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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明葆

鲁迅文学院学员

散文
2021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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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

得知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被送到了乡学区,我便迫不及待地往学区走。那是一个雨后的上午,下了好几天的秋雨虽然停了,但天还是阴沉沉的,连续的阴雨天使九月初的天气已有了一些冷意。我找来找去没有找到一件御寒的衣服,就穿上了父亲的一件旧棉衣。那是一个掉了色的黑色棉衣,并且好多处都露着棉花,那时,穿这样衣服的人也不少见,人们也不会觉得稀奇。

我急匆匆地步行到牌河湾时,发现雨后的河湾道上全是泥泞,并且特别滑,我在弯弯曲曲的泥泞路上摔倒好多次,走出河湾时我的浑身上下沾满了泥泞,两只鞋已经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了。那几天我恰好也剃了一个光头,到学区取通知书时那位老师看到我的模样反复地问:“录取通知书是你的吗?”“就是你的吗?”老师迟疑的不想给我,直到认识我的一位老师出现时我才拿到了通知书。

在学区的院子里遇到了几个我初中时的老师,他们早得知了我被大学录取的消息,都为我考上大学而感到高兴。有赞扬的,有鼓励的,但我却为怎样才能到学校而感到忧虑,因为我是第一次要出远门,我不知道在一个陌生的大城市如何才能找到我要去的学校。听了我的忧虑,老师们争先恐后为我出着主意。这时,我的老校长也出现了,大家谈论得更起劲了,老师们你一句,我一言地告诉我出门应注意的事项和怎样找到学校的办法。王老师说:“你不要担心怎样拿铺盖的事情,火车的车门像房门一样大,你可以背着铺盖卷轻松地走进火车,然后放在火车里面的行李架上,像班车那样,还要把铺盖卷往车顶上架。”老校长说:“你也不要担心找学校的事,各个大学这时候都在火车站设有新生接待点,出了火车站你只管找你们学校的校旗,找到校旗,有人会把你带到学校的。”李老师接着说:“连铺盖卷都不要你背,他们会用架子车帮你拉的。”听到李老师的这话,老校长用训斥的口气对李老师说:“兰州用的是汽车接学生、拉铺盖。你认为像你们固原师范一样用架子车拉铺盖。”

9月10日,我去学校的途中顺便去了我的母校海原回民中学,和同学们谈话中得知海原有两个学生考到西北民族学院附中了,一个叫马卫忠,另一个叫李克勤,他们建议我联系这两个小同学一路同行。听到这个消息让我心里宽慰了许多,有了这两个伴我就不再过度担心路途上的问题和找学校的问题了。但紧接着另一个消息更使我欣喜若狂,我的一个老师告诉我,李克勤的爸爸是供销社的采购员,他明天要去兰州采购货物,李克勤和马卫忠要坐李克勤爸爸的货车去学校,他可以给李克勤的爸爸说一下把我也带上。

过了一会儿,我的老师找到我说,他已经给李克勤的父亲说好了,让我明天上午9点到供销社院子里坐车。听到老师这么说,我心中的愁云顿时消散了。

第二天上午8点过后我就来到供销社的大院里,院子里只有一辆车,是一辆东风双排座的大卡车,这种车在那个时代是很受人艳羡的,我也是第一次要坐这种车,当时感到很欣慰。

9点过后,我看到马卫忠、李克勤等8人向卡车走来,这些人中除了李克勤的爸爸和司机外其他都是搭车去兰州的。这些人都上了车,驾驶室的两排座上都坐满了人,李克勤和马卫忠如果坐驾驶室就会超员,但他们两人个头小就挤在了驾驶室。李克勤的爸爸对我说,驾驶室里实在坐不下了,你就坐在车厢里吧。

