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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体现“新美学”特征、更具文学自觉的诗歌由潜流浮现于地表，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先声。新时期的诗歌活动存在着民间办刊结社的“小传统”，大大小小的诗群诗派林立，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而各种民刊犹如一面面旗帜标榜着诗歌主张和追求，以期产生社会效应。事实上，这种民间办刊活动对新时期的诗歌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是新时期诗歌史的重要构成。此外，诗歌正式出版物具有先天的优势而不时形成焦点，如20世纪80年代突如其来的《九叶集》，引起诗歌界不小的震动。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九位诗人的诗歌合集《九叶集》，这九位诗人曾活跃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诗坛，有诗作发表于当时的《诗创造》《中国新诗》等刊物。随着《九叶集》的出版及相关史料的挖掘，这九位诗人被追认为“九叶诗派”，被写入后来出版的多种文学史。文学史的确认，使“九叶诗派”获得合法性，标志着诗派完成了建构。[1]（P89）不难发现，出版对诗群诗派的形成或建构起着重要作用。但对于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出版，大多研究者主要论述出版物体现的诗群诗派及其代表诗人的艺术特征等方面，对于出版如何推动诗群诗派的建构还较少专门的探析。三明诗群是新时期逐渐形成并延续至今的地缘性诗群，本文以三明诗群为案例，从出版视域探讨诗群的建构过程，以及出版与诗群的内在关系。
一、民刊出版萌生三明诗群
（一）民刊的界定
出版是指作品的复制、发行。“印刷”和“发行”是出版的两个核心内涵[2]（P441），也是出版管理的两个重要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出版管理体制，将书报刊的出版纳入统一管理。改革开放后，出版管理体制与出版法律法规建设进入新阶段，逐步走向规范、科学的管理轨道。如1988年，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中国标准刊号》，使在中国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正式登记的每一种报刊都有唯一的标准编码；同年，新闻出版署发布《期刊管理暂行规定》，对不同性质的期刊进行界定。正式期刊是指领取了“报刊登记证”、编入“国内统一刊号”的期刊，按发行范围可分为“公开”和“内部”两种：“公开发行的正式期刊可以在国内外公开征订、销售；内部发行的正式期刊只能在国内按指定范围征订、发行，不得在社会上公开征订、陈列和销售，禁止向国外发行。”对于未编入“国内统一刊号”而有“内部报刊准印证”的资料性、非商品性内部期刊，它不得公开发行、陈列，不准销售，不得进行任何经营活动，被称为非正式期刊，也是通常所称的内刊。此外，既未获得“国内统一刊号”也未取得“内部报刊准印证”的期刊是未经批准擅自出版、印刷的，便是非法出版物。因此，期刊可分为正式期刊（公开发行的正式期刊、内部发行的正式期刊）、非正式期刊（内刊）、非法期刊三类。
在中国刚实行改革开放的调整时期，如1978年至1987年间尚未出台《中国标准刊号》《期刊管理暂行规定》等，这给非法出版物留下了生存空间。当时一些年轻诗人未经批准便私自印刷诗集，还办了不少诗刊。有观点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掌控制度上的变化，以及印刷、出版手段的变化与扩展，诗歌社团或个人自印诗刊和诗集成为易事。①这些非法出版物有“地下刊物”“民间刊物”“民办刊物”“内部交流资料”等称谓，而到20世纪90年代常称为“民刊”。“民刊”称法是相对于党政机关等主管主办正式期刊的“官刊”性质而言的，但随着新时期诗人的诗歌逐渐被社会认可，一些地方性内刊也大量发表此类诗歌，“至于少数由国家部门主办但内部出版的刊物，人们似乎也倾向于将它们称为‘民刊’”[3]（P293）。由此，民刊包括了非法刊物及部分有内部准印字号的内刊。“民刊”作为不规范的称法还在于，它不仅仅指正式期刊之外的其他期刊，也包括部分报纸、图书等出版物形态。诗歌民刊产生于特殊时期，对新时期诗歌发展产生了一定作用，但毋庸置疑，其中的非法出版物也扰乱了出版市场。
