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秋,重庆沙坪坝的一块平坝上,一座简陋的竹制小屋正在建造中。屋子的墙是用竹片做成紧密的篱笆式,涂上泥,外面再刷上一层石灰,而且这外墙的石灰必须是灰色的,里边才刷成白的,因为要避免被日本鬼子的飞机识别。由于墙壁太薄,夏天早上东边的太阳晒上来,东墙热得几乎可以烤烧饼。室内是泥地,有时可以看见老鼠钻来钻去。唯一的优点就是有一个院子,所谓院子也只是用竹篱四周围起来,大约二十方丈的面积。
房屋的主人是一个终日穿着青布长衫的中年人,戴了一副眼镜、蓄着浓密的胡须、文质彬彬,颇有几分仙风道骨。看起来,他并不很介意环境的艰困,倒是有一股子颠沛流离中终得安顿的欣慰感。他一边指挥着工人按照他的图纸紧张施工,一边对着房屋的门楣沉思,突然他双手合十轻轻一拍,兴奋地叫起来:有了,咱们就叫它沙坪小屋吧。很快,这家人就搬进了小屋,过起了与当地人一样的平常生活。
有邻居送过来一棵芭蕉,种在了屋子的西北角。屋子主人很喜欢,口中不停吟诵什么,后来有文化的人解释说那是宋朝大词人蒋捷的名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邻居们很快注意到了这家主人还有许多的与众不同的地方。
先是生计上与众不同。住在这一带的人家,大多都有正当的一份差事,不是教书,就是做工,也有在政府谋公差的。总之早出晚归,来去匆匆。可这小屋的主人却终日缩在屋子里,大门不迈、二门不出,写写画画,一大家子全靠他的画糊口。有人见过他的画,很特别,与中国人传统的画大不同,画里的景物线条简单,人像呢则寥寥数笔,勾画个轮廓,人的眼睛鼻子嘴都不分明。这也叫画?很多人纳闷。但还是有很多有头有脸的人慕名而来,付了钱,兴冲冲捧了墨宝回去。
这些画里面,有一幅画,很令人费解。画了一堆乱石横在奔腾的江流中。有认识字的读出画上的题跋,原来这幅画名叫“江流石不转”,请教懂行的人,解释说这可大有来头。当年唐朝大诗人杜甫有一首诗颂扬诸葛亮的,里面就有“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你再看那凶恶的江水,任它如何横冲直撞,可这石头始终我自岿然不动。这么一点拨,大伙也就似乎慢慢琢磨出了一点门道,嘴上或许还说不上来,但每个人心里面却都涌上来一股子冲天的豪气,不免对这屋主人、对这画者有了更多的钦佩。
其次是点灯上与众不同。抗战期间,为避免暴露,政府实施了灯火管制,虽然重庆彼时已经有了电灯,但不许开,另也为了节省,大多人家晚上并不亮灯。可这屋人家每晚上都亮起煤油灯,微弱的灯火摇曳着,屋里面的主人正襟危坐,很晚才睡去。晚上写字画画,自然要有亮光,可也不完全是。因为这屋主人还有另一样嗜好,那就是喜欢喝点小酒。
他喝的酒也与别人不同。他从不喝白酒,只喝重庆黄酒。即便有朋友从外地携来绍兴著名的花雕,屋主人也还是拣这口味大不如的渝酒喝。有人好奇想打探个究竟,屋主人拧着胡须,微微笑道:“此酒与彼酒,有何不同?都只不过是醺醺而不醉也!何况让绍酒坐飞机,又与让洋鬼子坐飞机有何区别?”看着这家人围在煤油灯下,于浓浓的酒香中人人喜笑颜开,不免生出很多的羡慕来。
时光长了,邻里们也都知道这男主人姓丰,于是都称丰先生。
丰先生的画并不顽古,画的内容总是随着时局变化而变化。从东京大爆炸到墨索里尼被杀,从德国败完到独山收付,从波斯坦宣言到日本投降,几乎每一次喜讯都能在他的画里找到答案。最让大伙难忘的是他那副《胜利之夜》的画。画面的正中央是一盏明晃晃的电灯,灯下一男子向灯光处举着幼儿,旁边的妻女笑着,妻女的旁边是一只喵咪似乎也在笑着。这幅画简直就是这一大家子的平素生活写照,让任何人看了都情不自禁地高兴。是啊,日本投降了,中国人终于可以喜见天日了,重庆可以点灯了!
然而,很快大伙也都得到了一个并不让人开心的消息,那就是丰先生全家要回老家去了。他的老家在浙江桐乡。临走前,丰先生将这个陪伴了他们全家三年多时光的小屋转卖给了当地人,还有他们家看家护院的那头大鹅也送给了朋友。
临走前的最后一晚上,邻里们注意到,丰先生家的电灯彻夜未息,明晃晃的灯光一直闪亮着,照着山城重获自由的夜空。
多年以后,有人在报上看到了丰先生写的回忆文章,说他怀念沙坪小屋,怀念那头喜欢热闹的大鹅,怀念那温暖的灯光和灯光下独坐微醺的时光,那种兴味在别处永难再追寻了。文章的作者署名丰子恺。
(原载于《辽宁青年》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