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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什么日子?”上个月(农历四月二十九)的今天,老伴突然问我,使我丈八罗汉,摸不着头脑。
我想了半天,想不起来,我说“不就是个平常日子吗?有什么特殊意义?”
“你把咱们的大喜日子都忘了,你真是个没情没谊的人呀!”
她这一说,我才想起来,1963年四月二十九是俺俩结婚典礼的日子。
今天老伴又问起我来:“还记得吗?”
我说:“记得什么?”我又想了半天,才恍然大悟,说“也是咱结婚典礼的日子!”
说起俺俩从结婚以来,老伴为了这个家出尽了力,而我是一个马大哈,基本不管家里事,就全靠她打理了。她是我们家的大功臣,但受的罪更是最多最多。就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由于国家三年自然灾害,1963年1月,我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从重庆军事学院回到家乡,支援农业生产。家里就只有多病的父亲和一个只有13岁的妹妹,除了几间土坯房子和几件破家具外,可以说再没有什么东西了。因为我从小读书,直至住军校,母亲多年生病、1958年病故、安葬,父亲也多病,已经欠下了一世界外债,穷的叮叮当当。
回来家,娶妻成家就成了首要议程。军校学习训练紧张,自己从来没有考虑过此事,但是回来后,就现实情况也必须成个家了。当时不要说我的同龄人,就连比我小的同伴们都已经结婚娶妻,成家立业了。老父长期生病,妹妹还小,确实需要一个人管家。这样就在家中大人和亲戚朋友的撺掇下,和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女孩子相见。俺俩一见钟情,她不嫌我家穷,就在6月20日(1963年农历4月29日)举行结婚典礼。当时买什么都是凭证,一人只发2尺布证,我父亲和妹妹二人领了4尺布证,买了4尺市布已经给妹妹缝了衣服。不要说我没钱为爱妻买嫁妆,就是有钱,也买不上。我娘活着时,早在解放初期买的一件绿色旧戏衣,就把这件旧戏衣送到岳母家,找了几个邻居大娘东接西补,强对搭着才缝成一件嫁衣,不等到了我家,就已经飞花了。表弟1962年冬结了婚,典礼时,向表弟妹借了一件结婚时的毛衣,又借了邻家一个破板箱,将毛衣装箱,装牌子。
她也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女孩子,她生于1947年1月3日(农历1946年腊月12日 ),虚岁18,实际上才16岁年龄。然而,没有婆婆,一进门就得当家庭主妇,服伺多病的公爹和13岁的妹妹就成了她的任务。生产队里还选她当妇女队长。公事家事就使她忙的团团转。
老伴是一个勤俭的人,忠厚的人,积极工作、责任心特强、奋发向上的人。在生产队里,一年上工330余天,挣工200余个(妇女一天只挣6分工),年终被选成模范。学毛著也是积极分子,在她的带动下,父亲、妹妹也学得很好,老三篇都能熟练地背下来,被大队和公社评成学毛著“全家红”。外出工作后,一直是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同时她又是一个孝敬父母、孝敬公爹、热爱儿女、辅助弟妹、爱帮邻里的人。可以说生产队里是一个好社员、单位是一个好职工,家庭是一个好女儿、好妻子、好儿媳、好母亲、街坊是一个好邻居。为人处事非常随和,所以常被单位同事和街坊邻居赞扬。
1964年身怀有孕,还一直参加生产劳动,吃水困难,还得到几里外的地方担水,几次动了胎,肚子痛,稍有好转就又上了工。我在外参加四清工作队,工作忙,不能回家照护她,她却一再鼓励我在外好好工作。