（二）三明地区的民刊概况
福建三明地区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创办民刊。20世纪六七十年代，蔡其矫、刘登翰、周美文、范方等一批诗人从福州来到三明，他们创作，办刊，开讲座，为三明地区做了诸多有文化意义的事情。1979年2月，诗人范方在沙县文化馆创办《绿叶》文学丛刊。1979年8月，范方与刘登翰、周美文、刘广义创办三明地区文学丛刊《希望》，推出了一批后来享誉诗坛的诗人。范方等人的办刊活动为三明地区创办民刊开了风气，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三明各县（市、区）都有民刊，呈现遍地开花的局面。如1984年永安创办《君子兰》《九龙溪》；1986年尤溪创办《这一群》诗报，大田创办《夏雨诗社》刊物；1989年市区创办《九个太阳》；1990年永安出有《伞诗歌作品集》；1991年永安创办《篝火》。此外，还有沙县的《草帽》《犁花》、泰宁的《湖滨》、尤溪的《翠帷诗萃》、永安的《映山红》《珊瑚》、青州纸厂的《诗外》、宁化的《放弃》等等。②
三明地区的民刊创办活动无疑受到当时全国诗歌氛围的影响。如1978年，北岛、芒克等创办的《今天》刊物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为新时期诗歌写作和传播开辟了一种“体制外”的新路径。当时三明的诗人与《今天》的诗人曾有联系，三明诗人很可能受到后者的启发，于次年就创办了《绿叶》。从更深层追溯，三明创办民刊还有历史积淀的因素。自新文化运动起，文学社团与文学刊物不断出现，以刊物为核心阵地的有组织的文学社团，是凝聚文学力量的常见形式。[4]（P20）当时具有相近思想和文学审美追求的作家们为保持自己的艺术个性，组成创造社、新月社等社团，同时创办刊物以发表同人作品，宣传社团的文学主张。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三明地区的永安成为临时省会，在历史上存在近30家出版社，出版了13种报纸、136种期刊及700多种书籍。[5]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这些出版历史，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三明诗人不仅不会感到陌生，还或多或少地受到潜在影响。在1987年前后，三明每个县都有油印诗刊等民刊，而具有浓厚出版历史文化的永安创办的民刊最多。另外，三明地区的不少诗人来自文化馆、学校等文化机构，对于办刊及当时的刻字油印工序都较为熟悉，成了民刊创办人。三明地区的造纸厂也为民刊出版提供了用纸便利。林美茂回忆，三明诗群的首批“弄潮人”中不少来自青州造纸厂，这个厂也印刷了不少期诗刊。[6]如1985年，林美茂曾主编《无色岩》。总之，种种因素促成了三明民刊的创办与繁荣。
（三）民刊对诗群的影响
就三明各地而言，三明各县创办的民刊为当地诗歌爱好者提供了阅读文本，相比于当时的手抄本，更好地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求；为三明各地诗人提供了发表和展示平台，促使当地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凝聚在刊物周围，形成了诗人群组。就三明整个地区而言，民刊有助于不断发现和吸收当地诗人，促进了三明诗群意识的萌生。1984年，范方编辑出版《三明抒情诗》，收入三明诗人近两年时间创作的代表诗歌。赖微主编的《君子兰》影响较大，刊诗众多，几乎成了当时的诗歌市刊。随着诗歌作者的增加，范方在1985年的青州诗会上倡议成立大浪潮现代诗学会，首批会员有40多名，还出有《大浪潮》诗刊，这使诗群意识得到强化。1986年，三明诗群以大浪潮现代诗学会之名参与《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受其启发，1988年赖微在《燕江》报推出“1988·永安现代诗展”；1989年赖微、昌政共同主编《三明诗群》报，推出“1989三明现代诗群体大展”。《三明诗群》报是三明第一张对开诗歌大报，也是第一次在全市范围征稿并以“三明诗群”亮相的民刊。[7]（P5）作为20世纪50年代后期刚组成的地级市，三明市尚未提炼出地区的共同文化精神，而创办的民刊以诗歌的名义将三明各县诗人凝聚起来，提升了三明及三明诗群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
