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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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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人徐大正

                                        

                                                       一 


     农历七月二十六是个好日子,徐大 正娶媳妇。两天前,院子里就搭起了喜棚,借来了桌椅板凳、锅碗瓢盆一应家伙事儿,还杀了那头养了一年的大黑猪。屠夫兼厨子的徐二叔,带着两个同族的后生,在院子里忙碌着,熏猪头、酱肘子、灌醸肠、做“蒸碗”。姑姑一年前从集上买回了这头猪崽,揪野菜、撸树叶、讨泔水,加上自留地种的高粱、棒子,把它养的毛色光亮、膘肥体壮,为的就是今天办个体面的喜宴,让乡亲们也顺便打打牙祭开开荤。不大的院子里,人来人往,笑逐颜开,乡亲们送来了搪瓷脸盆、暖壶、被面、茶缸子、梳妆镜等物品。即使日子过的紧巴的人家,也端簸箕红枣、一小袋核桃或两升“转莲籽”(葵花籽)以表心意。“三年自然灾害”过去了,人们已经不再为一日三餐发愁,这些贺礼还是拿得出手的,尤其是大正娶媳妇。徐大正这年三十出头,在那时候的农村已经算“老光棍儿”了,能娶上媳妇,而且娶的是十里八乡的“美女”,能不全村出动,欢天喜地嘛?

正日子到了,徐大正骑着那辆农村手艺人自制的自行车,接回了打扮一新的新娘。新娘王玉梅,刚满十八,长得那个俊,个子高挑,身材匀称,圆圆的粉脸上,两个浅浅的酒窝,双眉似柳,眼波脉脉,黑漆漆的大辫子上系着大红的蝴蝶结,随意地搭在肩上,惹得那帮子小青年、光棍子咽着口水心里泛酸,羡慕徐大正的艳福,也为“鲜花插在牛粪上”而惋惜。“这小子蔫不出溜、憨了吧唧的,是不是天天对着村口的五道庙烧香磕头,这么俊的大闺女咋就落在了他的手里?”村里同徐大正搭班子的副队长李子林恨恨的想,这婚礼他是不会去参加的。

“新人”进村,院门口鞭炮齐鸣,霹雳吧啦的又被郎山的崖壁撞了回来,热闹的气氛更为热烈。谁知道,公社的黑脸儿马书记竟然来当主婚人,后边还跟着臊眉耷眼的李子林。姑姑颠着小脚,笑容满面的埋怨着,“书记来,正头这小子咋就不提前知会一声呢?”新娘子玉梅乖巧的敬过喜茶。那还是前几天,大正和玉梅去公社登记,正好碰到马书记,听说这事,黑脸儿变成了“黑玫瑰”,并说到日子一定过去喝杯喜酒。大正以为在说笑,并没有当真。马书记那么大的“官”,除了自己的儿子娶媳妇,从来没有参加过别人的婚礼。

婚礼仪式简朴热闹。一对新人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像鞠躬行礼,谢过有养育之恩的姑姑,再谢过乡亲们的接纳与照顾,马书记代表乡亲们送上祝福。

这马书记为啥对徐大正独有垂青呢?这话还得从几年前说起。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英明指引,“放卫星、夺高产”凯歌高旋。生产队干活“大拨哄”,既热闹又省力,下工后“大食堂”,既可以“撑得肚儿圆”,又不用刷锅洗碗,人们乐啊。后山的守林人、李子林的“囔鼻儿”老爹甩手不干了,一个人整天守在那里,闲得“蛋疼”,除了每半个月回来领一趟口粮,回去还得自己烧火做饭,小窝棚里烟熏火燎,喝水还得下山到沟里接“嘀嗒嘀嗒”的“控山水”。夏天蚊子牛虻成群、冬天冰天雪地,挣那几个工分不够壶醋钱。此时他忘了春天采蘑菇、夏天摘木耳、秋天拾榛子、冬天打野兔的实惠。不干了,说啥也不干了。马队长为难,“林头替你爹去吧?”谁知李子林小眼一翻,“就是村里轮班,也该换个人家儿去吧?”呛得马队长哑口无言。“我去行吗?”徐大正“临危”受命,回家和姑姑说了,背着被卧就上了北山。

六零年,情况发生了惊天逆转,“三年自然灾害”袭来,大食堂三餐变两餐,清汤寡水,稀粥映月。于是,草根挖光,树皮剥净,仍然填不饱肚子,饿的人直不起腰来。马队长敲破沙河边挂在槐树上的铁鈡,人们才三三两两、晃晃悠悠的下地,没干一会儿,就靠在坡上晒太阳。

贫瘠的土地,干旱的天气,谷子不秀穗儿,棒子(玉米)没棒子,高粱长不高,这后来的日子可怎么过?

这天晌午,徐大正背着半口袋荞麦撴在了大食堂的锅台上,一声不吭的蹲在地上抽着烟袋锅。马队长闻讯赶来,“正头,咋回事?这是啥?哪来的?”一连三问。徐大正站起身来,“队长,派几个驴驮子,多几个人,跟我走”。当天后晌(hou读上声shang读去声,当地土话:晚上),整整驮回两千多斤荞麦,几十个大南瓜和两口袋榛子,还有一串串的干蘑菇、一篮篮的干木耳。看到这些,马队长哭了,象孩子一样“嗷嗷”的哭,他这个村里的当家人,却拿不出任何东西给社员们填肚子,干扎扎手,没辙。正头,就是徐大正,救了全村人的命啊。

靠着这些东西,加以抢茬,就是下雨后临时抢种快熟作物及瓜果蔬菜,老话儿说的“过了芒种,不可强种”的规矩被打破了,硬是闯过了这道难关,三年啊,小山村没有一个人外出要饭,没有饿死一个人。

徐大正,这个蔫头耷脑的汉子,在寂寞的后山,与那条老黄狗为伴,看护着这片林地。他一天也闲不住,采蘑菇、摘木耳、捡榛子,种南瓜。他拿走了姑姑准备做“碗托”(一种山区食物)的几斤荞麦籽,一粒粒的播撒在石头缝隙的黑色土壤里,看着他们发芽、拔节、扬花、结籽。眼前那一片片白色的荞麦花,随风送来阵阵馨香,使他忘记了孤苦与寂寞,忘记了该娶妻生子的大好年华。收获了,除了自身消耗,他就在窝棚里围个囤,贮藏在里边。

那场“饥荒”让人们经历了生与死的体验,悟出了生产自救是唯一的出路。马队长带领社员们见缝插针、抢茬播种,让队里上百张嘴每天一日三餐都可以“悠搭起来”,成了“生产自救”的典型,市里的报纸上出现了那张“黑脸儿”。不久,被提拔到公社当了“吃国家粮”的干部。当了“官”以后,这个黑脸儿庄稼汉,还操心着徐大正的婚事,几年下来,他亲自介绍了几个姑娘,可人家看不上这个“一棍子也打不出个屁来”、苶不苶、傻不傻、蔫不出溜的憨货,就是书记你也没辙。如今,大正娶媳妇,他老马能不亲自到场祝贺嘛。