9月26日(农历),在和妹妹人工推碾子碾了一天玉米面和谷子后,突然肚痛起来,要生产了,当时由于没有好的医疗条件,我又在四清工作岗位,离家远,通讯条件也没有,我一点不知。家里大人就在村上请了几个老太太用旧式接生,受了多大的罪,生了一个女孩子,胖乎乎的。很可爱。但因没有包扎好,六天上婴儿就离开了人世。多漂亮的孩子呀,就这样走了。没有了孩子后,她气得死去活来,整天睡不着觉,一闭眼就是和孩子在一起,身体受了很大损失,精神受到巨大刺激。
1965年,又身怀有孕,一次生病,吃反了药,几乎丢了性命。第二年2月28日,又要生孩子,家里大人把她送到壶关晋庄,在公社医院外(医院没有病房)找了一个远房亲戚家住下,由岳母陪伴,等到生产时叫医生接产。住的亲戚家的房子原来是个很久没有人住过的老房子,十分破旧。这时邢台地震,直接波及到我们这里,房上灰土瓦片不断地往下掉,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我在外地工作,也没有在身边。又使她提心吊胆。
1967年2月,孩子一个生日时,我在工作岗位,不能回去,她就计划由岳母和几个本家婶婶、嫂子撺掇、帮忙,烧个香,中午吃顿饭,简单地搞个形式,就算了事。谁知还没有赶上办这些事,邻居就跑来告诉说:“你家喂的小猪娃掉进我家厕所里了!”一下子把原来计划打乱了。一伙婆婆、妈妈赶快就去邻家厕所看。眼睁睁地看见小猪哇在厕所内争扎,哪能不救呢?由于救猪心急,她就让邻居将她吊着下厕所捞猪。她下到厕所,抅了几下小猪,就因中了毒气,晕在下面,大伙强才将她拉起来,结果已经人事不省,在院里凉了七八个小时才清醒过来。猪娃没有救上来,儿子的生日也没有过成,她也几乎没有命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国家还非常困难,她总是精打细算,供应的粮油数量少、质量差,副食就更谈不上了,不要说社会上没有(当时没有市场),就是有个老农民将多余的农产品偷偷地走街串巷,换个零花钱,也要被抓住当资本主义批判,所以谁也不敢冒这个风险。她一个月只供应三两油,一年3斤6两,省吃俭用,除和儿女几个人度过一年外,还要剩下一斤,过年时拿回家里和公公、妹妹等一家六七口人过年用。因这里吃水非常困难,上班时还得担上水桶,下班回来时从水池里担上水,好供吃喝洗涮用。吃饭,老伴总是先将儿女、老人安点好,才要考虑自己,经常是儿女们吃过后,就所剩无几,只好饿着肚子上班。穿衣,总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衣服小了,就在衣服底边上接上一节;裤子短了,也在裤口上接上一节,裤裆子窄了,就拆开弥上(也是接上)一溜布条。裤子屁股、膝盖和衣裳破了就加一块补丁。过年过节基本上是穿着照旧,往往是晚上儿女们睡着了,就把该拆洗的衣裤拆开,接着就洗干净、在火炉上熏干后再缝起来,让儿女们早上起来穿。整夜整夜不能睡觉,就这样看到儿女们穿上了干净衣服,一个个露出高兴面容,就心里甜丝丝的,一夜劳作的疲倦全都没了。叫儿女们吃过饭上学走了,她也就高高兴兴地上班了。
1972年单位勤俭建厂,国家不拨一分钱,全由厂里职工义务投工盖起了新厂房,在盖厂房时,她们每天中午在家里吃过饭从100米外扛100块土坯往工地上送,一个土坏25斤重,一次扛4块,100斤重,直得25趟,扛完土坏还不能误了上班。她个子小、身体弱,又是一个女同志,肩膀磨破后直流血,确实是受不了,但她总是无怨无悔。
也是这个时候,平顺县城大改造,除将府前街的石头全部换成水泥外,在河沟里新修一条兴华街,(从中学门口直到礼堂),有2里多长的河沟全部垫高近一丈多,这些沙石料全部由县城职工晚上运输。老伴和县城职工一样白天上班、晚上加班,从不落后。
