢慢地提,半袋水泥就慢慢地给倒出来了。阿国对我说:“学我的样子,把另半袋水泥倒下来!”接着阿国就教我搅拌水泥浆:沙和水泥的比例是多少,水的比例又是多少,搅拌成的水泥浆粘稠度要怎样才合用?他一边教我,一边跟我一起搅拌。他对我说:“这些都是小工的活,是你我才帮,其他人我是不理的。”

虽然他跟我一起搅拌,减去了我一半的工作,但即使这样,我也觉得十分辛苦,开始还不觉得怎样?时间一久,就觉得锄头十分沉重,手累得使不动锄头了,十分疲乏。正是酷暑天气,下午的太阳像一个火球,热辣辣地照在身上,身上火烤似的痛,全身的汗出个不停,衣服全都湿了。我看看阿国,也全身湿透。

搅拌好水泥浆后,阿国吩咐我,用水把砖头淋湿,捡起斗车上,拉去给我砌墙。他指了指农业银行里面。我问:“为什么要淋湿砖头?”他说:“不淋湿砖头,水泥浆就黏不住砖头。”说完,他进银行里面了。

我把砖头拉进银行里面要砌墙的地方,拉够了砖头,接着就拉水泥浆。阿国说:“行了,把砖头搬近我手够得着的地方,把水泥浆装进桶子里,提来给我砌墙。”阿国开始砌墙,我就在旁边侍候着,我必须保证他有足够的砖头和水泥浆。

他说:“你在这里做工没那么辛苦,要是在工地里,小工必须要保证三个大工的建筑材料,那才辛苦呢!”为了缓解寂寞,我们一边做工一边聊天,我告诉他我高考落榜了,他也简单地讲了他的一些情况。他是工地里唯一的一个外镇人,已经结婚了,虽然只有二十多岁,但已经是一个老泥水匠了。

银行下班了,夏天太阳下山迟,但也慢慢地隐没在高楼下了。我们又累又饿又渴。阿国说:“够钟了,收工!把斗车和工具留在这里,天天拉着在街上走,够丢人的!”

我笑了,我也有同感。

走出银行时,我在摊档上买了两瓶矿泉水,四块钱一瓶,价格堪比牛奶,口渴之下,我忘记了家境的艰难,豪不吝啬地买了。我装着很潇洒的样子丢给他一瓶,他接住了,向我一笑。经过这一天,我们已经是朋友了。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一边喝水,一边慢慢地走回工地。

第二天我们做工的银行又来了两个泥水匠,他们不是我乡人,我不认识他们,但阿国认识。开始,他们见我什么都不会做,很看不起我,对我又很好奇,因为看我不像一个干粗活的人。他们向阿国打听我的情况,阿国说:“这位啊,可是一位大学生呢!”他们惊呼起来。    阿国说:“今年高考,欠3分就上线了。”

他们听了对我肃然起敬,我不禁暗暗好笑,真是信口胡吹,我什么时候说过欠3分上线?

他们问我:“准备复读吗?”我说:“还没拿定主意!”

一天,我们正在做工,一位银行职员走过来,跟阿国说:“可以帮我砌一个灶台吗?”阿国说:“可以。”接着他们就谈价钱,多少钱我不知道,因为阿国避开了我。

那晚,我们提前半个钟放工。阿国对我说:“把工具拿到二楼,提两桶水泥浆上去。我们帮那位职员砌灶台。”

上到二楼,阿国把他的旧灶台拆了。职员要求用我们的新砖头,阿国不同意,职员只好让步,用回他拆下来的旧砖头。

砌好灶台,把垃圾清理干净,已经八点多钟了。阿国领到工钱,给我二十块。说:“我也是二十块,我们对半分。”

尽管我又累又饿,但我十分高兴,这是我第一次领到我赚的钱。

经过一家餐馆,阿国说:“我们要不要进去吃一顿?”

我摇了摇头,我想阿国也舍不得,只是假装大方而已。

回到工地,工友们问我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我把原因跟他们说了。他们就说:“一定不止四十块工钱,阿国拿多了。”几个人为我打抱不平,走去跟阿国说,说他不能占我的便宜。阿国赌咒发誓说:“如果不是四十块,我天诛地灭!”

即使阿国拿多,我也是心甘情愿,因为他出力多。

开始打工的那几天,疲累不堪,全身骨头都痛,像农忙时收割稻谷一样,晚上一躺下就睡着了。真想不干了,但我能不干吗?我必须要生活,必须要工作。

一个星期之后,我渐渐适应了这繁重的工作,身不痛了,也不感觉那么累了。

工友们都住在粮食局的拱门上,拱门像古代的城门。用模板在拱门上面搭一个阁子,为了保证阁子的足够稳固,下面用很多木头支撑着。

工友们都住在阁子上。

拱门照常让人出入。

为了保证阁子里的人上下,拱门的左边搭一架木梯。

初见阁子,我就惊呆了,觉得工友们的智慧是无穷的。

伙食一日三餐都是吃干饭,肉都是五花肉,他们对五花肉情有独钟,永远吃不腻。

饭任取,菜分开,每人一碟。露天吃饭,没有凳子,都是站着吃,有的人坐在砖头上吃。

早上6点钟开工,中午12点收工;下午2点钟开工,晚上6点钟收工。

晚上没有什么娱乐,没有电视机,工友们只好斗牌、聊天。也有的工友跑到人家屋子里看电视。

阁子里闷热不堪,人直不起腰,就像洞里一窝老鼠。

工友们聊的话题多数是女人,聊男女之间的事,说人家的风流韵事,说着下流话。

有一次,大家正聊着男女之间的事,一个叫阿天的工友突然说:“我强奸过一个女人。”大家都惊呆了,定定地看着他,有人说:“给大家详细说说。”