徐大正的婚姻可以说是段“奇缘”。

十年前,徐大正在山上放牛,悠闲地採来蒿草,编着熏蚊子的草辫,隐约听到崖下有微弱的呼救声。他扔下草辫,快步来到悬崖的边上,向下张望,只见一个小孩儿,斜卧在岩石上,乍扎着小手向上挥动,呼唤声越来越微弱。大正急了,如果顺山坡下去再转到沟口,沿沙河过山谷寻过来,即使快跑,至少也要半天时间。可现在老影儿(太阳)快要落在西山顶上,来不及了,还不知道那孩子摔成啥样呢。不行,干脆从这里攀着岩壁下去,可陡峭的岩壁,被时间风雨打磨得光溜溜的,下不去啊。望望四周,不见一个人影,连个帮手也没有,徐大正急的满头大汗。豁出去了,就从岩壁上爬下去。他找了个峭壁上羊胡子草与荆条根较多的地方,咬咬牙,就手脚并用的下去了。他小心翼翼的抓住石缝中的荆条根,一只脚试探着蹬踏凸起的石头,另一只脚再塞进下面的石缝踩实,轮换着双脚慢慢的向下移动,象一只顽强的壁虎贴在峭壁上,缓缓向下,一只脚滑了立即会惊出一身冷汗,一只手抓的羊胡子草松动了,又是一身冷汗。终于到了沟底,他长长的呼出一口气,累得几乎摊到在地,他还是坚持着向小孩子走去。原来这是个七八岁的小姑娘,手脚严重擦伤,好象一条腿骨头摔折了,额头也被磕出了血,好在神志还算清醒。

“小妹子,疼吗?”徐大正蹲在孩子面前问。

“疼”,小姑娘哽咽着回答。

“哪庄的?我送你回家吧?”

“吉素村的”

“十来里地呢,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在北山挖野菜,后来就找不到家了。转来转去,不小心从山上摔下来了,咳呦。”小姑娘哭了起来。

“别哭啊,我送你回家,能走吗?”

“我试过了,这条腿好像折了,疼”,小姑娘抽泣着。

“我背着你吧”,徐大正轻轻的扶起小姑娘,背在了背上。

俗话说,“望山跑死马”。看着不远,就在眼前,你就走吧,走来走去,那山还在眼前。所谓的“双壁夹道”,山里峡谷中不比山外沙河,巨石嶙峋、叠叠障障,走在哪里,你得跳跃般的前进,绕来绕去,路程至少增加一倍。等徐大正背着小姑娘走到谷口,天已经大黑大黑的了。

徐大正知道吉素村口,有家中医诊所,没着急送孩子回家,而是直接背到这里救治。那个老中医认识这孩子:

“这不是老王家的小孙女吗?快,放到小床上,我看看。”

山里人拾柴、打猎、采药,常有人摔伤,所以,老中医正骨、治疗红伤的经验老到,边忙活着边对徐大正说,“这孩子家住在村西头路南第二家,得叫她家人过来。这儿就我一个人,你去吧”。徐大正答应一声,就出去了。

等孩子的爷爷和爸妈到了诊所,老中医已经处理完毕,孩子躺在小床上居然睡着了。孩子爷爷对徐大正千恩万谢,说,要不是你救回来,保不齐这孩子眼目前已经被狼给掏了。一定要恩人说出姓甚名谁,哪庄的。徐大正吭吭吃吃的说“这事,搁谁遇到了都得管,没啥好谢的”。不说,孩子爸爸拦住不让走,还一定让徐大正回家吃口东西。

大正腼腆的的说“我不饿,太晚了,我姑姑不放心”。告辞回家,已经过了半夜,他还惦着那两头牛呢。都说老马识途,这老牛也认得家,正在牛棚里倒嚼(反刍)呢。

姑父土改那年就去世了,家里只有姑姑侄子俩人,也没什么近亲,从此多了一门亲戚。吉素村与上辛幢一个公社,只有十来里地,小姑娘王玉梅认了姑姑做“干妈”,常跟着爷爷或者爸妈来串亲戚,过年过节,还要送上一篮子鸡蛋或一条子肉,闹得姑姑和大正反倒不好意思了。便也礼尚往来,时常走动。

有一次,玉梅问大正“人家比你小的都娶媳妇了,大正哥,你咋不娶一个啊,我想有个嫂子”,小姑娘天真的歪着头,看着大正。

大正脸红了,“不急不急”。

徐大正二十六岁那年,在马书记的力主下,当了主管生产的副队长,还是没娶到媳妇。要说,人也算齐整啊,农村的车轴汉子,膀大腰圆,除了苶点、憨点、见到女人就脸红,没什么大毛病啊,姑娘就是看不上。苶点,那是稳重;憨点,那是实诚;见到女人就脸红,那是单纯。不管你说啥,就是搞不上“对象”。姑姑那个急呀,自己不生养,侄子就是儿,老徐家还等着他传宗接代呢。于是,托人,再托人,姑娘见了一大把,一个不成。只有一个处的时间最长,那还是玉梅爸爸牵的线。见了面,还行,在姑姑的劝说和怂恿下,大正带人家姑娘逛了一趟邦均大集,回来就黄了。为啥?姑娘说,大半天就说了不到三句整齐话,还不如带条狗逛街。这姑娘说话损不损?不管怎么样,就是找不到媳妇。

俗话说“高山出俊鸟”,一点不错。几年过去了,玉梅出挑的亭亭玉立、风韵窈窕。那时候的女孩子十六七岁就许婆家,嫁人。玉梅那么漂亮,那么能干,媒人踏破了门槛,可玉梅就是不答应。可三天两头往干妈家跑,说是干妈岁数大了,眼神又不好,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要靠她来做。

一天,玉梅来看干妈和哥哥,在家里住了两天。后晌,跟着哥哥在院子里栽白菜,菜秧子经过一夜露水的滋润,容易成活。大正刨完垵,玉梅栽菜苗,大正挑水,玉梅浇菜,合作的轻松愉快。玉梅活泼,大正木讷,玉梅说着听来的趣闻轶事,大正哼哼哈哈,玉梅笑声如银铃般清脆,大正闷葫芦不张嘴儿。她知道哥哥的性格,平时也没啥,不知道今天怎么就发飙了“我说你呀,我这儿说了半天,你除了嗯呀啊呀,没别的。怪不得没姑娘喜欢你、肯嫁给你!”大正依旧闷着头干活儿。