1975年2月29日(农历),生了小女孩后,医生说“现在做绝育手术最好,可以将生育和绝育一起补养。”这样第二天就做了绝育手术。她在生育前就有感冒,手术室(就是病房)里没有生火,温度很低,结果还没有下手术台,已经抖成一堆了,接着就是高烧40多度,降温、消炎药也买不到,一个礼拜都降不下来。不要说病人和家属,就是医生也着了急,发了愁。三个月后还没有痊愈。后来闲聊起来,医生才说,“这一次可真是死里讨了个活呀!”从此以后,身体明显地衰弱了。
1976年,到羊老岩公社邮电所工作后,除了自己正常的工作外,实际上当了公社半个秘书。因为公社干部全部下乡帮助、指导农村工作,上、下级来电话全部由她笔记照转。原来全公社就定的两三份报纸,自从她接上后,积极宣传,并搞好服务,报纸和各种刊物增订到了三百余份。受到了邮电部门的表彰和社员们的好评。
1986年,在石城邮电支局上班,又因吃反了药几乎丢掉性命,心脏受到影响,心率每分钟120余次,从那以后,留下了一个后遗症。
1990年,在电视台上班,春节期间职工放假,由她一人值班,老百姓都在看电视,转播不能有半点疏忽。她由于劳累过度,又遇风寒,感冒了,浑身发烧,身体浮肿,本应该休息治疗,然而没有人能替她上班--转播电视。一直坚持到正月初七,放假回家的职工回来后,她才到县医院住院诊治。从此,身体浮肿就一直未退。然而由于这里医疗水平低下,不知是啥原因造成,到长治、太原大医院检查,也没有定出是什么病。有的说是“功能性水肿”,有的说是“神经性水肿”。都没有提出好的治疗方案。再说,这时候儿子结婚、长女出嫁,更没有时间和资金外出住院医治,就一直搁置起来。
直到1991年10月老战友张松发夫妇从南京回来探亲,发现我老伴病的不轻,非要带她到南京检查、治疗不可。虽然当时经济紧张,又有两个女儿上学,有些离不开,然而绕不过老战友的盛情,就让她跟上他们到了南京。在江苏省中医院住院检查,每天抽血化验,半个月后,确定了是慢性肾小球肾炎。由于她在那里生活不习惯,吃不了那里的饭菜,明显地廋了一大圈,再加上资金不足、天也冷了,衣服带的不足,由医生开了医疗处方,就回来了。
一回来,就上了班。接连儿媳生了孙子、女儿生了外孙女,又得伺候月子、又得忙家务事情,还有两个上学的女儿。白天上班,回来就忙家务。治病就放到一边了,根本没有按照医生开的处方买药治病。由于年轻时劳累过度,两条腿静脉曲张就都如老鼠在上面趴着一样,十分难受,但她总是硬顶着。
有慢性肾炎不说,1995年春,又感到胃痛,胸脯憋着上不动气,不能吃饭,一个晚上突然痛得打起滚来,满身大汗,呕吐了一地黄水。本县医院看不了,到长治煤气公司职工医院诊断,是胆结石。马上做了胆结石手术,取出110粒玉米粒大的结石,医生们也都稀罕,没有见过能有这么大、这样多的结石。住了十来天医院,才渐渐好起来。
本来挣得工资就少(开始1月26元,后来40余元,这时也只有200来元),请病假,单位就扣发工资,所以这一段时间,就一直带病坚持着上班。
然而,肾炎越来越重,身体越来越支持不住了,就找当地一个医生治疗,医生叫吃地塞米松,一天吃三次,一次吃三粒,一礼拜后,就全身肿的不能走路了,脸就有篮球大。想停药,那个医生又说,“不能一下急停,必须逐渐减量,否之就有肌肉(从骨头上)脱落的危险。”这样减到100多天后,腹围已经到了3.6尺。实在不能动了,只得提前退休。
1998年在报纸上看到河南省淇县同济肾病医院的广告,说治疗肾病有良方,就写信邮寄药品,服药治疗,效果还可以。但因资金不足,也没有正儿八经地购药治疗。
由于劳累过度,1999年秋天老伴眼底出血了,视力降低。就到长治市最大的医院眼科治疗。一到医院就和科主任李*老专家说明,她有肾炎,用药一定不要妨碍了肾脏。结果吃了四十余副中药,眼没有好转,2000年初检查出肾功能不全(肌酐130)、也有了糖尿病,(血糖20多),全家都发愁了。集中了所有资金,4月份就到河南淇县同济医院住院诊治。37天后,肌酐正常了。