三明地区创办的民刊，展现了三明诗人的广阔视野和社会活动能力，提升了三明诗群在诗歌界的知名度。三明各县民刊的作者对象不限于本县，如宁化创办的民刊发表了全市范围的优秀来稿，永安的民刊也刊发永安以外的诗人作品。他们不拘于县域，不做保守的地方主义者，而具有较广阔的视野。三明诗歌民刊还面向全国征集稿件，如1979年范方等人创办的文学丛刊《希望》，第一期刊出了蔡其矫、范方、刘登翰、叶卫平、舒婷、芜岑、朱谷忠、崔晟、林茂春、刘小龙等人的诗歌。1982年初，范方主持编选了现代诗选集《青春协奏曲》，其中收录舒婷、梁小斌、顾城、徐敬亚、王小妮、北岛、杨炼、江河、陈所巨等全国各地现代诗人的作品。1985年三明诗人创办《当代农民诗坛报》，1987年至1989年由高珍华、林荣发创办的《东方诗丛》，也是面向全国诗人的。这些全国性活动体现了三明诗人的社会活动能力，也扩大了三明地区诗人的影响力，使其他地区注意到三明诗人和三明诗群。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滇池》推出三明现代诗专版，福建师范大学《南风》诗报推出三明地区现代诗专号。
民刊没有公开出版物那种硬性的审核环节，它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自律的，出版流程更简单，且印数少而成本较低，因此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受诗人欢迎。进入21世纪，以内刊形式出版的民刊仍为诗人们所推崇。三明诗群依托《三明文艺》《闽中文学》《永安文艺》《建莲文艺》《宁化文艺》《白岩山》《瑞云文艺》《客家诗人》等民刊，大量编发三明诗群的作品。三明诗群还以民刊形式印刷诗群年选，其中《2003诗三明年度诗选》是三明第一部以一个诗群名义出版的现代诗集。然而，民刊并非正式出版物，只能在很有限的范围内作为资料进行交流，这影响了诗群的自我认同与公众的社会认可。从相关表述亦可见，1986年之前的创办民刊、组建诗群等活动被称为诗群的奠基，而参与1986年的现代诗群体大展是真正公之以众的行为，被称为三明诗群的形成。[7]（P5）从出版来说，为了提升诗群的意识和增强诗群的凝聚力，三明诗群有待更多的正式出版，而民刊创办为之积累了一定的出版经验。
二、正式出版确立三明诗群
（一）作为权力的出版
刚经历过“文革”的大部分体制内刊物，又受“风波”“整顿”的影响，在处理作品时还较为谨慎，将一些大胆创新的或主题思想有争议的诗歌拒之门外。一些诗人将诗歌转投给民刊，因民刊的接纳而声称民刊具有先锋性和独立的诗歌艺术品格，进而将正式出版物置于传统、保守的一方。有论者就将民刊与正式出版物二者看作对立的关系：“民刊的独立自主性和先锋探索精神，是与其自行印刷、免费交流、圈内传播等联在一起的。民刊一旦纳入正规化的出版体制，必将受到体制化运行规范的制约，其不遵常规的先锋性思想表述和形式探求肯定会受到一定冲击。”[8]（P97）这种观点道出了正式出版对表达的规约性，但由此反对诗作正式出版，无疑是走向了极端。一方面，民刊所具有的先锋性并非无底线的，它应处于社会所允许的范围，才可能被默认，一旦超越底线，如《今天》很快就因“刊物未经注册不得出版”而停刊，有的甚至受到追责、惩处；另一方面，民刊与正式出版物并非处于水火不容的对抗状态，如刊物《今天》在出现时并不含有这种对抗的因素。在《今天》油印后，创办者将刊物在认定的“重要”地点（西单、天安门广场、王府井、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化部、《诗刊》社、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张贴宣传，其目的显然不是对《诗刊》等发起挑战，而是希望正式出版机构等注意到他们的诗歌创作，扩大他们诗歌在社会各层面的影响力。如其所愿，《诗刊》社确实关注到他们，发表了北岛、舒婷等朦胧诗人的作品，还向舒婷、顾城、梁小斌、王小妮等朦胧诗人发出了首届“青春诗会”的邀请。可以说，缺少正式出版物特别是公开发行出版物那种合法性的民刊，暗含着诗人不得已而为之的心态，诗人们并不满足于内部交流的民刊，更加需要的是公开出版方式。正如他们所实践的，诗人们采取下半月刊、港台书号及国外书号来出版诗歌，以各种半合法化的形式来接近正式出版，直到后来采取以书代刊的形式由国内出版社出版“丛刊”。究其原因，在于看似被出版体制规约的公开出版物其实被赋予了更多话语权。
