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如母

   刚进入梅雨季节，大姐来电叮嘱我出门奔波要记得带伞，即使晴天也不要忽略，说是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我应承着，暗暗笑大姐闲心操得太多，不是唠叨给我送吃的，就是怕我累着饿着冻着淋着……

  大姐对我的关照不是一时，而是与我的年龄等长！极其善良质朴的她，在我的心中是与父母并列的三大家庭支柱，父母过世后她俨然是个家长，似乎忽略了我们兄弟姐妹都已人到中年。

  大姐三岁时，父亲奔赴抗美援朝前线，一去六年。她与母亲相依为命，共度艰难岁月，早早地学会了坚韧与担当。后来，我们兄弟姐妹六人陆续出生，大姐似乎顺理成章地挑起了帮助父母养家糊口的担子。自幼，我不知家境的穷白，母亲干瘪的奶头无法供给我足够的奶水，我干嚎着索取稀缺的粮食。母亲把全家人节省的少得可怜的一点米磨成面，煮成糊糊，当作我特供的哺食，可不知好歹的我那时虽不会说话，却懂不甜不吃，母亲的小勺喂进嘴总被我吐岀来。母亲唯恐出生便得肠炎的我会缺失营养而夭折，泪雨与傍晚下的暴雨不止。十多岁的大姐拉起七八岁的二姐一头冲进雨帘，跑向五六里路以外的代销店为我欠红糖。狂烈的雨，使暴涨的小河水漫过了原先可以通行的土坝，大姐紧攥着二姐的手在湍急的水流中摸索着向前走，二姐一脚落空掉入深水区，大姐死不松手，终于将二姐拽岀水。她们没有回头，继续完成了欠糖的行程，冒着极大的危险，给了我后来从母亲的叙述中得知而永远愧疚难安的感恩记忆。

  在我少不更事的印象中，大姐是一部不知疲劳与饥饿的情感机器。她只知道顾及我们这些弟弟妹妹，似乎天才般知道老大的责任就是吃苦。吃的，她把稠的捞给我们；穿的，我们一年可以添一件新的，可她几年也难添上一件新衣。过年难得有一二角钱压岁钱，她都舍不得用，不是交给母亲，就是买小物件讨我开心。夏天，她在蚊虫和蚂蟥水陆进攻的秧田里打夜工，熬到半夜可以获得生产队一两个油饼的犒赏。她不声不响的洗净一身泥水睡去，毫无例外的总将油饼留给我当作上学前的早餐。我要分给她，她都哄我无知小童，说是吃过了。后来她当了妇女队长，一次去公社开会，父亲给大姐二角钱作中午的伙食费。天黑了好久，大姐步行二十多里一脸疲惫从公社回家，她省下中午的饭钱给我们买了几个金刚脐。

  母亲多病，惯于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永远军纪的父亲又容不得家人讨生产队半点便宜，家里的日子一直很艰难。为了与父母分担养家糊口的责任，大姐直到二十五岁才出嫁。初嫁到城里，没有文化的大姐好几年找不到工作。她惦念母亲的病不能没钱治，我们读书不能交不上学费，就在盐城北门外袁家庄的水泥制品厂门外摆个小摊，早起晚睡用小石磨人工磨制豆浆，几分钱一碗卖岀。数九寒冬，她的双手冻裂，肿得象馒头，为的是源源不断向我们输送宝贵的给养。

  而今，大姐已经七十多岁了，可她总把我们当作长不大的弟弟妹妹，不断寻踪点卯。大姐如母，希望爱操心的她，再为我们操心几十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