7月份,发现头皮鼓胀、痛疼,就到医院检查治疗,检查结果是带状疱疹,也和医生说清楚,她有肾炎、糖尿病,用药一定注意不要伤害了肾脏。医生说不会的。开了三大盒龙胆蛇肝丸,谁知吃了后化验肌酐上升到170,对肾脏有了明显的伤害。
接受了没有真正重视和有病乱投医、乱治疗使病情加重的教训,再也不敢乱投医了,从此就一直在河南淇县和西安同济医院住院治疗。这两个医院,不仅医德高尚、治疗肾病医术高明,工作作风正派,(每天早七点半全部到岗,集体点名、宣誓);而且服务态度非常好。从没有见医生和病人有过摩擦,他们真正把病人当亲人、当父母看待。从他们的承诺就可以看到。( 医生承诺:1,新入院患者进病房,医生5分钟内床前诊治;2,对已确诊患者24小时内医生保证向患者讲清楚什么病、病因、治疗特色、服务特色及免疫复合治疗法,可以把肾病治疗到那一步,以及饮食注意事项;3,医生保证上午、下午、晚上三次查房,否之退还当日诊查费。护士承诺: 1,静脉注射一次成功;2,护士实行走访式服务;3,日班不出现叫液现象,否之退还当日护理费。)十多年来,虽然没有彻底治愈,但一直是比较稳定的,直便上升,也不太快。
原来治疗糖尿病用的是30R诺和灵(中效),2012年,有时出现低血糖现象,本来计划到西安同济医院调理(换药),但因下了一场大雪,去不了了。俺们心想,光调胰岛素,长治最大医院该没有问题吧。这样2012年12月26日就到了该医院。在门诊上检查后,就住在内分泌科治疗,主治医生是赵*,我们特地对她说,“病人有肾功能不全,我们一直是按照西安同济医院的方案治疗,你们就不要治肾脏病了,光把胰岛素调好就行了。”她说,“不怕,这里就只调胰岛素,肾脏病就按原来方案治疗好了。”谁知第二天就输上了肾康,叫吃海葵胶囊。老伴当天就发现下肢水肿、头痛、呼吸困难,马上告诉医生,叫停止输药。医生却说,“没事,这些药绝对对肾脏有好处。”不仅没有停药,反而在第五天开始加上了一袋肾安,第六天病人全身浮肿,呼吸更加困难,头痛,已经不能下地了。我们强烈要求,才停了输液。我们说“俺要出院,请给化验一下。”1月7日化验,化验单不让我们看,只是在下午5点口头告诉说肌酐596、(尿素氮35.51、尿酸298、胱氨酸蛋白7.15、碳酸氢盐8.6没有告诉)(入院时化验肌酐379、尿素氮28、49、尿酸276、胱氨酸蛋白6。82、碳酸氢盐12.5)。且不说病人听了是什么心情,我作为病人家属一听就如谁打了我一闷棍似的,一下就使我头晕眼胀,坐在床上站不起来了,脑子也乱了套了,从此都说我“神经有问题了,说话也没有谱了。”出院时我们要复印一下化验单,以便以后治疗做参考。医生却不让我们复印,说是“要复印也得等到一个礼拜后,由医院院长签字才能复印。”并要病人在出院手续上签上“自己要求出院,责任自负。”这样我们一下子明白过来了,她们是把病人治坏了,还想推掉责任。
我们也想可能化验有出入,不妨到别的医院再化验一下,或许没有这样高。于是1月8日上午就到和济医院、长治市医院进行化验,和济医院化验结果肌酐635。5、尿素氮38。8、尿酸342.5、二氧化碳9.3、胱抑素6.76;长治市医院化验结果是肌酐694、尿素氮38.1、尿酸360。升的如此之快,真使我们吃惊。病友们都说,“你们应当起诉这个医院内分泌科。”可是人命关天,我们没有时间和他们打官司,我们得赶快往西安同济医院治疗哩。