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认为，掌握了大众传播媒介的新闻界是行政、立法、司法以外的“第四种权力”。每一个统治阶级都十分重视对出版权力的控制，通过对出版的支配和操纵，实现对受众的知识、信息控制，使受众在认知和价值判断上服从支配者的利益要求。同样，大众传媒也有国际上的影响力。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东方”是欧洲“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话语方式，它体现“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其建构东方的话语方式包括学术著作、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等等，这种话语方式离不开大众传媒。而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刊书籍，就是以出版来体现话语权力的，可以说，谁掌握了出版，谁就占据了话语权力。[9]（P42）在国家不断完善新闻出版管理制度的情形下，诗人为了能够公开出版作品，必须遵守相关法律规定，接受相应的内容审核，依循一定的印刷出版流程。经过这些环节，出版物获得了国家的认可，被赋予了公开传播的权利，也拥有民刊所不具备的象征性、权威性。
（二）三明诗群的正式出版实绩
三明诗群明确以建设强健繁富的现代汉诗为目标，主要是对诗歌艺术的探索和追求，没有偏激的思想主张，没有大张旗鼓、哗众取宠的鼓动，更没有“打倒”“pass”哪个诗群诗派的声势。他们创办民刊，并非民刊可以逃避审查（他们在印刷前已经严格自查），而是由于民刊是出版的方便法门。随着诗歌文本的成熟，有一定的出版资本，他们便会采用正式出版方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三明地区诗人主要以民刊为发表平台，但也公开出版诗作，诗集就有1986年范方的《还魂草》（花城出版社），1989年范方的《今夜星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范方的《剑魂蝶影》（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黑河的《礁石上的云影》（百花文艺出版社）、郑树钰的《三明风情》（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钟琼奎的《晴川碧草》（德宏民族出版社），1997年萧春雷的《时光之砂》、赖微的《守望家园》、斯平的《气候造成的情绪》、黄静芬的《午夜的昙》、卢辉的《卢辉诗选》（5部诗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98年崔晟的《红百合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等等。
进入21世纪，三明诗群正式出版诗集变得更频繁，成为诗群的一种常态。三明诗群的主要成员大多都出版了个人诗集：2001年林秀美的《水上玫瑰》（作家出版社），2004年卢辉的《红色的碎片》（重庆出版社），2008年沈河的《相遇》（太白文艺出版社）、黄莱笙的《莱笙诗选》（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赖微的《随风飘过》（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连占斗的《光与影的阶梯》（作家出版社）、辛也的《半梦半醒》（大众文艺出版社），2012年范尚秀的《旅人啊旅人》（大众文艺出版社），2014年马兆印的《那些情色：2006年～2010年》（线装书局）、曾春根的《春的诗画》（现代出版社），2015年尚姝彤的《一地温柔》（中国文联出版社）、阿满的《秋夜小唱》（福建美术出版社）……还有必要提及：一是三明诗群出版了多部诗歌论评专著，如2001年黄莱笙的《现代汉诗创作美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詹昌政的《昌政说诗》（现代出版社）、卢辉的《诗歌的见证与辩解》（现代出版社）。这些诗歌论评专著对三明诗人诗作多有评析，不仅推介诗群创作成果，还显示出诗群的理论研究实力。二是三明诗群的丛书出版，如2018年三明诗群研创基地丛书出版了关子、青黄、马信塅、陈玉荣、刘维铨、赖书生等诗人的诗集，以多本诗集来集中展示诗群新近创作实绩。三是诗群诗选出版。三明诗群还积极参与各种诗歌征稿活动，向省内外正式报刊踊跃投稿，发出三明诗群诗人的声音。