“那是我十多岁时的事,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和几位朋友在一个朋友家里玩,因为他家只有他在家,比较方便。和我们在一起玩的还有一位少女。玩了一会,那几个朋友借口要出去一会,把我和那位少女锁在房间里。那是我们事先商量好了的,好方便我行事。”

“她不反抗吗?”

“反抗厉害呢!特别厉害!又是抓,又是咬,又是大声呼救。”

“没人听到吗?”

“风雨大呢,又把录音机音量调得大大的。临近的地方又没房屋。”

“后来怎样?”

“后来她放弃了抵抗。”

工友们意犹未尽,不断地盘问细节。

我走开了。我觉得阿天很坏,工友们麻木而下流。

后来又发生了两件事,极大地满足了工友们的性心理。

一件是工头从另外一个工地带来的桃色新闻。那个工地有一对外省夫妻,住在工棚里。一天晚上,一位工友乘她丈夫外出了,摸进了工棚,上了她的床,搂住她就求欢。她以为是丈夫,也配合他。完事后才知搞错了,就追打那人。那人仓皇而逃,她一边追打、一边高声骂,闹得整个工地人的知道了。

工头说时,呵呵地笑着,那淫邪的嘴脸,亮晶晶的色眼,一脸坏笑。

工友们听得直流了口水,听得忘了情,仿佛占到便宜的那人就是自己。

另一件是一个闷热的晚上,三位工友嫌阁子太热,就跑到单位宿舍楼楼顶睡。一位工友睡不着,就想着能不能看到好戏?他打开楼梯口的门往走廊看去,还真让他看到好戏了。那对夫妻为了贪凉快,没有关窗睡。半夜,他们夫妻恩爱起来,就被他看个不亦乐乎。好戏不能独享,他把那两位拉起来,拖到楼梯口上。他们埋怨他扰了他们的清梦,骂骂咧咧的,但他们一下子看到了好戏,连睡意也抛到九霄云外了。

那位工友给大家讲这件事时绘声绘色,每个细节也不放过,极大地满足了大家的胃口。

第二天,在单位小院里见到那位少妇,工友们就指指点点,悄悄地说:“就是她!”他们就色眯眯地盯住她看。

当晚,大家都说阁子太热,都跑到单位宿舍楼楼顶睡,但他们再也看不到好戏了。

每过一段时间,就有工友请假,他们说:“家里要犁田、耙田,老婆不会驶牛。”、“要回去帮忙种红薯,老婆忙不过来。”等等诸如此类。如果不是赶工,组头都会批假,有时组头也会请假。

他们回去过了一夜,第二天高高兴兴地来了,像在家充了血一样,又荣光焕发了。

多年过去了,那帮刻苦耐劳,喜欢谈论女人,对女人有特别的兴趣,喜欢谈风流韵事,说下流话,以求得替代性满足的工友一直印在我脑海里。

后来,一群在外省当泥水匠的同乡的风流韵事又在村里流传开来。

他们竟然群体去叫“鸡”,兄弟不避嫌,父子不避嫌。甚至把一只“鸡”包养在工地里。

一位邻居,长期在工地打工,青年时就染上了梅毒,好了又发,发了又医好,医好又复发,现在六十岁了,还在外地打工,病还是反复发作。

一次他妹夫对我提起他的病,我惊讶地问:“还没好啊!”他说:“他没女人不行,他控制不了不去找鸡,这怎么能好呢?”

为了生活,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打工,跟妻子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直到干不动活才回家。

这就是我的泥水匠同乡!我的工友们!

八月份到了,高三开学了。一位同学到工地找我,给我带来了好消息。他说:“我们的班主任说‘明年高考开始扩招,录取线会大大下降,考上大学再没那么难了!’”

“我已经报名复读了,你报名吗?我们这个分数,回我们的母校复读不用交学费。”他问我。

我有点犹豫,父母已精疲力尽,我还忍心增加他们的负担吗?考虑了几天几夜之后,我终于怀着忐忑的心情向父母说出了我的打算。

母亲说:“儿啊!即使你考上了,我们哪有钱供你读大学?”

我说:“考上公费的,不用交学费。”

母亲问:“你能考上公费的吗?”

我沉默了,我确实没把握。

父亲问:“还欠多少分到线?”我说:“明年高考扩招,大概提高七八十分就可以到线了。”父亲说:“提高七八十分,难啊!”我说:“不是很难!这分叫标准分,只要原始分提高二三十分,按照标准分的公式一计算,就是七八十分了。”

父母终于答应我复读了。这样,我就终止了我的打工生活,重新背起书包回到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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