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中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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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座城市的拓展，离不开农民的付出与融入。我从事拆迁工作多年，最厌恶官亲仗势和暴力索价，最同情百姓无奈。至今，有几幢消逝的房屋和几张农民的面孔难以从我的脑海中淡去。
我曾经一家省级开发区主管拆迁安置工作近四年。当初，这里是僻静的村落。虽然向西跨越通榆河紧挨着主市区，却如隔河千里远，多彩与黑白，繁华与冷僻，截然分明裁割成两个对比度极强烈的板块。河东的住户主要以种地维生，除了传统的稻麦，间或侍弄些蔬菜，自个运过三里多的立交长桥进入市区销售，不多的收入须做久远精细的盘算。
当这片土地被圈定为开发区时，农民们淡淡的喜悦与淡淡的忧愁交织着，有些无所适从。他们梦想七世修行融进街爪子，却又怕失去土地，断了生活的根，成为枯死在水泥地上的蔫苗。
拆迁动员工作开始后，村民们知道自家将面临在一个很短的限期内要拆房让地。至于何去何从，他们一脸茫然。他们并不拘泥于看到征地手续、规划批文，也不懂得要关注拆迁许可证之类的官信，他们认为政府想办的事，要什么文件不容易？顶撞和较真，都是不识时务。于是，开始了另找住处、采摘田间最后的收成、砍伐尚待成材的树木、卖猪卖鸡等一系列不得已的忙乱。
记得在一个秋天，时令在中秋前几天，我带着拆迁工作组走向新丰村的一个农家。这是三间二厨的住户，主屋的外墙没有水泥抹灰，裸露的红砖已有些盐碱驳蚀，瓦面上有尘埃的积垢和苔藓灰黑的痕迹；门前约两米的走道外，可利用的隙地都被严严实实的庄稼覆盖；两棵盆口粗的泡桐刚从根部锯倒，几株银杏三四米高，有稀落的挂果，看来栽植不过五六年。
中年的男主人事先接到我们前来的告知，迎到屋侧将我们引入室内，马上从油污沾染得难以辨认原木纹理的方桌面上，拿起20元一盒的金黄色南京牌香烟，却不能熟练的打开拆口，一看就知道是不会抽烟的汉子。我制止他拆封，并告诉他没人会抽烟，他一脸的诧异，嘴唇尴尬的张合发出"丑烟，烟丑"的连续嘀咕。头发有些蓬乱显然能看出正在忙碌中搁置下农活的女主人，把刚洗的手往围裙上擦，提起热水瓶向四只杯子里注水，并歉意的一笑，嘟囔一声“不好意思，没有茶叶”，然后直接用手抹三张高低不一的长条凳面上的灰尘，示意请我们坐下。
当时，我猜这已是这户农家最隆重最繁琐的迎宾礼节。我注目那正溢出热气的杯子，是空玻璃罐头瓶，瓶口下的螺纹里藏着一些积垢，有些发黄，证明着这些杯子不常使用，是属于迎宾待客的器具，而且这些宾客通常不包括庄邻，他们自己喝水不必这般盛瓶倒杯的耗时，只须端着水舀子牛饮一气。
我们刚坐定，便听到男主人竹筒倒豆子的讲话：“各位领导是为了拆迁的事，我不要人动员，我也不会讲话，我不敢想和人家有后台的一个价，只要大差不差的，不能欺我老实人。”说话间，夹杂进了女主人的啜泣，我两耳兼听，弄清了她要表达的意思，四头猪还小，要早知道拆迁就不往回买了，那时正逢苗猪价格贵，现在连本钱也扳不回头；孩子已经上了高中，两口子种田苦不到学费钱；房子破旧了也没钱翻盖……
我最看不得别人流泪，舒心过日子的人哪个愿意在陌生人面前流眼泪？我告诉她，同等结构同等成新的房屋，不会让他们比别人的价位低，他们可以自己确立比照对像；猪崽、银杏树都要给予补偿；我们不会在用足政策上打折扣。她疑惑说，“你们当干部的不要与我无知无识的妇女开玩笑，怂人的秤头子总要低些的。”
几天后，我以他们选定的一位官亲的房屋作比照，核定了补偿金额。尽管他们拆迁平房的补偿费不够在安置区建成一座统一标准的新楼，还是爽快的签订了拆迁协议。我决定追加2000元作为对他们孩子的助学款，他们很意外。两次临门，那罐头瓶水杯我由始至终端在手上，领受了那份热情，却没有将开水喝下去。我有些洁癖，怕沾上瓶口螺纹里的污垢，心里至今仍有不可告人的歉意。
我曾遇到一位老者，青年丧妻，终生没有续弦，领养了一个侄女相依为命，没有申请过参加集体的“五保”。这些年，他侄女在不远处的商业街租房开间小店，有个临时的住处。拆迁开始后，有人议论说那位老者是无子户，不能在安置区安排到宅基地，只能住进养老院。性急的老人沉不住气，冷风嗖嗖的冬日大清早，赶在上班前摸索到我办公室门口，坐在走廊的水磨石地上，要讨个定心丸。
我把他迎进室内，递杯开水，他颤巍巍的接上手时，已溅了一半，顾不上喝，嘴唇嗫嚅着，急着要我发话。我告诉他，拆迁安置男女平等；一户村民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领养的孩子与亲生的孩子只要确认法定的父女关系，享有均等的权利义务。我派人驾车带他到辖区公安派出所查证父女关系证明，带他到当地国土所出具了他女儿别无宅基地证明，为他一家得到合法安置备齐了手续。诸事已毕，老人如同欠了我的救命大恩，哆嗦着说：“大半截子下土，没有坐过小包车，今天还是局长叫人开车拉着我这个土佬跑，一根烟没花替我办了事，折死我了。丫头养我一辈子，我对她也算有了个交待，死了心安哪！”说话的时候，局促不安，仰着脸讨好巴结我的神态，令我心中寒暖交替。末了，他神情绝决的粗声说：“我的房价你说了算，我不讨价还价，心好的人不欺人！”
当时，我的眼泪直打转，我不过是土灰星子大的官，比芝麻官要小多少倍，是起于土坷垃的微尘。况且，又是我要拆迁人家的房子，本该做的细微小事凭什么反而让一个老人家感动得一塌糊涂?何况这老人是我父辈的年龄！难道仅仅因为我是个小不点的官?总说我们是人民公仆，可我们的主人们，面对我们微不足道的服务，为什么像奴才一样惶恐呢?!
