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岁的青春,我沿着父母曾走过的路,坐着漫长的老式绿皮火车摇摇晃晃到岭南求学。多年前,正值青春的父亲也是这样,去广州、深圳等地打工谋生。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依然摆脱不了土地的宿命。
“南下,南下”成了一句响亮的口号,火车的鸣笛声与轨道撞击的咣当声在小城回旋,南方经济的腾飞,吸引着每一位南下的人,担忧、期待、彷徨等复杂心情萦绕在他们心头。我1岁的时候,父母亲、姑姑还有村里的一帮年轻人经带工介绍,纷纷踏上了异乡的土地。带工的人即是村里经常在城里工作的人,头脑灵活,信息来源广,毕竟外出打工的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也没出过远门,托熟人打听比较稳妥。
听村里在外打工的乡邻说,在那个贫穷的年代,人们出行时背着家里的被褥,将钱藏好,甚至放进鞋底里。有的人去广东一时半会找不到厂子,带的钱也不多,便在桥洞子底下暂住。外出打工的生活是辛酸的,也是无奈的。流水线上的打工者,没有多少文化知识,凭借勤劳的双手、无休止地加班取得微薄的收入。
曾经整理书柜时,无意间发现姑姑寄的一封信,读着便有阵阵酸楚袭来。过了几年,姑姑回来时把邻居家小孩误认为我,稚嫩的我,看着姑姑的穿着打扮,便悄悄地穿上她的高跟鞋,以为他们打工很风光,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我也要出去看看。
因生活所迫,同村人出去几年就回了家,还是逃脱不了农民的身份。父亲先后去北京、西安、内蒙古打工,在陕北、包头一带,当了煤矿的运输工,每天开着煤矿专用车,往返井下地面运送材料。等爷爷提议打井时,父亲结束了常年的外出务工生涯,翁婿两便开始了多样化的务农生活。
井里涌出源源不断的地下水,经冬灌、春灌后的麦苗舒展着身姿,在春风中滋养着沉甸甸的麦穗,也给茫茫田野增添了不少生机。金秋时节,黄灿灿的玉米地收获着一茬又一茬的希望。漫漫寒冬,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依然是忙碌的,处理着囤积的粮食,将晒干的玉米棒手工剥粒,期待来年卖个好价格。
现代化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用机械,渐渐的,家里多了播种机、旋耕机、脱粒机。架子车也被三轮摩托车代替,父亲开着三轮摩托回家时,家里还是旧房子小木门,锯掉一边门框车才开进来,这样,收庄稼时节省了人力。等拖拉机开回来时,父亲直接推倒了一堵院墙,喜庆的鞭炮声回响在村庄,紧接着又盖了新房。像当年爷爷打井时那样果断,但也面临着经济困难。
我清楚地记得,五年级暑假时,烈日笼罩着黄土高原,那天一大早,父亲领我去县里准备转车去西安找二伯借钱,没坐汽车站大巴,而是坐了一辆黑车,原因是我可以免票。这是我第二次去西安,对大城市充满了好奇与期待,这次西安之行承载了全家的希望。二伯将提早准备的两万块钱,用报纸小心翼翼地包了几层交给父亲。父亲先回家买了盖房建筑材料,我则留在西安住了一段时间。
新房盖好了,平房晒粮也方便了。收割播种时节,地里的木犁铧也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由拖拉机的“突突”声代替。在农忙的那几日,机器常常昼夜连轴转,父亲为了节约时间,索性带着干粮和水,顶着草帽驾驶着拖拉机,回家时往往脸上蒙上一层灰尘,甚至耳朵边、头发里都有秸秆碎叶。承包地越来越多,农业种植类除了小麦玉米两料主要作物,多了瓜果蔬菜。
2008年5月,正是蒜薹、大蒜收获的季节,蔬菜价格逐年升高,便抓住机遇,挖了蒜,紧接着西瓜开园,收麦,挖洋葱,生活忙碌着、充实着。之后连续几年里,大蒜价格一路上涨,继而出现“蒜你狠”的局面。五月份时,父亲拉着一车又一车蒜薹、蒜送往乡上街道客商,因井水灌溉充足,我家的菜博得了客商的青睐,父亲也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六月份时,因县城市场半夜开门,父母便半夜两三点拉着洋葱去出售;八月份时,正值夏伏,父母每天走街串巷去卖西瓜,或者西瓜换粮,遇上集会时,也去摆摊赶集。
市场上的菜价一天天上涨,农民卖出的价格涨幅不大,中间的流通环节过于繁琐,农民的生活永远是最辛苦的。曾经有一年家里种了四亩芹菜,但面临滞销,没有客商来收,雇人割芹菜工价远远超出了菜价。眼睁睁地看着绿油油的芹菜老在地里,送亲戚、送邻居,做浆水菜,家里天天吃,有的人将羊吆喝在地里,芹菜成了羊群肥美的食物。葱价一天一个样,听说葱要降价时,父亲半夜起来戴着头灯扛着镢头挖葱,为的是赶上最后一波高价。
父亲曾经南下打工,北上挖煤,现在依然在土地上耕耘,用勤劳的双手改变着贫困的面貌,也曾在大城市闯荡,可那里终归只是过客,父亲的梦便寄托在我和弟弟这里,希望我们考上大学,走出农村。父亲的事业,是勤劳致富的责任,是躬耕泥土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