在住院的10天里,深感这个医院内分泌科不仅医疗技术太差,而且服务态度很糟。住院第二天就发生医生和病人家属吵架的事。一个病人在病床上病势很重,没有医生、护士管理、医治,急的病人家属吵了起来:“我们住院已经十多天了,还不知道主治医生、责任护士是谁哩,病人病成这个样子也没有医生过问,你们这是个什么医院?”在病人家属大骂一顿后,仍然没有人过问。在场医生从观看者的人缝中挤出去回家了。不仅医生护士服务态度不好,就连打扫卫生的卫生员也非常恶毒,一天只给病人三个小时打开水时间,茶炉小不说,水经常不开,病人往往从食堂里打来饭,就打不上开水了,2013年1月3日晚上很多病人和家属,排着长队等着打开水,等了很长时间,水已经到了95度,卫生员(即打扫卫生的)将电闸扳了(大家亲自看见),一下子大家义愤填膺,问为什么要扳闸?卫生员却抵赖说,“这是一楼总闸出了问题。”群情激怒了,她在大家怒斥下,才当着众人的面把电闸重新推上。
1月9日,我们回到家中做了简单准备,10日就到了西安同济医院。一进医院,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有一溜医护人员排着整齐的队伍,一起鞠躬,同时说:“阿姨、叔叔好!欢迎到我们医院来!”并由导医领着到医疗科由医生进行病访,开了门诊化验单(第二天化验)办理入院手续,护士领进病房,5分钟内就有责任医生全面诊断、了解病史。半小时内就定出初步治疗方案,并对病人和家属讲清。这样使病人和家属受到了安慰。
11日门诊化验肌酐739、尿素氮49,比在长治几个医院化验结果更高了。我们把前段情况向医生说了以后,通过会诊,医生说:“现在虽然肌酐、尿素氮很高,肾脏受损很重,但时间还短,我们用‘强力治疗’的方案,希望能够恢复一些肾功能,如果能够恢复一些就好了。”一个礼拜后,病情稳住了,没有再恶化,化验肌酐731,20天后化验肌酐611,30天化验肌酐590。虽然用了近俩月,花费了七、八万元,肌酐尿素氮还是很高,但不再恶化了,化验指标还有下降,我们就又安心了一些。
经过强力治疗后,老伴从医院回来,就按照西安同济医院的治疗方案服药治疗,但愿能够逐渐恢复。然而,这只是一个愿望,肾脏毁到这个程度,谁都知道恢复的可能是非常微妙的。邻居、亲戚、好友也都气愤得不行,说“这个医院把人闹成这个样子,应当起诉他们。”可是我们想起诉又有什么用呢,起诉费心、费力、费事、费时,更促使病情加重不说,即便是包赔一些钱,能顶多大用呢?谁能把肾脏功能给你恢复了?我们只好听天由命了。好在老伴心态很好。战略上藐视疾病,不恐惧;战术上认真对待,按照遗嘱服药。总是乐观地说,“生死两便吧。”
在西安做上漏(为透析方便,将臂上动脉血管提出来和静脉血管接在一起)透析一段后,就转到了长治市第二医院继续透析。国家非常重视对这类疾病的治疗,对各县医院都配备了透析仪器,培训了透析的医生和护士,在长治市二院透析近4年后,2017年5月,就转来了平顺县医院,继续隔日透析。
每次透析,一般人都不敢看,如毛衣针粗的针管往血管中扎,看得人都会心痛,不要说病人本身了。几年来老伴臂上全成了大疙瘩,就如老鼠在臂上趴着一样。家人亲友看了都很心痛,都说你真是受罪了。她却说,受罪也得哩!想活命哩!就这也是占了国家的光,还是现在的社会好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富裕了,一直想办法为咱老百姓谋福利哩!在咱县也能透析了,医保还能补助80%的医疗费用,要在过去不要说没有这样的透析条件,就是有,咱还能花起这麽多钱吗?一年就得十来万呀!全家不吃不喝也顾不了我这个花钱篓子。我恐怕早就不知道腐烂成什么样子了。她说的全部是大实话,我们全家老少和她一样,都在感激共产党、感激政府,感激我们的好社会,感激改革开放带来的福气。
今天是我们结婚典礼五十七年的大喜日子,我们用什么来纪念?我应当怎样来报答老伴一生的功劳?用什么来弥补一生对老伴的亏欠呀?我说咱到饭店吃一顿您想吃的好饭食吧!她却说,我什么也不想吃,就别费那个事了。我真是无语了。
2020年6月20日(农历闰四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