后晌(读音:侯上,即晚上),玉梅和干妈睡在一盘炕上,聊着天。干妈说起了大正的婚事,几度哽咽,叹口气“你说,大三十的人了,人家的孩子都上了初中,他呢,到如今还没有个着落,咳,愁人啊,我哥怎么生了这么个闷葫芦”,又长叹了一口气。

沉默。

“干妈,我想嫁给我哥”,玉梅的话音很低,干妈却听得清清楚楚。

“你说啥?”干妈急切的问。

“我嫁给我哥!”干脆利落。

沉默。

“不行,你们俩岁数差太多。你呢,花一样的闺女,聪明能干,伶牙俐齿;他呢,车轴汉子,闷嘴葫芦,就知道傻卖力气。不合适。睡吧。”干妈便不再说话,可心里闹腾,“这闺女会不会是为了报恩呀?那可不行。大正虽然厚道,实诚,但不般配啊。”

好些日子,玉梅没来了。姑姑还真想这个闺女,就催大正抽空过去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事。大正说,梅子忙呢,没啥事。又过了好些日子,村里在吉素小学教书的徐长利,礼拜天回家给他捎来一封信,开玩笑地说,那闺女小学时也是我的学生,聪颖贤惠、人又漂亮,是不是你的对象啊?大正气呼呼的说“那是我干妹子,你胡谝什么?”

信不长,“大正哥见字如面。前一阵子在你家栽菜时,我发火了,对不起啊。我想嫁给你,当面开不了口。你善良、正直、诚实、厚道,是可以托付终身的人。我已经长大了,心里打定了主意。当年,你救了我,趴在你宽厚的背上,我除了感激之外,觉到温暖和踏实。

很久以前,我曾幻想过,等长大了就嫁给你。天从人愿,至今,你还没结亲,这是老天对我的眷顾。大正哥,接受我。玉梅”

徐大正,信没看完,就觉得头大了,嗡嗡的响,这怎么行,急得围着院子乱转。姑姑觉得奇怪,“正头,你乱转什么呢?”大正吭吭巴巴的说,梅子写信说要嫁给我。姑姑“哦”一声说“那天后晌(晚上),她跟我也说过,看来是真的了”。

第二天,徐大正请假去了吉素村,直奔玉梅家,可是,只有已是龙钟老态的爷爷在家,聋天寡地。大正就去外院浇起菜园子来。晌午收工,见大正来了,玉梅爸妈高兴地忙乎着做饭。大正叫着玉梅到后院,掏出那封信递给她“梅子,这事不行!”大正嗫懦地说。“为什么?我已经决定了”玉梅看着大正的眼睛,话说得干脆,不容置疑。“反正不行!”说完话,大正转身就回到了屋里。吃完饭,便告辞回家。

解放十几年了,人民政府的新“婚姻法”普遍得到了贯彻落实,“婚姻自主、恋爱自由”成了新的风尚。但在农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依然盛行,爹妈的话还是不能不听的。玉梅妈对“爷们儿”(丈夫)说,“怪不得这丫头最烦媒人进门呢,还三天两头往上辛幢跑”,玉梅爹此时如梦方醒,“这是等着徐大正啊”。老两口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商量着对策。虽说徐大正当年救了梅子的命,这么些个年,我们在一直还这个情,再说,俩人不般配啊。没有个讨论结果。

第二天早上,两口子跟闺女说这事,玉梅的态度非常明朗,不管

你们说什么,嫁给徐大正是板上钉了钉子。老爹疼这个独生女,从小到大,没有过重言语,这回可是火冒三丈,“不行,老影儿(太阳)从西边出来也不行!”

玉梅拧啊,“这辈子就嫁徐大正了”,丝毫不让步。

玉梅爹“只要我还活着,这事绝不能行!”也是针锋相对。

“大正哥一天不娶媳妇,我等一天,我等他一辈子,非他不嫁!”玉梅嗓门也不小。

“我打折你的腿!”玉梅爹气得脑门子青筋凸起。

“腿打折了,我爬也爬进徐大正的家门!”玉梅斩钉截铁。

事情僵持在那里。

那些日子,玉梅一改以往欢天喜地、嘻嘻哈哈的常态。下工回来,不哼不哈,就扎进自己的小屋里。饭熟了,叫都叫不出来,送进去的饭,有时吃几口,有时原封不动,人明显的消瘦,有那么两天后半夜,老两口还听到闺女房间抽抽搭搭地啜泣声。老妈疼闺女啊,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就与“爷们儿”商量,“这丫头是铁了心了,由她去吧?”

“咳!”玉梅爹重重的叹口气没吱声,“吧嗒吧嗒”抽烟,磕打磕打烟锅,又装烟沫,点着后再抽。“你倒是说话啊”,玉梅妈不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可这么大的事,咋办呢?“真是女大不由娘啊”。

次日一大早,玉梅妈就挎了一篮子核桃去了上辛幢。徐大正出工了,只有姑姑在家,小院子不大但干净利落,井井有条。

“他婶子,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快上炕坐,不用脱鞋。”姑姑热情洋溢,笑脸相迎。

“我还跟大正说呢,啥时候去看看你们,可有日子没见了”,姑姑忙着端茶壶倒水。

“是啊,我也是一天到晚的穷忙,今儿个抽空来串个门儿”,玉梅妈也是笑眯眯的回应着。

老姐俩盘腿坐在炕上,聊着家常。

玉梅妈说“大正都三十了,这娶媳妇的事怎么着啊?”

姑姑说“愁人啊,就那么个榆木脑袋、闷葫芦嘴儿,这几年说了几个,都是秋后的谷穗——黄”,连连叹气。

玉梅妈接着说了玉梅眼下的情况,只是没说徐大正这个重要环节。

“多好的闺女呀,水葱儿似的,谁家娶过去都是福分。’女大当嫁’,怎么这么轴呢?”姑姑接着说“哪天我过去说说她。”

“咳,我要是有这么个儿媳妇,见天(天天)乐的合不拢嘴”,姑姑也是个脑子活泛的人,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便故意往话上引。

过了好一阵子,玉梅娘开口了,“她要嫁大正”,话语中既有惋惜又觉得一吐为快。

“哦”,姑姑没有十分的惊讶,“前些日子闺女过来帮我栽白菜,我们娘俩后晌(晚上)聊天的时候,她说过要嫁给大正。我以为,她是心疼她哥娶不上媳妇着急呢,看来是真的”,姑姑紧张的心也撂了下来。

“梅子娘,要不,咱们成全了他们?天定的寿数,命定的姻缘。”姑姑鼓足勇气,把久蕴的心愿说了出来。

“我和她爹拧不过她,也只得如此了”玉梅妈表态了。

俩老娘儿们,就此决定了儿女的终身大事。

事已如此,徐大正呢?当然求之不得。原来对玉梅的回绝,是自惭形秽,怕耽误了人家。

“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转年,玉梅就生了个大胖小子,乐得双方亲家,整天的合不拢嘴。