车厢里装着满满的一车啤酒瓶,司机在车厢里腾出约一平米的空间让我坐在了车厢里。虽然这样,但我还是十分乐意和感激的。

汽车带着我的兴奋心情驶出了海原县城,在城外的砂石公路上开始加速行进,围绕在我四周的啤酒瓶摇摇摆摆的频率越来越高,叮叮当当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尽管这样也丝毫没有影响我兴奋的心情。可是,汽车上了公路不久就被两个警察拦住了,警察看了看驾驶室里的司机和乘客,然后开始检查工作证,我们三个学生虽然没有工作证,但有录取通知书可以证明身份。经过一阵盘查,虽然我们的身份都得到了确认,但驾驶室超员,车厢客货混装等都不符合道路交通有关规定。好在都是海原人,司机和警察似乎是认识的,警察告诉司机说,他们今天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今天到兰州的所有公路上都有警察检查,这样超员会被处罚的。

听了警察的警告,司机把马卫忠和李克勤请出了驾驶室,看到这情景我开始犯愁了,我想,我们三人搭乘不了这个车了,他们把我们三人放在这半路上,让我们怎么办?但很快我的顾虑就被打消了,司机让马卫忠和李克勤也坐在了车厢,并且用带在车上的一个大篷布把整个车厢裹了起来。

我有了两个伴自然高兴,但蒙在篷布下的我们也免不了焦躁,一开始还说说笑笑的,后来都迷迷糊糊的打起了盹。

我在车厢里睡醒一次又一次,每次醒后首先听到的是“叮叮当当”啤酒瓶的相互撞击声,令人十分烦躁。有时还会停下来接受检查,也让我们心惊胆战。直到太阳偏西了我们依然在叮叮当当地行进中,我真正地感到了路途的遥远和时间的难耐,我知道去兰州的路远,但没有想到会有这么远。我想,这四年我不打算回家了,这路途真让人受不了。

夜色降临了,透过啤酒瓶之间的空隙,我们突然看到了城市的灯光,我们兴奋地使劲向外瞅,发现街道门面上有“兰州某某”的招牌,这时我们确信兰州真的到了,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也开始活跃起来了。

兰州真的到了,但从兰州郊区进入市中心还需要一些时间,这是我当初想不到的,谁知汽车在兰州市区还走走停停地走了几个小时。

终于,汽车开进了一个院子停了下来,司机揭开车厢上的篷布让我们三人下车。下了车,我发现这个院子并不大,不像学校的样子,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一座小楼的门头上写着军区驻兰州办事处招待所”。我正在疑惑时,李克勤的爸爸过来对我们说:“今晚太迟了,就住在这里吧,明天上午送你们去学校。”

第二天早上我们离开招待所,这时搭车来兰州的人都各自去了他们要去的地方,我们三人也坐在了驾驶室,司机指着南边烟雾缭绕中的一个山巅说:“看,那就是皋兰山,皋兰山下面是五泉山,西北民族学院就在五泉山旁边。”

“皋兰山”这个山名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但五泉山的名字却是响当当的,我很早就听说了。那时,凡是去过兰州或者经过兰州的人都会滔滔不绝地说起五泉山,五泉山似乎是出门人炫耀见识的资本,都说兰州有个五泉山,五泉山公园太好了,不但风景美,还有个动物园,动物园有狮子、老虎、狗熊等很多人没有见过的野物哩。说者越说越起劲,越来越得意,让听者的羡慕嫉妒恨油然而生。

我们路过一个市场,在市场上停下来吃早餐,我们好奇地看到早餐摊位上许多餐饮经营者手里拉扯着一束束像细毛线一样的细面,在案上摔得啪啪响,吆喝着招揽客人。我们坐在一家早餐摊位上,摊主问:“师傅,宽的还是细的?”司机回答说:“宽的。”我当时对他们的对话感到莫名其妙。

