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春天的早上,母亲把父亲的东西,他穿过的衣裳、鞋袜,他用过的饭碗、毛巾,以及所有和父亲有关、能让人睹物思人想起他的东西,统统包在一起,扔在了村外那条深不见底的沟里。有些东西诸如衣服之类易燃的,母亲或许是在沟边上的荒地里烧了。到底是烧了还是扔了,或者哪些烧了哪些扔了,母亲说不清楚。母亲已经衰老到记不起一个月以前的事情了,她怎么能说清楚二十四年前的事情呢?
万幸的是在母亲扔掉父亲的东西之前,弟弟抢先拿走了父亲的革命退伍军人证书。那是一本跟我后来的学生证一样大小的、红色塑料封面的证书。得亏弟弟拿走了,否则也被母亲烧掉了。真要那样的话,今天我是不可能看到父亲二十多岁时候的样子,更不可能知道他的一段历史。
前年,生活在老家县城的弟弟突然给母亲说,父亲的退伍军人证书在他那里。母亲很吃惊!她根本不相信!她觉得父亲的所有东西都被她烧掉了或者扔掉了,怎么可能有那本证书?可是弟弟把那本证书拿出来了。颁发于1959年1月20日、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大印的退伍军人证书上,父亲年轻单纯,英俊潇洒。他梳着三七分的发型,军装的风纪扣扣得整齐严肃,领章上是三颗五角星,上衣口袋的扣子也扣的严严实实。虽然年代已久,照片也只有一寸,但一股飒爽英俊的气质还是穿透时空,特别是父亲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似乎一直在望着我……
母亲不知道,其实在弟弟拿走父亲的退伍军人证书之后,父亲的身份证被我拿走了。那是父亲1988年办的第一代身份证。塑料卡片上是一张一寸的黑白大头照。照片上的父亲已经是一个黄土高原上最普通的农民,他面容消瘦,胡子拉碴,脸上的皱纹深切纵横,头发短硬散漫,就像自然生长的小草。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理发都是到乡政府驻地的街上,找理发店理,大概一块钱或者几毛钱一次。父亲不去,他每月一次,都是在村里和一帮老头剃光头。头发剃得越勤长得就越旺。照那张身份张照片的时候,父亲应该是刚剃过头十几天吧!头发不长却有神,就像地里刚长出来的青草,茂盛而自然。
这张照片跟退伍军人证书上的父亲简直判若两人。但是在我心里,身份证上的父亲才是真实的父亲,是我记忆中的父亲。
父亲当年的部队叫零一三三部队,驻地在吉林四平。其他的信息我们一无所知。我后来也托人查过关于这支部队以及父亲战友的情况,都没有结果。所以,关于父亲的历史,我只记得我有一个勤劳、善良、温厚的农民父亲,其他的都不知道了。
母亲在她心情好的时候,偶尔能说一点关于父亲早年的事情。据说父亲退伍之后被安排在县水利局工作。那时候应该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黄河三门峡大坝正在建设的年代,水利局驻地就在市里面,离大坝不远。可是好景不长,1960年中国进入“低标准”年代,城市居民供应短缺,农村据说有饿死人的。政府号召城市人口自愿下放农村,以解决城市生存压力,父亲就响应政府号召回村当了农民,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在苍莽贫瘠的黄土地上刨食,在粗粝的岁月中磨蚀掉他六十多年的人生。
我们一直不理解母亲为什么要扔掉父亲的东西。那是1997年的早春,父亲去世两三个月后的一天。那时候我过完春节回到单位上班,小平逝世了,单位的报道任务很重。弟弟也回到县里上班,他那时候在县委宣传部系统工作,家就安在城里。姐姐哥哥都在春忙的时候打工或者种地,总之是家里没人,母亲就从容地一样一样翻检父亲的东西,收拾在一起。我不知道母亲收拾这些东西用了多长时间?每拿起一件父亲的遗物,她的心里是怎样的感受?那天,母亲抱着父亲的这些遗物在大风中走向村外的时候,她犹豫过吗?
去年春天,我曾经问过母亲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扔掉父亲的遗物?母亲沉默了一下,弱弱地、似乎也有点后悔地说:我不想看见!“不想看见”四个字,平静地表达着母亲对父亲的感情!我听到这四个字马上就转身走了,因为我不想让母亲看见我的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