徐大正老家在东边的丰润潘家峪,原名潘大正。八岁那年,村里遭了大难,全家七口人死了六口,他侥幸逃到了上辛幢。姑父姑母膝下无子,视如己出,养若掌上明珠。可就是怪了,这小子虎头虎脑,长得两头子齐,大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就是不肯说话。刚来的时候,村里许多人认为他是个哑巴。孩子们淘气,又有点欺生,有一次把他惹急了,“嗷”的一声挥起了拳头。别的孩子把他骂急了,才有简短的几句回口。

这孩子老实厚道仁义,从不象其它孩子那样上房揭瓦、招猫递狗、偷瓜摸枣,不糟践人。姑父把他送到东庄小学念书,朗读课文的时候,他从不出声,可字写得不赖,考试成绩也很好。不幸姑父在土改那年得了肺痨去世,因此辍学,便与姑姑相依为命,下田劳作。村里初级社、高级社、后来的人民公社,不管什么时候,干起活来从不惜力,谁家有事,都肯帮忙,在村里人缘很好。但是,与小两岁的李子林却是“冤家对头”。最初的原因是,李子林堵了邻居老周家的烟囱,不仅不承认,还诬赖是徐大正干的,心里头憋屈。为此,这个愣小子狠狠的揍了那个油嘴滑舌的李子林。于是俩人结了仇。

十六岁那年秋后的一天晌午,徐大正从北山打柴回来,背着一捆山草刚进院子,就听到屋里传出了厮打声,姑姑的叫骂已经声嘶力竭,他便扔下柴捆冲了进去。在堂屋,看到李子林的老爹捂着淌血的鼻子跑出了院子。姑姑趴在里屋炕沿上,头发凌乱,衣带不整,“呜呜”的哭,“姑,咋了?”大正吃惊的问。“是那个老混蛋欺负你了?”姑姑只是哭不肯回答。徐大正明白了,“操他妈的,饶不了你!”抽身回到院子里,抄起那把镰刀,向院门冲去。这时,姑姑从后面抱住了他的腰,“正头,咱惹不起”,姑姑哭喊着就是不撒手。“正头,他也没把姑姑咋样,不能去拼命啊”,姑姑的话让他渐渐的软了下来。

但是,这仇算是种在了心里,只要见到这父子俩,都是冷眼相对,从不与李家人来往。

李家是个破落户。李子林爷爷那辈还是十里八乡的富户,可他爹是个“落(lao)拓帮子”,从小不学好,不服管教,长大了更是吃喝嫖赌、凌强欺弱,为害乡里。因为好赌,输光了家产后,一块块的卖地,因为讨赌债的人更厉害,找上家门,不还钱,就吵吵着卸他的胳膊,打断他的腿,活活的气死了他爹。土改了,除了村西的那几亩保命地,几乎一无所有,因此,定了个下中农。解放了,不敢再欺负人了,可一样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人民公社化,不干活不行了,那也是出工不出力,得糊弄就糊弄。黑脸儿马队长治他几次,老实了几天,又是故态复萌。没办法,“你去后山看林子吧,挣一份工分养家”,马队长是脸黑心善。李子林的娘倒是个好人,勤谨能干,通情达理,出工持家带孩子,常说,“他不在家,我还落个清净”,实在也是无奈之言。李子林长得象娘一样清秀,上学了,门门功课优良,还考上了镇里的初中,让他娘心里有了几分安慰。虽然高中没考上,可在村里也是个“秀才”。干活儿倒也像模像样,就是学的油嘴滑舌,胡吹海哨。小分头梳得光溜溜的,制服上衣口袋总少不了那只黑杆钢笔。那时候集体劳动,只要他在,就有嬉笑打闹,在地里就喜欢与姑娘们逗乐取笑,与嫂子们打情骂俏,“象他爹一样不正经的玩意儿”,马大娘给出了评语,倒也无伤大雅。黑脸儿马队长也不是多么喜欢他,可村里写个大标语,“超英赶美放卫星、快步走向共产主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就是村里的猪圈墙画上防狼的石灰大白圈,也得由他来干,只有他划的圆呐。村里开办扫盲班,开会读个报纸,让这个秀才大有用武之地。“阶级斗争”提上日程后,那个富农出身的会计不能用了,就让他当了队里的会计。十八岁那年,他娘从娘家的村里,给他娶回了媳妇。

队里的会计也是干部,李子林很以为高高在上,动不动扣这个工分、罚那个口粮。大食堂的时候,会计就是“大拿”,吃什么喝什么他说了算,比马队长还威风。徐大正就是看不惯这小子的作风,乡里乡亲的咋能这么霸道?能关照就关照点儿呗。“自然灾害”那年,老周家二小子偷偷的从地里拔了两个青萝卜吃,被看青的逮着,送到队里处理,李子林罚他饿饭。十几岁的孩子不服,李子林抄起烧火棍就打,正好徐大正从山里回队领口粮,伸手拦住,夺下了棍子。李子林上去就是一个耳光,徐大正急眼了,也扑上去把他摔倒在地,拳打脚踢。幸亏马队长赶来,喝住了俩人。此后的一年多,徐大正再也没有回队里领过口粮。处于饥饿状态的人们,渐渐淡忘了山里的徐大正,马队长天天为百十口子的生计发愁,即使想起“正头”,也只是想想而已。

那时候,社员家里不可以烧火做饭,谁家烟囱冒烟了,李子林肯定带人过去看看,是不是在开小灶。你说,哪家的粮食罐子不是空的?能吃的东西早就填进了肚子。人们在饥饿中挣扎、在眉头紧锁中度日。

徐大正在山里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有时碰运气套一只野兔或打一只野鸡,自己舍不得吃,就架火烤熟,顺便带一些採来的野果,趁大月亮地悄悄下山,看看姑姑,再趁夜色返回山里。有一天难得的运气好,居然套了两只野兔,烤熟后用马莲草提着,给姑姑留下一只,又走了十几里路,送到吉素村。后半夜不敢敲门,就用棒子叶包好,顺院墙扔了进去。

徐大正翻山送荞麦,解村里燃眉之急,使他在村里的威信大增,人们简直把他当成了英雄,大人孩子见了他笑容可掬,婶子大妈见了他嘘寒问暖,而他也只是憨憨地一笑。李子林那个后悔啊,如果自己当初去了山里,就没徐大正什么事儿了,我不就成了村里的“英雄”嘛,得到乡亲们的尊重,这个憨货就是走运。

马队长提拔到公社后,“抗美援朝”回来的副队长扶正,可那是个老好人,挺不起事来,谁家闹分家、兄弟阋于墙、汉子打老婆他都分不出个子丑寅卯来。队里生产、外出劳务等大事也常常摆布不清爽,可他资历老、人缘好,那就提两个副队长协助他吧。于是,李子林会计兼副队长,把徐大正从山里换回来当负责生产的副队长。

