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清扬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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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适是南宋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倡事功之学，与当世大儒朱熹的力学、陆九渊的心学分庭抗礼，鼎足而三，尤属难能可贵。在诗文创作上，叶适才气奔逸，雄赡风发，自成一家，著作有《水心文集》、《水心别集》、《习学记言序目》行于世。但叶适对《诗经》也颇有研究，恐怕知之者甚少。
否定孔子删《诗》说
孔子删《诗》之说，《史记》说得很具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安国也说孔子“删《诗》为三百篇”。叶适对此十分怀疑，他说：“疑不待孔子而后删十取一也”。他怀疑此说的根据有三：第一，以《春秋左氏传》为证。“按《诗》，周及诸侯用为乐章，今载于《左氏》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诗，殊少矣”。既然是十取一，那么十分之九的大量逸诗在哪里呢？第二以《论语》为证：“《论语》称‘《诗》三百’，本谓古人已具之《诗》，不应指其自删者言之也。
第三以周代“以诗为教”为证。“周以《诗》为教，置学立师，比辑义类，必本朝廷，况《颂》者乃其宗庙之乐乎！诸侯之风，上及京师，列于学官，其所去取，亦皆当时朝廷之意，......孔子生远数百年后，无位于王朝，而以一代所教之《诗》，删落高下十不存一为皆出其手，岂非学者随声承误，失于考订而然乎？这就是说，周代以《诗》为教，即便对《诗》有所取舍，也是朝廷的事，不会由几百年后又在周王朝不任任何职务的孔丘来把作为“一代之教”的《诗》删得十不存一。那么，孔丘所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又作何理解呢？叶适解释说，当时距周王朝东迁已二百余年，王室更加衰微，诸侯日益强横，战乱频繁，鲁、卫诸国往往变坏，文物残缺，管理文化典籍的史祝之官沦溃散亡。
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诗》、《书》残乱，礼乐崩逸，孔子于时力足以正之，使复其旧而已，非谓尽取旧闻纷更之也。后世赖孔子一时是正之力得以垂于无穷，而谓凡孔子以前者皆其所去取，盖失之矣。故《诗》、《书》不因孔子而后删。”这就是说，孔丘只是整理而不是删《诗》。整理当然有利于后世，其功不可磨灭，但是不应对这个“失于考订”的删《诗》说盲目相信，“随声承误”。
认同《诗序》观点，融合事功义理
朱熹基于其广博深厚的学养和敢于冲决罗网的学术勇气，发现并提出了《诗经》作为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提倡以多元化的眼光对待这部经典。也许是受不同意朱熹观点的他的老师陈傅良的影响，叶适在基本认同《诗序》的前提下，也提出了一些独特的新见解。
首先，叶适是认同《诗序》的观点的。他以为《诗序》是理解《诗经》的基本指针，不可废弃。我们知道《诗序》是儒家以道德教化的观点解诗的产物，在儒家看来《诗》是开展教化的载体，感性的诗歌形式具有进行伦理道德熏陶的功能。叶适对此基本认同。朱熹把过去认为诗言教化的诗解释成了情诗，触及到了永嘉学对待经典的一个基本态度，即注重经典的教化功能的主张。朱熹把包括《静女》在内的二十四首传统上认为的敦教之诗说成淫奔之诗，不能不令永嘉巨子们感到恼火，叶适推许《诗序》的地位实际上是在消解朱熹的主张。
同时，叶适也认为《诗序》存在着不够严密和周全的地方，“以《诗》考之，精粗表里失条流矣。”总之叶适对《诗序》并不是一味地遵从，也并不完全反对，而是持批判的态度。叶适的《诗经》学研究融合了事功和义理。
研究国风，有得有失
“国风”里有《邶风.雄雉》：“雄雉于飞，泄泄其羽。我之怀矣，自诒伊阻。雄雉于飞，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实劳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有《邶风.匏有苦叶》云：“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有瀰济盈，有鷕雉鸣。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雝雝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须我友。”
《诗序》认为以上两诗均是刺卫宣公淫乱的诗。叶适认为是不对的，他对《雄雉》解释是：“初章言雉飞扬自适，而我怀抱不舒，曾是雉之不若也;言‘自诒’者,诗人自叹其不遇而不以怨其君也。次不特自叹，又为众君子之不遇者惜之也，又次思见是君子而不可得也。卒章励之以自安于靖退而无所忮，自甘于穷约而无所求，则何为而不可也。可谓能知义且知命矣。孔子羡‘山梁雌雉，时哉时哉’，而以是诗为男女怨旷与?”