很快,服务生就端来了五大碗汤面,这种面我是第一次见,感觉十分特别,清清的汤里曲卷着皮带似的几条面,汤上面漂浮着葱花和香菜,给人的感觉特别简单。司机说:“这叫牛肉拉面,是兰州特产,可出名了。”我带着疑惑开始试尝这种面,出乎意料的是这种面特别的筋,面汤也特别的鲜,还有一种十分特别的味(后来才知道这种特别的味道是蓬灰味)。我与牛肉拉面的缘分就从这里开始了。

吃过早餐我们径直去西北民族学院,汽车向着皋兰山方向一路向南行驶,这时天空已放晴,云消雾散了,巍巍的皋兰山及其山脉清晰可见。约莫走了两小时,穿过一个铁路道口,便到了山根下,西北民族学院就坐落在这里。上了一道小坡,西北民族学院的大门赫然出现在眼前,大门特别别致,宽阔高大,碧瓦朱檐,雕绘华美,大门的一侧挂着一条巨大的条形牌子,牌子上刻有汉字和四种少数民族文字,汉字“西北民族学院”六个大字工整而刚劲,四种少数民族文字更使人感到稀奇而神妙。

进了大门,一条平展的马路把院子分为两半,左边是栽满名花异草的花园,右边是一幢幢古典建筑风格的大小建筑物。我们走在马路上东张西望,为这校园的美丽而惊叹。当我们走近一个悬挂着“西北民族学院俱乐部”的牌子、似古代宫殿似的建筑物时,发现门上贴着一张红纸,红纸上写着“新生报到处”。进了这所“宫殿”却让我吃惊不小,室内摆放着一圈桌子,各系报名处前的老师一个个像电影中的外国人模样,一个浓密曲卷的红头发、鼻梁高挺、身材高大,穿着一身红西装的老师,用我们听不懂的语言大声地说着什么,这情景让我有些始料不及,有一种却却的感觉。好在报名时他们都使用汉语,也很客气,并没有我感觉的那么可怕。

报名后,我们三个新生分别被三个老生带到各自的宿舍去,一个来自甘肃临夏州的学生带着我去宿舍,他说话的口音带着明显的地域风格,我听起来很吃力。我当时不会说普通话,也带着明显的地方方言,我俩交流时重复说几次,互相勉强才能听懂对方说话的意思。但这位同学很客气,硬是要替我背铺盖,我跟着这位同学往宿舍走,倍有吸引力的花园景色让我感到十分的新奇和愉悦。雕梁画柱、飞檐翅角的八角亭,雕琢精美的汉白玉小桥,高大挺拔,直插云霄的柏树,还有那些不知名的名花异草等,处处让人心动。我们走近一个古典建筑风格的大礼堂时,发现礼堂的南侧是近百级台阶,我们沿着台阶往上走,上去后发现上面是一个平台,平台上建有几栋教室和宿舍。这位同学把我领进一栋楼的102宿舍,宿舍里空荡荡的,连床都没有。他说:“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就有人来给你们安装床。”

那位同学走后,我坐在铺盖卷上休息,听到楼道里有各种各样的吵杂声,更多的是来来往往的脚步声,那时流行皮鞋底子上钉铁掌,铁掌与水泥地板咔嚓咔嚓的碰撞声特别的响亮。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一种滚动的声音向着我们宿舍方向而来,一会儿,一个竖着的大皮箱缓缓地滚到宿舍门口,仔细一看,后面有人推着,一个个头不高的同学弓着腰推皮箱时比皮箱还低一点。那同学一进门就问我:“哥儿们是哪里来的?”

我说:“宁夏来的。”

他又问我:“宁夏哪里的?”

