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里的温情

年味里的温情

蓦然回首，婉叹时光匆促。不经意间，春节又来临了。

衣食无忧的人，似乎天天过年，真到过年的时候所能体验到的年味儿便淡薄了许多。于是，我常浮泛起儿时过年的记忆，质朴中浸润着丰盈的温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物质供给不足，年味儿却给人超然物外的馥郁芬芳。母亲极懂抚慰我们渴盼幸福快乐的童心，从不曾疏忽在除夕的油灯下，以守岁作为美丽的理由，于新春的鞭炮燃响前，用细针巧线为我们赶制一件过年的新衣，或用蚂蚁头一样密匝匝的线脚为我们绱成一年仅此一双的新布鞋。我们难以抑制少有的兴奋，在被窝里嚼着代表期盼新年生活甜蜜的红糖果子，辗转不眠等待父亲点燃一串开门鞭，好跃身起床穿上新衣新鞋，满村庄华丽地亮相。

那时，仅管一个鸡蛋的价格常常抵上两个壮劳力一天的劳动价值，父亲还是早早地积攒下几张纸币， 并且在《毛泽东选集》里压得平平展展，年三十儿作为给我们姐弟的压岁钱。第一次得到压岁钱时，我还童蒙未开，对人民币的面值一无所知。父亲首先给我分发一张红色的票面，然后给三位姐姐各分发两张浅棕色的票子。作为在家中娇惯受宠的男儿，我看在眼里，心生妒忌，不依不饶，硬要和姐姐一样拥有两张票子。无奈的父母因为囊中羞涩，只得让大姐从已藏到枕头下的两张毛票中给我取回一张。其实，姐姐们后来并没有用压岁钱为自己买一绺毛线系上发梢，却自觉自愿地买下响鞭、小糖取悦我，哄我不要跟忙于劳动的她们捣蛋。乃至读书识礼后，明白姐姐们压岁钱的票面竟是一角的面额，而我的那张是伍角时，我的愧疚与歉意便无法抹去，且随着时光潜滋暗涨，发誓要用一生一世的真情补偿她们。

早年的乡下，春节是极具仪式感的日子。除了说话办事都必须遵守约定俗成的规矩，大年初一，孩童们还得给村里的爹爹奶奶大爷大妈等长辈们拜年，还得给辈份较高的长者下跪磕头。我们常排成队列，跪拜中唸叨些“发财长精神”、“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类的祝福。性格内向羞涩又格外被长者喜欢的我，常被捉弄单独磕头祝福。有时伙伴们人多嗓门亮，颇具声势，长辈们一副天子受大臣早朝的威仪，乐呵呵地笑得一脸春光灿烂，将平时来了贵客也舍不得上嘴的花生、葵花籽儿、炸米花和用鸡蛋换取的糖果，一个劲儿往我们的衣兜和裤包里装塞，还一个个抚摸我们的脑袋，吩咐我们好好读书识礼，出人头地，替村上争光。那种慈爱感染的快乐，那份毫无假意的乡情，当下已永远难以复制。

我离别村庄已经多年，那里的乡邻或已老去，或已搬迁，残存的房屋稀稀拉拉。每到春节，我只能凭记忆追寻那些稀罕的乡情与亲情，好想在时光隧道里重回那些故地，如儿时拜年那般童心纯真无尘地再一次跪下去，满怀感恩之情，叩拜那方养我哺我的土地，叩拜那些血肉相系的乡亲，为他们祈祷年年风调雨顺，岁岁人寿年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