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命运与赣地文化的诗意融合

家族命运与赣地文化的诗意融合

——论《南昌城下》的叙事追求

江腊生

阅读一部小说，本质是一次陌生的相知，也是一次机缘的遇见。一气呵成读完小说《南昌城下》，仿佛行走在南昌和进贤之间，充分感受赣地文化的风流清韵。作家没有将其写成时代文化的风起云涌，也没有写成地理人文的热情颂赞，而是纳入林、朱两个家族的恩怨、纠葛与缘分，于日常生活的叙述中见出大时代的转型。小说将林、朱两个家族的生命演变和时代历史的巨大转型相互交织，透过家族内部男男女女的情爱与家庭，折射出自民族解放、改革开放一直到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事业等伟大历史进程。每个人物的命运走向与南昌、进贤等地的文化空间自然契合，既展现了个体的努力和奋斗，又体现了赣地文化的韧劲与价值。在其小说世界，每一个个体的生命轨迹透出的是作家对传统力量的坚守，并以诗化的方式呈现了几代人的生命追求与情感世界，真诚地体现了一种正能量的伦理倾向。总体来说，《南昌城下》既是一部展示赣地文化与时代文化的生命之作，又体现了家族生命的情爱欲望与家族伦理的冲突与抗争，在生命的原色底蕴中见出地方经济、时代文化的转型与新变。

一、家族史与时代史的交织

家族不仅是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主体，同时也是凝聚乡村各种力量，整合乡村秩序的重要纽带。同姓血缘、亲族共居，家族是乡村血脉的历史呈现当代乡村的血缘共同体，传统家族伦理体系影响和支配着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小说《南昌城下》，开篇便是书写林青松和朱百瓜两个家族的生育历史，通过家族繁衍的故事，展示人间的亲情、友情和爱情。家训、家风、血脉亲情的传承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时代历史变迁交织在一起，展现时代文化和家族伦理的嬗变。

小说从自幼随祖父生活在军山湖边上的林青松开始叙述，既有纵向的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军山湖的历史云烟的缭绕，又有横向的众多子女的个人成长与情爱关系，将进贤与南昌放进悠远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空间，体现了小说构思的巧妙。林青松勤快肯干，富有爱心。家中燕窝里掉下一只雏燕，他找来梯子将其送进燕巢。然而，林青松又是一个宗法制度的体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娶了李家的女儿巧妹为妻，一心要生儿子传宗接代。不料妻子一气生下七个女儿。始终未能得子的林青松秉性大变，一生酗酒成性，整天为此耿耿于怀，总是对自己的妻女恶语相向，甚至家庭暴力。七个女儿在恐惧和贫穷中长大，却一个个出落得漂亮水灵。乡村家族对男性劳动力的重视，让林青松一辈子在村子里感到自卑和失落。他在村民面前表现的近乎偏执与怪异，使他成为当代文学中受到传统文化力量掌控的一个典型形象。他破坏林家姐妹与朱家兄弟的恋情，完全主宰女儿的命运，体现了乡村社会家长制的顽固存在。他的妻女都生活在一种暴力的恐惧和家庭的温情之间的张力中，最终驱使每个孩子都离开家庭而走向城市。同乡的朱百瓜与万春桃，本分善良，勤劳肯干，生下五男三女。朱家夫妻和睦，关爱子女，每一个孩子都享受着父母之爱。良好的家风，传递给每一个孩子的是孝顺父母和自由发展。即使是最后万不得已，朱母透露朱少年是他们夫妻早年收养的一个陈姓孩子，也同样生活在爱与幸福当中。于是，朱家和林家两个原生家庭，形成了乡土世界两个完全不同的家风。这些家风决定了各个家庭成员的性格、品质，直接影响了家族的命运走向。家训、家风、血脉，构成了林朱两个家族的生命密码，衍生出不同的家族文化，又暗合了不同时代的家族伦理。