我回答说:“宁夏海原县的。”

“海原县?我怎么没有听说宁夏有个海原县!”他十分吃惊而又疑惑地说。

“我也是宁夏的,我第一次听说宁夏有个海原县,可见海原县太小了。”他接着说。

我听出他的口音是宁夏北部的口音。我在想,宁夏人怎么不知道宁夏有个海原县呢?这同学的地理知识是怎么学的?用现在的话说,这同学的地理知识是体育老师教的。

欢迎新生的仪式在西北民族学院大礼堂进行,大礼堂是1950年由前苏联人承建的,是中国古典风格和俄式风格相结合的一栋宏伟建筑,外形飞檐走壁,雕梁画柱,一色的绿色琉璃瓦,在阳光下总是熠熠生辉。礼堂的内部由上下两层构成,能容纳2000余人,最让人好奇的是每个座子都像一个单人沙发,宽大而舒适,并且当人离开座子时座子会自动折叠。座子的后背上安装着一块折叠板,供后面人写字或者放置水杯等等,后背上还有六个耳机插孔,据说是用来翻译六种民族语言的,听讲者如果听不懂讲话者所讲的民族语言时,可以将耳机插进自己所熟悉的语言插孔,便能听到另一种现场翻译的语言,这种设备在1950年投入使用确实是很先进,也是很少见的。但随着各民族学生掌握汉语的人数越来越多,汉语也就成为通用语言,这种设备慢慢地被闲置了。

欢迎仪式开始前礼堂播放着一首美妙的外国歌曲《明亮的眼睛》,这首歌当时我是初次听到,所以十分新奇,又十分陶醉,以至于难以忘却,每每想起入学的情景就会想起这首歌,听到这首歌时也会想起入学时的情景来。

欢迎仪式还是那种惯用的格式,领导讲话,新生代表发言,表彰先进教师,表彰优秀学生,表彰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等等。看到上台领奖的学生站着一排接受领导授奖,我真是羡慕极了。我想,如果我有机会上台领奖那是多么荣耀的事。我知道凭学习要在这里上台领奖可能性不大,只有从社会实践着手,我也有可能站在这里受表彰。后来每个寒暑假我都努力地去做社会实践,并两次得到了校方授予的社会实践先进个人荣誉,但一次也没有走上领奖台,因为这种授奖仪式再没有搞过,甚是遗憾,也对这种“悄悄”拿到奖品的方式感到十分失落。

上学总是重复着一个班级的解散和一个新班的组成,来自西北地区和内蒙古等地的十几个少数民族、四十多个学生又组成了一个新的班级。看到这个班级的人员组成我感到十分新奇,尤其是同学们的性别比例,班上女生人数竟然占了一半,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班级的女生人数一直占不到班级人数的四分之一,而考上大学的女生却占了班级人数的一半,我一直在思索这个谜一样的问题,思考了若干年也没有想出答案。后来才慢慢明白过来,原来我思考的范围太窄了。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姓张名国庆,是甘肃甘南一带人,张老师虽然在大学教学多年,但依然保留着淳朴、善良、公正的本色,从外表上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大学教授,甚至看不出他是一个讲师什么的。他的装束完全是赵本山的装束,一身蓝色中山装,一顶蓝帽子,并且帽扇下塌着。他并不是崇拜赵本山而模仿赵本山的穿着打扮,因为那时候赵本山还没有上过电视呢。

开学的第一节课当然是班会了,同学们自选座位,每两人一张小桌子,男女生都严格地保持着距离,没有男女生混合坐的。我们的班主任张老师看到此情景说:“女生要分开坐,坐在一起爱说话。”

开完班会就开始排座位了,张老师让我们出去站在楼道里,男生和女生按照个头由小到大各排一队,男生站在楼道的一边,女生站在楼道的另一边,个头最小的一个男生和个头最小的一个女生先进教室,坐在最前面,以此类推。那时,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些少数民族同学,对他们的长相从心理上还不能接纳,有些同学的长相看上去很奇特,甚至感觉怪怪的。有个女生长得宽大魁梧,头也很大,头发曲卷,深深的眼窝。我心里想,只要和那个女生不要坐在一起,和其他任何女生坐一起都行。

一个女生,一个男生不断地往教室里走,我数了一下我前面的男生人数,又数了一下对应的女生,发现那个女生恰好和我前面的男生是同桌,这一下我就放心多了。可是,越担心发生的事越容易发生,就在我前面的男生和那个女生要走进教室的时候,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张老师却让那个女生和她后面的女生交换了一下位置,见此情景,我的脑袋“轰”地一下。我在想,张老师怎么这样和我过不去呀?