徐大正不愿意。他不是不愿意为乡亲们做事,只是讨厌李子林,不屑与其为伍,更不愿意与他共事。为此,“黑脸儿”把他叫到公社,嘴皮子那个费呀,这个憨憨的汉子不大吭声,却一个劲儿的卜楞脑袋。“黑脸儿”生气了,这是让你为社员服务,带着社员努力生产过上好日子,不是让你和李子林闹气,怎么跟你就说不明白呢。徐大正拗不过“黑脸儿”,最后点了点头。

上任副队长,徐大正的话儿渐渐的多了,有些事儿由不得你不说。上工前分派个活儿,那活干到什么程度,南洼的麦子哪些人去耪,北坡地的谷子哪些人去薅,枣树每年的外皮圈谁去割,棉花地的药水谁去喷等等等等,他不说话行吗?街坊周大娘对姑姑说,这回大正话多了,也活泛多了,姑姑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那个时候,农民种地,种什么不是自己说了算。县里安排了,公社布置了,生产队照办就是了。在当时的农村,“一年达纲要、三年过黄河、五年跨长江”是时代的口号,也是竭尽全力必做的努力。农业发展纲要亩产415斤,过黄河亩产500斤,跨长江亩产800斤,要命啊。从祖上到如今,这山坡地能打上200斤杂粮,就是奇迹了,每亩能打120斤就可以保证人们不挨饿。但指标是硬的,达不到就是保守就是右倾。徐大正已经是成熟的庄稼人了,这指标在咱这里,不是胡扯嘛。李子林怒了,“徐大正!你这是右倾,与美帝苏修一个鼻孔出气,你什么居心?”徐大正懒得与他争执,一声不吭坐在那里抽烟。

“我听说,南方的很多地方,种稻子亩产千斤以上。他们能做到,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到”,李子林盛气凌人,有理有据。

“那是南方,我们这儿是靠天吃饭的山坡地,能保证公粮的征收,保证社员们吃饱,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徐大正喃喃的说,他没有反驳李子林的意思,只是盘算着村里的情况。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徐大正,你这个人就是反动,公然与党中央作对,对抗上级的指示”,李子林咄咄逼人。

徐大正再不吭声了,只是默默地抽着老烟袋。

队长出面和解了,“你们别吵了,按上级的指示办就是了”。

这李子林确实厉害,跑到县里找主管农业的王副县长,大谈自己的宏伟目标,“一年达纲要、两年过黄河,三年跨长江”。王副县长被这个基层干部的热情深深的打动了,有心扶持这个典型,并表示县里一定大力的支持。

回村后,李子林胆壮气豪,宣布:南洼那块最好的地,套茬种植,产量也不过400斤。今年不种小麦了,改种水稻,人家亩产过千斤,我们800斤总可以办得到吧?容不得你质疑。你徐大正反对也没关系,让丰硕的成果,使你这个保守派闭嘴。

南洼那块地,是村里的“聚宝盆”,基本上旱涝保收,在大道南,地势低洼,即使大旱,也能保墒,适合播种小麦,套茬棒子或高粱,约等于一年两季,年年收成不错。

“李子林,我们这里大部分是山地,十年九旱,村里就靠那块地打粮食,如果瞎了,全村就得挨饿。你不能蛮干!”徐大正憋足气力反驳。

“让事实说话,让事实揭露你保守派的真面目”,李子林言之凿凿。

“既然县里都支持子林的谋划,就这么办吧”,队长一言定音。

李子林也不是完全胡来,按照稻田的方式把那块地划成棋盘,也修了渠道备灌。搞完了,才想起来这水从何处来?急眼了,只得又跑到县里找领导。王副县长对这个敢想敢干的小伙子很是欣赏,别急,我拨专款给你,你们村再自筹一部分,打眼机井浇水。

李子林得意啊,我要创造个奇迹给你们看看。县里专门派来打井队,打了一眼村里有史以来的第一眼机井,并帮忙从高压线上接了电源,支持不可谓不到位。育苗、插秧、田间管理、灌水、控水的每一个环节,李子林都按照《农业科技丛书—水稻栽培》的要求、步骤指导社员去做,这也是他毕业后回村后最用心、最辛苦的一段时间。

种地的人都知道,任何作物都有它自身的生长规律,有它不同的需求与特点,因地制宜、因时而作等诸多因素绝不可以忽视。可是,我们不能佩服李子林的勇气和县里领导对新生事物支持的态度。如今,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种植,遍布全世界,那是科技的力量,可那时候还不行。李子林的冒险受到了惩罚,秧苗长得绿油油的,就是不秀穗,急啊。终于吐出兔子尾巴的穗,到了秋后,那稻粒全是瘪的。去交公粮,怎么一点麦子都没有?队长只得求助马书记出面协调。李子林让村里人吃上大米饭的承诺落空,全队收成明显减产,社员收入也随之降低。王副县长说,县里已经大力支持,这小伙子怎么这么不着调。

这年县里召开的三级干部大会,李子林硬是不敢去。本来想露一脸,谁知没能露脸却现了眼。他恨呢,恨徐大正为什么不拦住,这不是有意让他丢人嘛。

让队里人吃上白米饭,徐大正做到了。他带着社员在北山坡上的一块地种了粳子,就是旱稻子,虽然产量不高,但碾出的米晶莹剔透,圆润白糯,全队社员每家分了几斤。大年三十晌午,家家粳米饭、炖猪肉,炒杏板,香甜的米香、浓郁的肉香笼罩着小山村,不少人这辈子第一次吃上了白米饭。

李子林讨厌这个在队里比他风头更盛的憨子,处处与他作对。但是,憨子有憨子的精神世界,憨子有憨子的理想,憨子有憨子的情感,憨子有憨子的活法。与王玉梅成亲四年了,挨肩的一年一个小子,三个“带把的”,让姑姑越活越年轻,越活心越甜,越活越带劲。姑姑疼孙子,更疼这个闺女兼儿媳,“你肚子那么大了,歇歇吧”,“刚做完月子,不能碰凉水,褯子我来洗”。大正嘴拙,叫姑姑改不了口,玉梅一口一个妈,叫的老太太心花怒放。

国家政策的调整,“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实施,使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与提高,农村生产队越来越红火,社员们创造幸福生活的精神头越来越饱满,日子也是越过越好。

岂料,“风云变幻”。

“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彻底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发展模式和存在状态,人们惶惑了。徐大正这个憨子、生产队的当家人一时手足无措,无所适从了。

黑脸儿马书记这个三代贫农、从农村滚出来的汉子,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靠边站,徐大正被冠以“走资派的走卒黑干将”,罢免了队长职务。玉梅说“大正哥,这几年你太累了,撤了队长,正好歇歇”。

歇歇?哪有那么轻松的事儿?