（三）正式出版对诗群认同的影响
诗群的建构过程，就是不断获得认同直至获得合法性的过程。为了取得合法性，首先要有来自政府的信任或默认，就是官方合法性（包括法律合法性、政治合法性和行政合法性），然后要有社会的承认，即社会合法性。[10]（P101-109）不同于作协、诗歌社团，诗群大多是较松散的群体，没有严密的机构设置，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事诗歌活动，就会得到官方的默许；那么，诗群得到社会（特别是诗歌界）的认同，即获得社会合法性才是最重要的。诗群获得社会认同的最重要途径是创造出诗歌并将诗群主张、诗歌艺术水平等传递给社会读者，而这依赖于公开发行的正式出版物。换言之，诗群的出版活动就是以引导认同为目的的活动，出版成为文学能否获得社会意义的一种制约性力量。[11]（P167）
公开发行的正式出版物被赋予公开发行和传播的权力，但这权力要形成认同效力，还需要一个过程。学者詹小美认为，自然认同、强化认同、理解认同构成了文化认同的层次链接。其中，自然认同是指以历史继承和约定俗成为契机自然形成的认同。它以群体成员的直观体验和感性认知为基质，催生具有普遍意义的感性认同。[12]（P23）三明诗群的读者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民刊与正式出版物，他们在感性上认为正式出版物更有权威性，在潜意识里更愿关注和接近诗群的正式出版物，从而对正式出版的诗歌进行学习和模仿。
强化认同，是指以教育的引导和强制的推崇达致的认同。[12]（P23）教育引导是一种软约束，而强制推崇则是一种硬约束。三明诗群成员出版诗集时，经常请诗群核心诗人作序或评论，诗群核心诗人在评析诗集过程中会适当引导成员的诗歌观念。三明诗群的重要诗人担任诗歌杂志的栏目主持、诗选的编委、报纸副刊编辑等，如昌政曾长期主持《三明日报》副刊，他们会以一定的诗歌标准遴选有相似美学追求的作品，以诗作的发表鼓励诗人。诗群在出版诗选前会有选择地收稿，通过筛选来引导诗群成员。诗群诗丛的出版，不仅是鼓励诗群成员创作，还是对诗人作为诗群成员的身份确认，深化其诗群归属感。可见，诗群在出版活动中可通过各种方式来教育引导成员认同某些主张，对于认同的或具有相似诗歌主张的成员，则鼓励他们出版和发表。而对于诗歌观相差甚远的成员及其作品，诗群在出版中则减小其比例，甚至拒绝刊发。诗群成员为了发表、出版等利益，大多会以诗群的主张、美学偏好来创作诗歌，从而在教育与强制的强化过程中承认、认可和赞同诗群主张。诗群外人员不断接受三明诗群具有相似诗歌艺术特征的刊物等，对三明诗群形成更鲜明的认识，也不断强化对诗群的认同感。
理解认同，是指以对话交流和理解沟通的融合达致的认同。它是广泛的、深刻的和稳定的集体认同。[12]（P23）三明诗群公开出版发行的诗集等为成员提供了阅读文本，读者在阅读中与作者进行交流，感受诗歌的艺术特征，理解并接受诗群所宣传的审美观、诗学主张，最终在情感、精神上与诗群达成一致。同样，诗群外的社会人员对诗群公开发行出版物的阅读，如阅读2014年出版的《三明诗群》（团结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三明诗群作品选》（现代出版社）等，不仅感受到诗群庞大的阵容，认同了诗群的代际传承关系，而且理解诗群大体相似的诗歌美学追求。
可见，正式出版不只是运用语言来传达意义，作为一种话语权，它深蕴了隐而不现的强大建构力量。[13]（124）三明诗群的正式出版物呈现出一定数量的诗群成员、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彼此相似的审美旨趣、共同的诗学主张，并对诗坛产生重要的认同影响。当诗歌研究者不断关注到三明诗群、三明诗群成为当代福建诗群研究不可忽略的部分时[14]，三明诗群便是得到了确认，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诗群建构。诗群的建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完成建构的诗群必须面对和适应当下纸质出版市场缩小、网络文学不断发展的新语境，才能保持旺盛生命力。
三、数字出版时代的三明诗群
（一）媒体融合出版中的诗群