我和这位同学不可避免的成了同桌,她占去了桌子的三分之二,我只好占着剩余的三分之一,更让我惊奇的是她说话的调子好像电影中的外国人说汉语,听起来十分别扭。

这位女生名叫热合曼古丽,是来自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的一位同学。过了几天,我感觉这位同学也并不可怕。后来又得知热合曼古丽是个留级生,因为汉语水平没有达到有关要求,被留了级。得知这个情况后,我对这位同学产生了同情,我决定帮助她学汉语,因为我感觉我的汉语水平要比她强得多。

在我的帮助下,两个月左右,热合曼古丽的汉语水平提高了许多,我们的班主任张老师给我们教现代汉语,他也感觉到了热合曼古丽的进步,也多次表扬她,上课向热合曼古丽提问的次数也多了,有时张老师提问,热合曼古丽回答不上时我会小声说答案,热合曼古丽大声回答,热合曼古丽的回答让张老师十分满意。有一次上课张老师又向热合曼古丽提了几个问题,在我的小声提示下热合曼古丽对答如流。这时张老师突然愤怒了,他对着全班同学大声说:“他们的汉语水平无非就是这样嘛,为什么要让热合曼古丽留级呢?不行,我得向院方交涉这事。同学们大多数家庭都很困难,上学也不容易,为什么要让这位同学多上一年呢?

不知是张老师的交涉起到了作用,还是其他原因,很快热合曼古丽又回到了她们原来的班级。

后来我在想,是不是张老师有意将热合曼古丽和我安排同桌的,因为我的高考语文成绩是很突出的,我之所以能进这所大学,语文成绩起到了很大作用。作为班主任应该把每个同学的情况都了解了,张老师后来也没有说过这件事,让我感觉就是一个谜。但不管怎样,和我坐同桌是这位同学的运气吧。

在民族学院上学是我的幸运。过去我是这样认为的,现在仍然是这样认为的。尽管有些同学自命不凡,自己在民族学院上学却自贬自己的母校,总是认为民族学院容不下自己,常常散布一些自损自己母校声誉的言论。但那些言论始终没有动摇我对西北民族学院的崇敬之心,我总认为在这个民族大家庭里学习是很好的。

那位不知道宁夏有个海原县的同学是我们班上看不起民族学院的代表人物,他常常说自己上这个学校对自己很亏,因为他们高中班的同学有考上复旦大学的、有考上清华大学的等等,他上的这个学校是他们高中班上考上最次的学校。他这话不知要表达一种什么意义,我也不知道怎么理解他的意思,总感觉他有一种晏子使楚的意思,又感觉不太贴切。有一天,他重复完这些话后就问我:“你们班的同学都考到了哪些学校?”我回答说:“我们班三分之二的同学都没有考上大学,考上的都录取到我们那里的固原师专了,我是唯一一个考到省外的,就是这个学校。”他听后哈哈大笑,表示对我和我们高中班同学的蔑视。我起初也自惭形秽,心想,看人家那教育了得啊!个个都考上了名校。后来又感觉不对劲,我想,我不应该是他嘲笑的对象,我们俩考上的是同一个学校,又同在一个班级暂且不说,但他是他们班上考得最不行的学生,而我是我们班唯一考到外省的学生,怎么反而被他蔑视呢?