李子林此时当上了大队革委会主任兼公社革委会委员,志得意满,憋着劲修理修理这个憨子呢。可是,徐大正在村里的人缘极好,威信极高,整他,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那就琢磨着找茬,不信整不垮这个憨子。大正姑姑家土改定的上中农,是团结的对象,无可指摘,这让李子林琢磨的头疼。噢。对了,他不是咱们这里的人,是从丰润那边逃过来的,那就查查他的祖宗三代,不信找不出毛病。

于是,革委李主任亲自带人骑车100多里,去了丰润潘家峪。

潘家峪,是当年冀东抗日根据地,日本侵华期间,那里曾经发生过震惊全国的“惨案”。

1941年1月25日,阴历腊月廿八,阴沉的天刚放亮,驻唐山、滦县、迁安、丰润的日本鬼子、伪军五千多人,突然包围了村子,清剿抗日武装,搜查八路军和抗日干部。此前住在这里的丰润县抗日民主政府已经转移,被围住的都是村里无辜的老百姓。日伪军逐户搜查,驱赶群众到村西头的大坑。全村1700多口人挤在冰层上,孩子哭,大人叫,一片混乱。汉奸从人群中挑了30多名青年妇女,带到三个院子以及白薯窖,供那些兽兵蹂躏轮奸,直至天黑,被全部杀死,并浇上煤油焚尸。晌午头,又驱赶人群到村中的潘家大院。这个院子是一宅三院,十分宽敞,院墙很高。当人们走进大院的时候,才发现院子里铺满了松枝柴草,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煤油味。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四周墙上、房上的鬼子兵端着步枪、架着机枪,同时射击,人们纷纷倒下,地上的松枝柴草燃起熊熊大火,浓烟滚滚,人们的惨叫声,鬼子的枪声响彻山谷。全村被杀1230多人,36户灭门,财物被抢劫一空,房屋一千多间被烧毁。

李子林主任耐着性子寻访当年的幸存者,却没有一个人认识叫大正的孩子。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没关系,回去诈一诈这憨子,会不会是潘家大院的。孰不知潘家大院的主人一家都住在唐山,当时只有一个长工在那里看守。

回去,向公社革委会汇报,徐大正可能是潘家大院财主的孩子。大主任说行吧,先送来公社学习班审查,有问题再说。

这样,徐大正被民兵押到公社,与黑脸马书记一样住进了学习班。

当天审讯徐大正,李子林参与了专案组。

“徐大正,你当年是不是姓潘?”专案组长甚是威严。

“是不是?”李子林狐假虎威。

“是”,徐大正这才抬眼看了看靠墙坐着的三位审讯者与站在两侧的持枪民兵。

“你小时候是不是住在潘家大院?”组长再发问。

“不是”,徐大正这次没抬头。

“不是?不是,你姓潘?”李子林这回拍了桌子。

不吭声。

李子林得意的说:“专案组专门去丰润调查了,证据确凿,你小子还想抵赖?”

不吭声。

“不交代?告诉你,抗拒从严,你还是坦白了吧,争取从宽处理”,组长还是讲政策的。

徐大正再次抬头,“潘家峪10个人9个姓潘,潘家大院住的下吗?你们这是故意找茬,我徐大正不怕这个”,徐大正气愤至极,再也不肯说话。

审讯不了了之,但还得在学习班里反省。

潘家峪,就是徐大正的噩梦,多年来常在半夜惊醒,浑身冷汗,瑟瑟发抖,再也无法入眠。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十一岁的姐姐和四岁的弟弟,眼睁睁的惨死在眼前,让他痛不欲生。他害怕潘家峪这三个字,不愿意回首那触目惊心的往事。今天被询问,句句戳在他的心窝子里,疼啊。

潘家峪,他一辈子也不愿意提起,但一辈子不会忘记,鬼子狰狞的笑、枪尖挑着的象“屁帘”似的膏药旗、熊熊燃烧的大火、乡亲们临死前的挣扎、一具具烧焦变形的尸体,一片焦土上的残垣断壁、烤糊了的大槐树、烧弯了的......。一帧帧音画不断地在他的眼前叠放,愈来愈快。

那天一大早,娘就喊起来姐弟仨,让他们换上过年的新衣裳,给了他们每人两个前天祭灶的“糖瓜”,说是到隔壁奶奶家蒸过年的馍馍,叫他们快一点,爸爸已经过去了。

这个时候,院门被枪托子砸开了。几个鬼子兵和汉奸闯了进来,为首的那个鬼子兵的枪尖上挑着“屁帘”膏药旗,“统统的到村西大坑里集合,快!”同时听到隔壁奶奶家的院门也被砸开了。出了门,看到乡亲们也被鬼子兵押着向村西走去,谁走的慢,这些畜生上去就是一刺刀。妈妈抱着弟弟,一只手紧紧牵着他,姐姐的一只手也牵着他,生怕鬼子的刺刀突然捅来。

村西大坑里的冰层上,挤满了人,一些小孩子“哇哇”的哭叫。大人拍打着后背,生怕惹恼了这些畜生。汉奸挑走了一些年轻的女人,说是去做饭。徐大正透过大人们之间的缝隙悄悄向四周张望,只见大坑周边站满了鬼子兵,个个横眉立目,端着大枪对着坑里的人们。时间一秒秒的过去,只见一个鬼子叽里咕噜的说着什么,一个汉奸大声喊着,往村里走,快点!人们以为没事了,人流缓缓的向村中移动,两侧都是端着大枪的鬼子兵。大正依偎着娘,在人流中寻找着爸爸和爷爷奶奶,没见到。有四个临产的大肚子女人行动迟缓,其中就有亮头的妈妈,被鬼子从人群中拽出,推到在地,一刺刀下去,肚子破开了,肠子和胎儿流了出来,一个鬼子的刺刀上晃动着血淋淋的胎儿,就在大正的眼前,他被吓呆了,紧紧地闭上眼睛,再不敢睁开,任由妈妈牵着他走,心里战栗,浑身哆嗦。爆豆般的枪声使他睁开了眼睛,见妈妈奋力把弟弟扔进了旁边的猪圈,紧接着,抱起他也扔了进去。就在那一刹那,他看到妈妈与姐姐同时倒在了地上。“妈!”,刚喊出来,随即就被扑进来的人们压在了下面,昏了过去。