叶适对《匏有苦叶》解释是：“匏有苦叶，不可食也;济有深涉，不可渡也;深则当厉，浅则当揭，各惟其宜也。济虽盈，不可使濡轨;雉之鸣，自求其牡也;雁之鸣，日始旦也;士归妻，及冰未泮也;舟之招招，岂以人涉而而我亦涉乎?我之不涉，盖有故也。物情之不齐，事会之有由，不可以一律求，不可以一端尽。泛而观之，反而推之，是诗也，可谓明理而达变矣。立乎乱世而事昏主，应物不伦，揆事失当，上为国患，下为民病，徒可刺而不可谏也。”
经过叶适的解释，两诗的主题变成了君子与世道的关系问题。所谓“诗无达诂”，各人基于知识背景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可以对诗作出与众不同的解释，而读者也可以通过其解释窥见解诗者的意图。考察叶适对《诗经》的一些说法，可以看到他解《诗》的背景和取向是基于儒家的教化观，而侧重点则在于诗教和治道的关系问题。
在 《习学记言序目》中，叶适对国风中的56首诗进行了评价，笔者认为叶适对《诗经》的评价确实体现出他独特的学术思想，在当时的学术界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启发性。但是叶适对《诗经》的评价也有经不起推敲的。
国风里的《桧风.羔裘》：“羔裘逍遥，狐裘以朝。岂不尔思，劳心忉忉。羔裘翱翔，狐裘在堂。岂不尔思，我心忧伤。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岂不尔思，中心是悼。”《诗序》曰:“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国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洁其衣服,逍遥游燕,而不能自强于政治,故作是诗也。”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说：“‘逍遥’‘翱翔’，大夫自谓也。以道而去，虽其身安，其服不改，然不敢忘其君也。”
《诗序》是可信的。即便是大国之君,身处盛世,不以仪礼视朝,不以国事为务,犹为不可,更何况当时桧国“国小而迫”,周边大国正虎视眈眈,存亡生死危在旦夕,处境如此而不自知,怎能不让人心存焦虑?“岂不尔思,劳心忉忉”,这是身处末世的臣子深切而无奈的心痛感觉。从诗意推测,此诗当为桧国大臣因桧君治国不以其道被迫离去后所作。叶适的解诗反而是错的。他认为羔裘和狐裘是大夫所穿，是错误的。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天子、诸侯的裘都用全裘而不加豹饰。其下卿、大夫则以豹皮饰作袖端。”此诗中的服饰是全裘，是桧君穿的而不是大夫之服。
国风里的《桧风.素冠》：“庶见素冠兮，棘人栾栾兮，劳心抟抟兮。庶见素衣兮，我心伤悲兮，聊与子同归兮。庶见素韠兮，我心蕴结兮，聊与子如一兮。”《诗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说：“冠其重也，衣次之，韠又次之；若曰：‘庶见其冠乎，又或庶见其衣乎，又或庶见其韠乎！’”《诗序》认为“素冠”、“素衣”是凶服、丧服，认为诗写的是晚周礼崩乐坏，为人子者多不能守三年之丧，而诗中服‘素衣’者能尽孝道、遵丧礼。叶适的说法似有些解不通。其实《礼记.曲礼下》的一条材料，简直就是《素冠》一诗的绝妙的注解:“大夫、士去国，逾竟(境)，为坛位，乡国而哭。素衣，素裳，素冠，撤緣、鞮屦，素篾;乘髦马，不蚤髭，不祭食，不说人以无罪，妇人不御……”“不蚤翳，不祭食”，此非“棘人”形象吗?“为坛位、乡国而哭”此非“劳心抟抟”的写照吗?“妇人不当御”，才会有“我心伤悲，聊与子同归”的呜咽!《素冠》原来是妻子为送别离境去国的丈夫而唱的歌。
叶适所论在诗经学上影响有限，笔者以为原因在于叶适身处南宋，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诗经宋学逐渐取得主导地位，之后的元代至明代中期都是如此。而晚明至清代，大致上是一个由推崇宋学到反思宋学，最终汉宋兼采的过程。从实际效果上看，叶适修正了《诗序》中一些谬误与不详之处。但某些评论显得不够客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