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信仰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七十八岁高龄的父亲和奔五之年的我,坐在一起时候,他老人家的话题无论怎样地“黄河九曲十八弯”,最后,父亲总喜欢引用伟人的这句话鼓励我。
父亲,一九四0年出生于豫西洛宁县一个贫农家庭。当时的家庭人多地少,爷爷带着一家人居住在一孔别人家不要的废弃窑洞里。夏天下大雨时,窑洞洞顶漏水,一家人还得一盆一盆往外舀水。灶房柴火用的是从地里割来的枣刺,湿而难燃。父亲说这还是好受的,遇着“跑怕怕”【意为侵华日军及后来的国民党兵骚扰村子】,一家人就啥也不要,一个村子里的人匆匆忙忙朝后山里钻。父亲讲起那段历史总是拧眉叹气。
“八路军过黄河风调雨顺,斗地主抓恶霸救济咱穷人”是父亲说起那段历史常引用故乡流传着的一句“说书”词。建国后,父亲在我们那个村做了三十三年的村支书,这三十三年里,他带领乡亲们兴修水利使村前的旱地变成了水浇地;他带领乡亲们爬上村子对面的荒山,植树造林,而今,当年的幼苗早已长成了碗口粗的成材林;他带领乡亲们,赶牛拉车,赴我县的深山区修当年的“国防路”,餐风露宿,回家时,布鞋底磨出了一个窟窿;他不要命的干劲,获得表彰,给小山村的生产队争取了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他带领村干部爬山涉岭,勘界测路,栽杆架线,结束了故乡山村晚上点煤油灯的历史……
父亲在他五十三岁那年,因母亲偏瘫,不得不卸任村支书之职,放羊种地兼顾母亲生活;而我,也于当年从好不容易经考学分配进县城当上“公家人”的岗位上,下岗回家。村人背地里嘲笑我说“从小学到高中,升来升去升到农村”。我越想越气,越气越恼,白天看书睡觉,晚上在山村黑漆漆地旷野上游荡。记得那时,父亲从地里回来,还要做饭,先端给娘一碗,然后再出门找我,站在村头喊着我的小名耀娃,过沟涉塬地寻找……
在窑洞灯下,父亲说:国家这么大,下岗失业也不是你一个人,比比过去,饭都没得吃,还得躲刀客躲兵祸。人要懂得知足感恩呐!
我一拍桌子,喊道:“都啥年代了,你还说这,有意思吗?”
父亲的眼神里,充满了愤怒、疑惑、心疼,一辈子都忘不了这样的眼神。继而,他攥紧拳头,却轻轻地敲击着老桌,看看窑顶,又看看地面。无语。
我站起,索性要说个痛快:“爹——你说说,你把全村的事儿差不多都干完了,落了个啥,干了三十多年,还是两孔窑洞三间瓦房,子女的事儿不操心,过去认识那么多老上级,去县城说说我的事嘛。”
父亲突然抬起头,瞪着我:落了啥——落了个好名声,落了个村子人不背后戳脊梁股,落了个对得起党的良心。接着他也站起来,抽着旱烟,指头点着我:“主席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你有文凭,到哪里不能活人,非逼着父亲去走后门就业,我办不到。那年秋天,我背上行李随着民工潮,挤上绿皮火车去南方打工。在广东东莞利用工余,我爬在宿舍的床沿上写作,一九九八年的冬天,我的散文《重读母亲》获了奖,那个时候,山区还没有手机,父亲披一身雪花,跑到几里地外的“代销点”,气喘吁吁地接我的电话。我说爹你急啥哩,他说电话费老贵,怕浪费了钱。我说爹我写文章获奖了,父亲嘿嘿笑着说俺这娃子就不是笨人嘛。我说咱一家为我上学节衣缩食把牛都卖了,我这点成绩不算啥。父亲就换话题,小声说爬那儿写字,不要把眼熬坏了。一语让我泪流满面。
慢慢读懂父亲,他总是把接受党的教育所培养起来的素质和感受党恩之心,变成一个个朴素的细节和行动上的自觉反应,如在九十年代初期,卸任后的父亲,看到基层管理混乱的局面,拍案而起,对不执行上级政策的违规行为,介入批评,特别是针对粮食摊派严重超过中央规定的部分,勇于抵制。几经周折,终于扭转了恶劣局面,村人在选举大会上,以压倒多数的选票,重新选举父亲任主要负责人,鞭炮声中,父亲表态说:我岁数大了,干不动了。我只说一句话就是要相信党有扶正纠错的能力,跟着新班子,甩掉穷帽子,早日奔小康……
2004年春夏之交,偏瘫十八年的母亲去世。父亲看着我们悲痛欲绝的样子,他却没有哭,只是一节又一节地抽自制的旱烟。当时正在实行殡葬改革,村子好多人家将亡去的亲人偷偷拉去埋了,说火化是很对不起亡人的事。父亲把我们弟兄三人叫到跟前,当着其他族人的面说:孩子他妈一辈子跟着我没享啥福,临走应随乡俗才是,可是目前国家有这政策,咱就得听国家的。再说那么多的伟人走时,有的连骨灰都不保留,咱老百姓还在乎个啥,他妈不能让偷偷摸摸地走——这事我定了,先火化再安葬。当哀乐响起,我手捧骨灰盒起身往坟上去时,父亲跄步上前,抚摸盒子,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父亲没有多少文化,却在晚年写了三万字的回忆录,它既是一部家族的苦难史也是感恩党的培养并为之献身的成长史。年少时,崇拜父亲;年长时,一度曾埋怨父亲;奔五这年,又是这样深情地理解父亲。我和父亲的生命体验过程,接续起来所形成的岁月记忆,恰好也是共和国在春时秋序的路上,那风雨兼程的历史缩影。
写于2017年9月30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