在当地的商业街入口处的南对面，曾有过一对摆水果摊的夫妻。男的姓袁，常年穿一身迷彩服，说是为了耐脏；女的黑而阔的脸膛，头发向后梳拢成一条辫子，额头前突，高颧骨映衬出一对深陷的眼窝，更显憔悴。我记不起她的名字，姓氏有些冷僻。这对夫妻男的不识一个字，女的一个字不识。男的每天赶往十几里外的城北水果批发市场，用三轮车拉回些新鲜水果。本钱小，批量也少。女的守摊，因为不会算帐，卖水果整斤不带两。
不识字，算不得他们夫妻的苦难，命运中不堪的重负接连而至。他们是外地迁入户，原来居住在黄河故道边一个穷地方，经常受水灾。十几年前，他们是健康的壮年，依靠亲友帮忙，在这城市的近郊买了一块边角隙地盖房子，建筑幸福富裕的梦幻。开挖屋基槽时，一块朽蚀的棺材板上一颗锋利的枣核型锈钉，刺穿了女人脚趾。为了省钱，她没有到卫生所清理伤口和包扎，更不屑浪费钱财打一针预防破伤风的疫苗，一天没停的忙碌了下去。新房没有落成，她已高烧不退，接下来的诊断是患了骨髓炎，前几年，又添上了癫痫。老实的丈夫在生活的折磨中日渐木讷。
钱，对于这个家庭，首要的功用在于延续生命，可居然有人用一张50元票面的假币，诓走了这个苦难女人的几斤水果，还让她倒贴40元现钞。夫妻俩为此恨自己无用，恨自己不识字，恨自己恐怕前世作了孽，哭泣得两天没有出摊。他们认定了自己是废料，不再做生活的一点讲究，可他们有一个不错的儿子，他们得为儿子明天的出息挣钱。
当时，我的儿子也在读大学，平均每月的生活费用支出1500元，不过是我夫妻俩工资总额的六分之一。人家也一样是高校的学子，在南京的一家高校就读，家里月供给五百。孩子舍不得错用一分钱，从牙缝里省出些子儿，给母亲买药。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胃病，脱肛。心痛的母亲趴在电话机上和那端的儿子一起哭泣，母亲劝儿子买只猪蹄算作滋补，儿子捏着两张十元的票面三次踯躅在熏腊摊前，最后黯然踱回了宿舍。
这一家的情况，是他们接到拆迁通知后夫妻俩停做了一天生意，坐到我办公桌对面的木质沙发上断断续续诉说的，并在其后得到村里胥书记的证实。那天，老袁夫妻俩的谈话没有结束，女人的黑脸膛上不断沁出虚汗，脖子向后扭曲，老袁静静地说：“她发病了，她是不能多讲话的”。接着，她在沙发上瘫软下来，嘴角流出白沫。老袁紧掐她鼻下人中，没有一点知觉。我用面巾纸帮助老袁替她擦干净已沾满腮帮的鼻涕和唾沫，派人将她送到附近的门诊。那时，已值冬寒天气，学校的年假近了，我当晚请同事仲庆国干事代买了十斤上好的猪肉送上他们的家门，让那个舍不得吃猪肉的懂事孩子好好吃顿猪肉……
老袁夫妻再次出现在我的办公室，是第二天上午，——癫痫病来得快去得也快，只是老袁的眼圈比以前更黑，女人的脸色也更加枯黄。那女人有些羞怯地说：“昨天的事我晓得了，出洋相了，真对不起，对不起！”我说：“我心疼你们的苦难，日子会好起来。你们房屋的拆迁价格不会比东边紧邻的人家低。”那婆娘说：“东边人家亲戚是大干部，我们比不上人家。我也不问人家的屋多少钱一公里，你是个好人，我信你。”老袁一脸憨态的笑，没有发话。她说的一公里，是指一平方。尽管我确信她没有那种智商以“公里”的谐音来启发我，但我给了她和他们应有的公理，希望他们苦难的心里因为照耀公平的阳光而灿烂，也对以后的日子增添信心与盼头。末了，他们从随身带来的小布兜里掏出几支香蕉，执意要我和几个同事分而食之。我们没有固执的推辞，人手一支，包括老袁夫妻，我相信他们平时是舍不得自食香蕉的。我们一同剥皮，露出白嫩细腻的果肉，共同在咀嚼中交融一份互相信任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