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文学包括网络诗歌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应运而生。网络诗歌写作与发表具有不同于纸质写作与出版的特殊性：诗人直接在网络上创作和发布诗歌，免去了纸质出版的层层审核把关，减少了发表的时间迟滞问题；网络可以突破时空限制，实时进行交流互动，诗歌发表后即可实现一对多的发送，网络读者可对诗歌进行留言点评，诗人也可以即时回应并修改。一些经历过民刊和正式出版的诗群在关注到网络后，放弃了存在周期长、交流困难、成本较高等诸多不足的纸质出版，改为出版网刊，而有些新诗群就是依托互联网组成的。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互联网进一步发展与普及，网络出版冲击了纸质出版业，但纸质出版仍占据着主流和主导地位。在这一时期，三明诗群发挥诗群成员中的媒体人优势，开启了媒体融合出版与传播的尝试。
2002年，三明诗群创办“诗三明”诗歌论坛，为诗群成员提供了网络发表和交流的平台，并且有着明确的定位：论坛旨以“三明诗群”的写作群体为主，广交天下诗友，共品诗化人生，以真诚的态度进行汉语诗歌写作，以广阔的胸怀包容各种风格，以热情和温馨营造交流氛围，提倡率真、互动、健康、诚挚、向上的写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7]（P6）论坛以开放性与包容性营造了三明诗人与外地诗人交流的气氛，但三明诗群没有满足于网络的虚拟世界，而是尝试着线上线下各媒体融合出版的模式。一是报网融合。昌政在主持的《三明日报》副刊上刊登“诗三明”诗歌论坛的网址，邀请副刊的诗歌读者登录到论坛；从论坛选诗发表于《三明日报》副刊，或出小辑，或出专号，然后又将发表的诗歌转发到论坛。二是报刊融合。从诗歌论坛精选的诗作在《三明日报》副刊发表后，又被推荐到诗歌刊物，有部分作品被《星星》《诗选刊》《诗歌月刊》《中国诗人》等选用。三是刊网融合。诗歌论坛不仅创办了网刊，还多次以民刊的方式编印“诗三明”年度诗选。值得注意的是，在报刊网各媒体的融合出版中，论坛、网刊、报纸副刊、年度诗选等都有诗群内外人员的作品，体现了三明诗群及其诗歌论坛兼容并包的风格。这不仅有利于诗人们互相学习和交流，还以更广泛的二次传播迅速扩大了诗群影响力，三明诗群被列入“网络诗歌十八个诗群”。
（二）互联网对诗群的挑战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通信技术、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互联网变得更加繁荣复杂，改变了早期网络文学的生态，而纸质书报刊已经作为传统出版物走向了边缘。诗群的出版活动主要呈现为网络发表与传播，但互联网对诗群的生存发展也提出了挑战。
一是网络出版消解诗群的风格。诗人活跃于网络，轻易地突破现实物理时空限制，能够在相似艺术旨趣吸引下迅速组建诗群。2014年中国诗歌流派网举办“21世纪中国现代诗群大展”，就有近200个诗群报名参展；而在其网站上存在着近700个诗歌群组。随着诗歌论坛逐渐衰落及自媒体的兴起，博客、微博、微信等诗歌发表传播平台接连出现，组建诗群、创办网刊变得更加便捷，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三明诗群的鲜明性。而三明诗群成员在网络中加入天南地北的各种诗群，长期在不同诗群及其网刊等出版物影响下，既吸收了新的艺术元素，也改变了诗人自身作品风格，以至于以往那种单纯明确的诗群身份变得模糊。最终，诗群的独特风格特征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二是网络出版迷失诗群的成员。随着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网络的文字、语音、视频等交流功能进一步增强，方便身处各地的诗群成员展开交流，如诗群发布的组稿信息，能够快速传达给诗群成员，及时征集稿件并进行展示。虽然人们在网络上营造出信息、情感、精神共享的场域，但解构了现实广场集会、节庆等实体空间，造成一种看似“紧密”实则“隔离”的现象。[15]（P9）另外，早期网络论坛上的管理员、版主与会员的“等级制”，变成了当下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平等与自由。诗人个体意识增强，拥有更明显的出版人身份，如诗群成员开通微信公众号发布诗歌成为常见现象。但人人以自我为中心，有无数个中心的网络就失去了真正中心。诗群成员在众声喧哗的、碎片化的网络里奔走，看似左右逢源，实则极易迷失于“信息和欲念的海洋”[15]（P9）。诗人受层出不穷的诗歌网刊或专辑的诱惑与撕裂，形成难以排解的孤独，缺乏精神的归宿感。