后来这位同学在有些公共场合贬损学校的言论引起了不小的麻烦。入学不久,系部要搞一个关于改革开放的座谈会,要求各班级同学踊跃报名参加座谈,这位自命不凡的李同学也报了名,在座谈会上李同学列举了民族学院的种种缺点,并提出让院方允许他下年参加高考,他要考到其他重点大学去,同时他还建议让新入学的同学们都参加下年的高考。一石激起千层浪,没想到他的这些言论引起了同学们的强烈反感,更糟糕的是他的言论点燃了甘南和青海一些同学的怒火。

甘南和青海少数民族同学为什么这样怒不可遏呢?他们愤怒的理由至少有二。一是甘南和青海部分地区考到西北民族学院的学生本来就是那一带的佼佼者,他们能到这个学院上学已经是幸运儿了,是值得幸庆的,李同学却给他们头上泼冷水,或者给了 他们当头一棒,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二是甘南和青海一带少数民族同学对西北民族学院的感情是其他任何一个少数民族同学都无可比拟的。据了解,1949年9月,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有关指示精神,在西北重镇兰州创办了“藏民问题研究班”,不久扩大为“藏民学校”,1950年1月又改称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兰州分校第三部(简称“革大三部”)。1950年8月,经中共中央西北局报请政务院批准,在“革大三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西北民族学院。

据说,西北民族学院成立初期,重点招收甘南、青海部分地区少数民族学生,那一带有的少数民族的孩子从学龄儿童开始就被招到西北民族学院上小学,他们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的学习全在西北民族学院,十几年的学习中学杂费、生活费、被褥、书本、笔墨纸张等统统是免费的,也就是说他们从儿童到成人都是在西北民族学院度过的,有些同学提起此事时总是自豪而津津有味。可想而知,他们对这个唯一的母校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后来,虽然小学和初中部撤销了,但还保留着高中部,即西北民族学院附中。这时的西北民族学院及其附中虽然已面向西北并兼顾西部地区,但仍然是甘南、青海等地少数民族学生心中最理想的高等学府。

如果说李同学在那个场合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事后收敛了也就罢了,但这位自认为上民族学院委屈了的同学在有些场合仍然说那些不合时宜的话。这样一来,有几个同学打算用皮肉之苦教育教育这位高材生。

有一天中午吃过午饭,我们的系主任突然来到我们宿舍,我们宿舍住着五个宁夏学生,一个青海学生。系主任莫名其妙地用训斥的口气警告我们要注意民族团结,决不允许拉山头,搞宗派等等。

那时我们的政治敏锐性不高,甚至没有敏锐性,对系主任的批评警告大惑不解,更想不到系主任的到来是打击宁夏学生“嚣张气焰”的信号。

系主任是汉族人,但“文革”时期被下放到甘南藏区改造,平反后又回到西北民族学院工作,他对下放改造过的甘南藏区怎么看待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我们常常看到他用一口流利的少数民族语言甘南一带的同学对话,对那一带的同学有明显的偏爱倾向。

接着几个同学要准备对李同学实施“精准打击”,但由于宁夏同学的阻碍都没有成功,这样一来,这几个同学把要打击的对象扩大到班上所有的宁夏同学。

有天下午吃过饭后,大家都在宿舍休息,105宿舍的一个同学来到我们宿舍,对我和马德明(青海人)说,图书馆那边有人找我两人,让我俩到图书馆那边去一趟。我和马德明听了这位同学的话后就离开了宿舍,我俩来到图书馆,在图书馆周围寻找了一番,没有发现要找我俩的人。正当我俩在图书馆附近散步时突然地震了,地震虽然只有三级,但引起了不小的恐慌,只见同学们纷纷跑出宿舍,有很多同学向着操场方向跑。

后来有个同学给我透露了一个消息,这消息着实让人后怕。他说,地震那天下午,我们班上的几个同学联合其他班上的同学,准备攻击我们宿舍的人,在攻击之前,他们商量制定了攻击方案,其中一个内容是怎样避免伤及我和马德明同学。有人提出如果我们两人不参与攻击他们,或者不阻挡他们攻击我们宿舍的人,他们就不打我们两个,否则一起打。因为我们两人从来没有贬损学院的言论,也没有狂妄自大的言论,他们不打算伤及我们两人。最后,他们达成一致意见,为了稳妥起见,让一个同学把我们两人从宿舍引出去,待我俩远离了宿舍再对我们宿舍的其他人实施攻击。正当他们准备开始攻击时,突然地震了,大家只好仓皇往外逃跑。由于地震引起大家心里恐慌,再没有人有心思打架了。就这样,一场地震避免了一场殴斗。