小说将两个家族的历史命运置于国家层面的宏大话语当中，书写林、朱两个家族三代人的命运走向，个体的与时代前行的步伐同频共振。作品从民族解放到知青下乡，右派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到分田到户，农民由乡入城，再到大学生下乡，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开发地方特色产业，打造文化名片，大半个世纪赣鄱大地上发生的一系列大事，都体现在众多家族个体的生命世界。同时，又将笔触立足乡村家族的日常生活，凭着在乡村深刻而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书写了一系列乡村生活的细节。集体经济时代的割禾、打场、池塘里抢鱼、男孩子顽皮闯祸、家长为孩子打架而护短、全村误食毒蘑菇等乡村的生产劳动场景，风俗人情。小说从两个林、朱家族的血脉传承折射了南昌城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性巨变，在日常生活的质地感中体现新时代南昌城的大格局、大发展和南昌人的时代精神与风貌。

林、朱两个家族的代际变化，体现了从乡土文化到城市文化的时代历史进程。林青松和朱百瓜的生活之道，本质是乡土中国的农民在土地上的超强韧性与生命力，体现了一种自然经济下的勤业模式。以他们为核心的家族伦理传递给子孙后代既是家族血脉的链条，也是带着强烈民族烙印的伦理品格与思维模式。小说中多次提到“古迹”，正是乡土世界每个家族的传承，也是一种看不见的经济模式和思维模式。林青松临死之间将一块祖传的老玉传给林家燕，上面刻有一个“陈”字，嘱咐她做人“要像玉一样讲品德讲良心”。对于林家来说，既有林青松身上努力耕作的勤业精神，还有来自遥远历史的陈友谅与朱元璋大战后的家族祖训。这一隐性的“古迹”却是造成了林朱两个家族子女爱情、婚姻，甚至人生命运悲剧的根本。如果不是城市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固守在土地上的人们将沿着乡土生活的轨道，遵循着这一传统组训而继续生活。随着后来改革开放，城市化为年轻一代带来的生机与希望。朱林两个家族的子女都走出乡村，有的从事商业经济，有的当了国家干部，有的进厂当了工人。到第三代，这些子女纷纷进入高等学府，在认知上、文化上都超越了乡土思维，开始具有了现代视野。正如鹤在林与未燃的相爱，完全超越了林朱两个家族的历史禁忌，体现了新时代以来生活形态的巨大变化。从勤业经济到商业经济，从乡土化到城市化，小说通过乡村家族血脉的传承与变化，体现了赣地文化经济发展的内生优势与局限。

二、本土文化经济产业与个体命运的契合

作家是江西进贤人。她怀着一颗真诚而感恩的心，书写进贤、南昌的日新月异。小说从军山湖开始，写陈友谅与朱元璋在这个古战场大战十八载，最终陈友谅中箭身亡。陈性隐姓埋名，改成林姓生存下来，于是就有了林姓不得与朱姓通婚的祖训。军山湖的文化决定了林青松性格，甚至影响了整个林姓家族妻女的命运。

文中有董源的绘画，晏殊的诗词，文港镇的毛笔，还有李家渡的酒。作家将这些进贤历史名人与特色产品融进小说人物的命运。林青松因为妻子李巧妹未能生下一个儿子传宗接代，于是借酒浇愁，甚至耍酒疯。酒在林青松的生命世界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元素。无后为大的观念，让他面对自己的妻女而总是恶语相向，甚至暴力。他愚昧而固执，不懂科学，把没有生下男孩完全归罪于妻子。同时，林青松还因为一个来自遥远的祖训，而偏执又冷酷地面对热情而善良的朱百瓜夫妇。面对林家和朱家子女的联姻，他不顾女儿的权力和尊严，不顾她们的幸福，借着酒劲，暴力拆散女儿林燕双和林家燕的爱情，甚至将朱少年打伤住院。可以说林燕双和林家燕两个女性的婚姻不幸，正是宗法制文化下的林青松一手造成的恶果。为了讨好喜欢喝酒的父亲，女儿林燕麦哄骗林青松将来天天给其买酒喝。果然在日后的就业中，女儿进了李家渡酒厂，经营销售李渡酒。年轻一代的朱忆贤则学经济管理专业，从小接触酒文化，大学毕业后放弃在省城工作的机会，而在李渡酒业工作。李渡酒业是进贤的支柱产业，也是一张文化名片。作家将酒文化与林青松、林燕麦等人的命运联系起来，酒在林青松这里既化解他无儿继承的烦恼与焦虑，也伤害甚至断送女儿一生的命运。酒也成就了林燕麦和朱忆贤等一代年轻人投身乡镇，支持地方产业发展的一代青年人的希望。通过两家的儿女故事，引出了市场经济带给年轻人的机遇和自由，也带出了李渡酒厂这样的传统企业的现代转型。年轻一代的生命轨迹，正是中国市场经济开启后，由乡入城，由农转商的经济模式的体现。