三是网络出版造成诗歌的失语。有观点过分乐观地认为：“自媒体消解了符号权力，打破了意识形态与商业资本等力量的传播垄断，实现了人际自主交流、共享、娱乐和学习。”[15]（P8）虽然网络提供了自由表达的平台，但三五分钟就能成诗的网络拥有泥沙俱下的海量诗歌作品，诗歌发布后迅即被新推送的诗作湮没，发表即意味着消失。如余秀华发于博客的诗歌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直到作品在《诗刊》及其微信公众号选发后才广为人知，引发网络热议狂潮，即便如此，余秀华在网络的热度也不长久。[16]（P73）可见，自由开放的网络出版极易造成诗歌的失语。数字出版时代的三明诗群存在着诗群成员分流、诗群成员迷失、诗群作品被埋没等问题。如何借鉴先前的媒体融合出版经验，构建强有力的数字出版平台，以全媒体的出版矩阵实现线下线上的交流，从而满足诗群成员的精神诉求，凝聚诗群的意识，这是数字出版对三明诗群的挑战。
总之，物质生产、经济发展为文化提供了一个演绎与发展的大环境。从出版视域来看，传统出版即包括民刊与正式出版物的纸质出版已建构了三明诗群，诗群内外人员对三明诗群的意识也从无到有，认同了三明诗群。但是，三明诗群的建构目的应不止于赢得社会认同和取得合法性，更重要的是“为了能够接近和获得为成长所必需的其他资源”[17]（P59）。在当下的数字出版语境中，纸质出版物成为一种象征符号，而互联网才是出版与传播的主阵地，三明诗群必须有效应对数字出版的变革与挑战，才能可持续发展。也可以说，三明诗群仍处于建构进行时。
注释:
①见洪子诚、刘登翰著《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8-149页。
②昌政于2007年第2期的《厦门文学》发表《三明诗群:从“大浪潮”到“诗三明”》,该文对三明诗群的办刊出版历史进行了梳理。2019年,昌政进行补充完善,以《三明诗群:与“文明城”共创的文化品牌》为题发表于海峡网(http://www.hxnews.com/zt/yw/201909/30/1811245.shtml)。
参考文献:
[1]邱雪松.历史与想像——关于“九叶诗派”的思考[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2]胡国祥.“出版”概念考辨[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3]刘春.朦胧诗以后:1986-2007中国诗坛地图[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8.
[4]李春雨.论现代出版与现代作家群体的关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6).
[5]林梅.国难当头中的“理想追求”:抗战时期永安知识分子与《改进》杂志[D].厦门:厦门大学,2009.
[6]马李文博.要“匕首”还是要“珊瑚”?[N].中国艺术报,2015-06-15(3).
[7]昌政.三明诗群:从“大浪潮”到“诗三明”[J].厦门文学,2007(2).
[8]张德明.探知先锋求索踪迹的有效窗口——论当代诗歌民刊的诗学意义[J].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38(2).
[9]杨晓鸣.出版是什么[J].出版科学,2001(3).
[10]高丙中.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0(2).
[11]李春雨,刘勇.现代出版与现代文学的生存方式[J].社会科学战线,2008(4).
[12]詹小美.选择与建构:历史记忆固基政治认同的逻辑共生[J].思想理论教育,2016(12).
[13]周宪.福柯话语理论批判[J].文艺理论研究,2013,33(1).
[14]吴犁珠.新世纪以来的福建诗群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5.
[15]郭讲用.自媒体中的自我建构与文化认同[J].当代传播,2015(3).
[16]宋玥.浅谈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诗歌出版[J].编辑学刊,2015(5).
[17]孙晶.西方组织合法性理论评析[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S1).
（首发于《三明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