朝阳是我们班的生活委员(朝阳虽然使用的汉名,但确实是一个少数民族同学,我们学校也有许多使用汉名的少数民族学生,也许那时有些少数民族学生以使用汉名为时尚吧。),他那生活委员当得的确尽职尽责,他把他职责范围内的事做得井井有条。放寒假时,为了避免同学们的被褥和其他东西丢失,他要求同学们将被褥等东西集中到他们宿舍存放,因为他们宿舍对门窗进行过加固,大家都照他的要求做了。开学回来,我去取被褥,朝阳和几个同学都在他们宿舍,朝阳问我:“你就这么一点被褥吗,还是丢了?”我说:“就一个被子,一个褥子,没有丢。”“哎呀,对不起啊,我真没想到你们西海固那里真会有这么困难。”朝阳突然激动地对着我说。

我的被褥又薄又短,腿伸直被子是盖不住脚的,总是蜷着腿睡觉。

我当时并没有在意朝阳的话,但我想朝阳同学还是不错的,他竟然也能体察到同学的困难,但困难不是朝阳的错,他怎么给我道歉呢?有的同学也许会把别人的困难作为短处和笑柄来笑谈,但我听出朝阳同学的话的确是发自内心的。

后来,朝阳去找班主任张老师,他向班主任提出把助学金分成几个等级,按困难程度发给不同的同学。我们当时的助学金是按人头发放的,人均2元。如果照朝阳同学的提议发放助学金,那么要发放助学金的总额会大于院方分给我们班级助学金的总额,院方不会给任何一个班级补这样的差额的,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有天下午班主任主持召开班会,就朝阳提出的问题让大家讨论。班上大多数人都沉默不语,踊跃发言的同学都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眼看着会议无法进行下去的时候,朝阳同学突然站起来大声说:“我自愿放弃助学金!”“同学们,我建议家庭条件好的同学也放弃助学金,帮助一下家庭困难的同学吧。”在朝阳同学的带动和呼吁下,班上约有三分之一的同学举手表示放弃助学金,支助班上家庭困难的同学。经过一番讨论和评议,会议最后决定将助学金分为2元、3元、5元和7元四个等级,在朝阳等同学的建议下,我得到了7元助学金的帮助。那时的7元钱对我来说真是雪中送炭,解决了笔墨纸等各种学习必需品。

那时我得到7元助学金感到很高兴,虽然心里有所感激,但并没有真正的想到感恩,感恩于朝阳,感恩班主任张老师,感恩那些放弃助学金的同学们等。现在每当想起这件事,就会对朝阳和放弃助学金的同学们那种无私精神由衷地生敬。

有的少数民族同学给人的影响是爱喝酒,有的同学很多时候都带着酒气,有的甚至喝完酒有攻击其他同学的现象。有个名叫索朗的同学似乎是甘南一带同学的老大,很多同学唯他马首是瞻。这个同学的显著特征是穿着一件黑色中长款的牛皮大衣,这个牛皮大衣不同于商场的那种皮大衣,而是没有经过分层的牛皮直接做成的,皮大衣除了牛皮再没有任何其他成分,那件皮衣的牛皮足有火柴棍那么厚。这件牛皮大衣似乎是他炫耀的资本之一,也是人人赞叹又羡慕的东西。索朗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爱喝酒,很多时候遇到索朗总是闻到他浓浓的酒气,有时甚至看到他摇摇晃晃的,其他民族的同学见到他唯恐避之不及。尽管如此,但索朗还有让很多人羡慕而嫉妒的地方,其中就是他的文学水平,他那时已经在很多报刊杂志上发表过少数民族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