南昌城里万寿宫历史文化和商业文化，是江右商帮和省城人的精神家园。从万喜莲的三东家开始，花米店一带有粮商、木材商、盐商、钱商、造船商等，生意兴隆。江右商帮的总会就建立在万寿宫街上。朱少年因为林青松的极力阻拦，无法与林家燕在一起，甚至遭到林青松的毒打而住院，他最后离开乡村，来到南昌市创业。他来到当年母亲生活过的万寿宫、翠花街一带，与二哥朱少华与三姐朱晚晴一起创业，在万寿宫开了一家名叫“江右忆贤城”的公司，经营销售进贤的土特产。销售进贤的特色产品，其中包括文港的毛笔、李渡酒、军山湖大闸蟹、罗溪镇的大麻枣、钟陵乡的富硒大米、富硒土鸡蛋、池溪乡畲族村的脯辣椒、梅庄镇的花生等。由许逊许真君为民谋福祉的精神内核孕育出来一代代江右商帮的赣地商业文化，注重诚信、讲究贾德、吃苦耐劳、团结互助、为人质朴，与同时期的徽商、晋商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一。朱少年等人立足江西本土特色，勤于创新，将父母一代继承过来的勤业精神与南昌万寿宫文化的商业模式相结合，打造成进贤与南昌的文化名片，将进贤、南昌的特色产品与特色文化推向全国乃至世界。朱少年一心追求林家燕，在多年以后，还不忘自己当年的承诺，要帮林家燕治疗眼睛。责任与担当既是他骨子里的生命追求，化入他与恋人林家燕的交往，也化入他与妻子孩子的家庭生活；又是江右商帮的文化精神，体现在他为本土经济文化作贡献的努力，也体现在他参与慈善事业的热心与真诚。

同样，李发展为人真诚，在朱晚晴的公司里踏实肯干，独当一面。后来在经过调研之后，与国家推进的绿色产业相适应，生产经营钢结构材料，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林燕窝姐妹与舒氏兄弟发展医疗器械产业，成为了进贤的支柱产业。小说通过一系列人物的情感交往，带出进贤和南昌企业发展的可喜前景。他们的经济行为，为南昌城市注入了生命的激情与活力，也为南昌市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鲜活的范例。

可以说，《南昌城下》聚焦本土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名片，将其通过一个个具体可感的人物命运加以呈现，从赣地悠远的文化中找到本土经济发展的文化精神与内生动力。江右商帮的精神传统、本土的文化资源、时代的文化召唤，都体现了几代人的努力和发展。从农业到商业、从乡村到城市，从小型的特色产品销售，到大型的产业品牌树立，作家深情面对当代江西的发展，以一个江西人的责任书写赣鄱大地的人情世态、经济腾飞。同时，作家也看到了历史文化的惯性思维中蕴含的局限。宗法制下的林青松因为妻子没生下一个儿子而在家里充满了语言和行为暴力，给年轻一代造成的伤害不只是爱情，还有他们一生的命运。林青松为了一个遥远的祖训，而硬生生拆散两个女儿与朱家少年的爱情。高额的彩礼，也是限制个体生命存在和经济发展的一个传统力量。李巧妹与放映员舒政民，朱晚秋和一个吃国家粮的男青年，都是因为彩礼的不堪重负而失去美好的爱情。无论是林朱两家不得通婚的组训，还是高额的彩礼，体现的不仅仅是愚昧，重要的是对某些传统的固守与格局。作家在书写人物个体的生命追求与时代命运时，热情展现南昌和进贤的本土文化及其内在精神传统，也辩证地看到这些文化传统的局限。