当大正苏醒的时候,天已经麻麻黑,身上压着个人一动不动,他使劲晃晃,压在上面的人还是不动。他奋力的爬出来,看到压在他身上的人已经死了,浑身湿漉漉的,一股浓重的血腥气。他依稀记得弟弟也在猪圈里,顾不得害怕,在死人堆里,扒來扒去,终于找到了弟弟那幼小的身躯,摇啊叫啊,弟弟就是不回答,大正把弟弟浑身上下的摸了个遍,拍他掐他,就是不吭声,弟弟被上面的叠起来的人压死了。从猪圈里爬出来,想找妈妈和姐姐,可外面都是一层层烧焦的尸体,奇形怪状、狰狞恐怖,根本分不清男女。他蒙了、麻木了,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摇摇晃晃地走出了这个地狱般的大院。天阴沉的象要压下来,浓浓的烟雾与血腥笼罩着整个村庄,只有几只老鸹在低空中盘旋,不时发出凄厉的“呱呱”声。黑暗中,见到几个人影在晃动,在寻找着什么?看到他时,凄凉地说,“孩子,村子没了,附近有没有亲戚?逃难去吧”。

大正出生在正月,还有一个月才到八岁生日,不知道有什么亲戚,只记得去年秋后,家里来了姑父姑姑。姑姑慈祥可亲,姑父高大帅气,来住了几天。听他们说过,他们家在蓟州的上辛幢,离这里一百多里地,一直向西。爷爷奶奶没了,爸爸妈妈没了,姐姐弟弟没了,只能去找他们。一天没吃没喝,可他并没有觉得饥饿,只是浑身象散了架似的疼痛与疲惫,在村外的一个土坡下睡着了。天大亮的时候,他醒了,朝着老影儿初升的相反方向走去,目标是老影儿落山的地方。

向西向西,走啊走啊,渴了,喝口沟子里的水,饿的受不了,就到村里的人家讨要点剩粥饽饽,困了,就睡在村头的棒秸堆里。向西向西,河里的冰融化了,柳树发芽了,身上的棉袄棉裤热了,他就撕开口子,一点一点地往外掏棉花。一路打听,蓟州人家知道,上辛幢就没有人知道了,还得一路向西。树上的知了鸣叫了,坑里的蛤蟆也叫了,这蓟州怎么还不到啊。天热的让人受不了,他干脆把掏光了棉花的“棉袄”系在腰上,顽强地向西。两天没要到吃的了,头上的老影儿炙烤得他晕晕乎乎,摔倒在路边。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的后晌。一个慈祥的奶奶,摸了摸他的头,“不烧了”,端来一碗米汤喂他喝了下去,“可怜的孩子”,奶奶眼里噙着泪水,跟他说,“在这里住几天吧,养养身子。”并告诉他,“这里就是蓟州地界,你要找的上辛幢往西还有不到四十里路,过两天,你叔去泃阳贩枣,让他送你过去吧”。那天清早,大正随着奶奶的儿子,推着装有两蒌红枣的独轮车向西走去。临行前,大正跪在奶奶的面前磕了三个响头。

姑姑看着衣衫褴褛、头发打绺、面黄饥瘦的侄子,抱在怀里嚎啕痛哭。一百多里路,这孩子绕来绕去的走了将近半年,千辛万苦,终于到家了。他虚弱的在炕上躺了七天,在姑姑的精心照料下,脸色才见红晕。可让人难受的是,这孩子的背上长出个疖子,一天天的见大,象一个红嘴儿的春桃,孩子不哭,却疼的龇牙咧嘴,只能趴着睡觉。姑父说,这疖子八成是个“歹物”,得让城里的“先生”给治,不能再耽误了。第二天一大早,就用小车拉着大正和姑姑奔了泃阳城。“福德堂”坐堂的老中医看后说,这种“背痈”十分凶险。乃惊悸过度、经络堵塞、五脏六腑大热、积郁内毒之外表,这么小的孩子很是罕见。幸好,前几天配了祖传秘方的药膏,用黄酒清洗患处,敷上必见好转,三日一贴,三贴即愈。姑父千恩万谢,用了半头猪的价钱购回膏药。等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姑姑顾不得做饭,拿出黄酒轻轻地给大正清洗,姑父在炕头用煤油灯烤膏药,融化后,打开双折的毛头纸,上面的红色药膏圆圆的附着在油纸上,拿过来准备贴在大正的背上。大正趴在炕上看的清清楚楚,分明是鬼子刺刀尖上的“屁帘膏药”,惊恐的“嗷~~”的一声就晕了过去,吓坏了这两口子。

九天过去,大正下地,虽然还虚弱,但已经能吃能喝,好了,就是不怎么说话。

二十七年过去,李子林又给了他沉重一击。

                     四

徐大正被公社派来的民兵带走之后,急坏了姑姑和玉梅,一宿都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一大早,玉梅就到了公社,可人家不让家属见,玉梅急眼了,硬是往里闯。这个时候,李子林出来了,“呦,玉梅妹子啊”,色眯眯的盯着眼前的“美人儿”,心里琢磨着,这娘们生了三个孩子,显得更加风韵,胸高臀肥,肤白腰细,珠圆玉润,真的一口肥羊肉。

“李子林,你们为啥不让我见徐大正?他犯了那条法?”王玉梅指着他,悲愤至极。

“啊,妹子,你别着急。徐大正有些问题,说清了,就放他回家了。啊,有我呢,乡里乡亲的,不会难为他”,这小子清秀的脸上,却没有一丝血色。

“你们要是敢打他,姑奶奶就跟你们拼了”,王玉梅此时豁出去了,说完,扭头走出了公社的大门。

大正不在家,塌了半边天。一二三岁的三个娃娃,忙的这娘俩一天到晚不得闲。这天前晌,玉梅对婆婆说,“妈,家里的柴火快没了,我出去拾点儿,晌午就回来做饭”。姑姑抱着小的,拉着两个大的,“别走太远,山坡上捡几把干树枝就回来,等大正回来让他进山去砍”,婆婆心疼儿媳。“放心吧,功夫不大就回来做饭”,玉梅边说着边背起背架走出院门。

北山坡上,台地一级级的,地坝沿上是柿子、核桃、小枣等果树,两坝之间是庄稼地,种着黑豆、棒子或谷子。玉梅捡着树上落下的干树枝,或割几把高高的山柴,捆成捆儿,堆在地头,等拾够了,装上背架。天气不是很热,但额头还是沁出了细细的汗珠。

“哈哈哈,这不是玉梅妹子嘛,真是有缘呢”。

玉梅手里忙着,还想着快点回家做饭,在这寂静的山坡上,突然听到声音,肯定吓一跳,忙站起来回身一看,李子林就在身后。

“你咋在这儿?”玉梅没好气的问。

“要不怎么说有缘呢”,李子林一改假正经的面孔,嬉皮笑脸。

“我回家了”,玉梅说着,就抱起身边的柴捆。

“别介呀,咱们说说体己话呗”,李子林厚颜无耻的说,“都生仨孩子了,还是这么水灵,比姑娘的时候更让人着迷了,迷死个人呢。”