三、伦理传统的守望与诗化

读《南昌城下》最大的感觉是每个生命个体都受到强大的传统力量的支配。其中有家族文化中长辈对晚辈的关心和严格，晚辈对长辈的孝顺和体贴，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还有一种忍辱负重的传统精神。作家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在家族文化中守望传统的力量，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发掘传统的意义。显然，这与作家的生活经验与生存体验有关，更与作家对世界的理解与认知有直接的关系。作家首先是一个诗人，她用善良而又诗性的目光来面对人生世界，秉持一颗大爱的心关注南昌人和南昌城的发展，并加以辩证的审视。

首先是家族伦理的守望。尽管林青松对待七个女儿有失一个父亲的慈爱，但其女儿在成年之后却都非常的孝顺。除了父亲不允许林家燕回家，其他的六个女儿总是在过节的时候回老家与父母相聚。即使是林家燕因为父亲的阻碍，一个人带着女儿孤独生活，也来到病重父亲的跟前，百般孝顺自己的父母。同样，朱家的七个子女给母亲过生日，将母亲接到城里居住。两个家族的众多子女之间互相关心，相互帮助，体现了一种纯正友善的家风。林家和朱家两个母亲都是善良本分，能干持家，忍辱负重，不管出现什么事情，都教育孩子要懂得感恩。显然作家在书写两个家族的日常生活时，尤其是孩子成长过程，其叙述笔调轻松而充满亲情的温暖。相反，同村的郑家和孙家，上梁不正下梁歪，父亲在知青下放的时代喜欢整人，儿子则在后来喜欢偷鸡摸狗，甚至骗取了林燕双的童贞。显然，作家秉持扬善除恶的价值观，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伦理态度。阅读小说，读者感受到的是良好的家风家训对个体成长的浸染，在不同个体命运的感知中获取一种伦理传统的正能量。善与恶的分野，在小说中并非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通过不同家族的命运走向，鲜活地达到劝谕和启迪人生的效果。

其次，文本以诗化的方式来叙述各种情感关系。三东家与万喜莲的主仆关系，并非按照阶级对立的思维来表现，而是按照乡村伦理的思维来处理。解放前夕匆匆离开南昌奔赴台湾，三东家与万喜莲之间体现的是一种人间与难分难舍的真挚感情。陶银花在改革开放之后，特意带着孙子和孙女来到翠花街和万寿宫一带，寻找当年的老家。知青时代的生活，牛医生与陈老师作为外来者，下放到茶馆村。他们与村里的民众并没有置于敌对的关系，即使是村里一次吃蘑菇集体中毒事件，也写得诗意盎然，并没有悲惨后怕。在朱少年与林家燕的纯情恋爱中，作家将其置于一片雪白的大地，寰宇之内，二人在雪中一个讲述一个陶醉，享受天地赐予人间的自然之美。其中的自然诗意隐喻了二人之间情感的真挚与纯洁。林家姐妹相约夜游滕王阁，正好与孤身一人在滕王阁看雪的朱晚晴相遇。一行人立于赣江边的滕王阁，放眼望去，雪花不紧不慢地飘落而下，落在飞檐上，落在江面上。小说因为赣江两岸的人间烟火和漫天飘飞的雪花，南昌城和他们的生活于是有了诗意，也有了文化的底蕴。人物的内在情感与南昌美景互相融合，文字与画面充满了张力。

同时也应该看到，小说在执着于现实生活的表现时，往往忽略了叙述的留白而失去了想象的空间。如作家用充满诗意的叙事笔调书写林家燕和朱少年在雪地中漫步赏雪时，却很快转入二人雪地抓斑鸠的场景。虽然真实有趣地呈现了乡村生活，却在本该调动读者诗意想象的时候，让具体的生活场景填充进来，影响了小说叙事的诗化效果。

总体来看，《南昌城下》以家族史与时代史相互融合的方式，宏阔而又充满激情地表现了南昌城与南昌人不断现代化的进程。小说透过南昌城下两个家族史的烟火生活，既有本土产业经济、文化与个体命运的有机表达，又通过诗意手法表现家族伦理的传统力量与江右商帮的精神内核，并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辩证地审视，以小见大表现了本土文化经济的格局与发展。

江腊生，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2013-2014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江西省首届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专家，江西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