气得玉梅咬着牙,怒目相对。

“一年一个大胖小子,真是块好地,我也想耕耕(jing),别光便宜了徐大正这个憨子”,这小子越说越下作。

坝沿很窄,玉梅奋力推开李子林,要过去。谁知被这个坏蛋顺势搂住了后腰,玉梅扔掉手中的柴火,嘴里骂着“你这个流氓、恶棍”,拼命的挣扎,但无济于事。“今个儿就是你了,我耕耕这块肥田”,一只手伸进怀里乱揣乱摸,玉梅快要疯了,就是挣不脱,被这混蛋摁在谷子地里。“求求你,放过我,我还怀着孩子呢”。这混蛋象饿狼似呼哧呼哧的喘着粗气,没有停止他的侵害,心满意足后,扬长而去。

玉梅蓬头垢面、衣衫凌乱,浑身的草叶、黄土,坐在地里,眼睛直愣愣的、欲哭无泪。她想死,可腹中的胎儿、家里嗷嗷待哺的三个儿子、年迈的婆婆,被关押的爷们,她死不了啊。

随后的日子,她还是该干啥干啥,但没有了笑容,没有了同幼子们的玩乐,没有了快言快语,没有了行动的风风火火。那双大眼睛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衣着不再讲究,步履变得迟缓。姑姑看到了儿媳的变化,没有多想,又怀孩子了嘛,也正常。

徐大正被放回村里了,玉梅一头扎进丈夫怀里,捶打着丈夫宽厚的脊背,“呜呜”地哭个不停。

俩人成家四五年了,依然如胶似漆,恩爱如初,丈夫进学习班的一个月,是他们分离最长的一次。正值壮年的丈夫,又是如此珍爱自己的妻子,免不了要“小别胜新婚”。可是,伸过去的手,被妻子轻轻地推了回来,在夫妻间还是第一次。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棂,筛在薄被的碎花上,那些碎花鲜艳的似乎在跳动。大正听到了妻子轻轻的啜泣,“梅子,你咋哩?”粗壮的汉子此时的轻声漫语,浸透着无限的深情与爱怜。过了好一会,梅子说“没啥。我又怀孩子了。睡吧。”

那天从山坡回来,姑姑已经做好了饭,喂三个孙子吃过,在院子里玩。玉梅回来,婆婆疼爱地说“饭在锅里给你温着呢,快去吃吧”。玉梅嗯了一声,放下柴火,就进到了屋里。晚上,婆婆和孩子们睡了,她进灶间烧了一大锅热水,那个洗呀、搓啊,水换了一盆又一盆,她默默的垂泪、她不断的恶心、嫌这污浊的身子,恨自己的无能,怎么对得起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呢?

此后的日子,徐大正象所有普通社员一样的下地里干活,一样的回家吃饭睡觉。除了政治学习及相关活动没有资格参加外,一切如常。

一天夜里,玉梅临产了。大正急忙跑去东庄请回“接生婆”,忙乱的准备生产的一切。很顺利,随着婴儿响亮的一声“啼哭”,姑姑从屋里出来,高兴地告诉在院子里转来转去的大正,“我又添了个孙子”。

可是,玉梅没有奶水,姑姑觉得怪了。头三个孙子,玉梅的奶水旺的很啊,可以听到孩子吃奶时“咕咚咕咚”的声音,简直可以喂饱个牛犊子,到了这小四儿是咋着了?没事儿,姑姑有办法,用细箩筛出棒子面,上锅炒熟,加点白糖,调成稀糊糊,灌在奶瓶里,小家伙嘬得欢着呢,并嘱咐大正想办法淘换只奶羊。还说,东头老王家的二小子,生在困难时期,从小喂烀熟的白薯,也长成了现在顶房檐的小伙子。

姑姑与大正哪里知道玉梅心里压着的那块坯。耻辱、揪心、忧郁,孩子生下来没毛病已经是万幸了。玉梅的月子里,姑姑还是象前三个月子一样的关怀备至、悉心照料,想着法的伺候她的一日三餐。可玉梅吃得越来越少,吃不下。这可急坏了姑姑,生怕月子里落下什么毛病。大正到东庄请来“先生”诊脉,说是没什么问题。这月子里,玉梅整天双眉紧蹙、郁郁寡欢,很少说话,有时还偷偷的掉下几滴眼泪。

奶奶带着三个孙子住东屋,小两口带孩子住西屋。有一天,孩子的啼哭声惊醒了大正,这大半夜的,玉梅去哪了?上“茅厕”了?去看看,没有。大正有点发毛,赶紧把小家伙抱给了姑姑,披上衣服,拿着手电出门寻找。这是怎么了,能去哪呢?从村西跑到村东,从村南又折向村北,影影绰绰的看见那棵歪脖子老枣树下有个黑影,便快步跑了过去,果然是玉梅。只见她痴呆呆的靠在树干上,披头散发,面无表情,身边还有一条绳子。大正一把揽在怀里,拍打着她的后背,“梅子?梅子!”就听到她的喉咙里“咕噜”一声,然后嚎啕痛哭,撕心裂肺。大正紧紧的抱着她,生怕一松手,他心爱的妻子就没了。“大正,对不起。我的身子脏了,让我去死,来生再做你媳妇”。大正明白了,这个粗壮的汉子,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是谁?!”。许久以来,玉梅想过千遍万遍,死,也不能告诉大正那个畜生是谁,她知道大正会做出什么事来,这个家、慈祥的姑姑、她的心肝宝贝们会是什么结果。“说呀”,大正心疼自己的女人,但他绝不会放过那个王八蛋。玉梅哽咽着对他说,“我不能说,说了,这个家就完了”。大正了解自己的妻子,更知道她的性格。于是,便安慰妻子说,我不问了,但你不能再寻死,孩子和我不能没有你啊,你保证?玉梅答应了他。

大正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他的热情,他的温暖,融化着玉梅心里的坚冰。再深的伤口,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总有愈合的时候,除了那块疤还深深的印在心里。一家七口,日子虽不富裕,但也平和安宁。四个挨肩的儿子渐渐的长大了,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虎头虎脑,浓眉大眼,活泼可爱,一个比一个高一个台阶,院子里不时的传出欢声笑语。老大上学的时候,有文化的娘给了他们一起命名为“春华秋实”,每人一个字。

“文革”结束了,趾高气扬的李子林被赶下台,憨里憨气的徐大正又被推举成了队里的当家人,人们前所未有的舒心,日子过得前所未有的顺畅。

然而,这个贫困的小山村,还是摆脱不了一个“穷”字。多少年的“穷根”深深得扎在这贫瘠土地上,想拔?谈何容易。春种秋收,靠天吃饭,老天爷赏多少算多少。种子播下去了,就是不下雨,你着急咋办。平原地方总有河、湖、水塘,就是肩挑驴驮,还可以与干旱抗一抗,这山坡地是一点没辙。虽说几年前县里在北山的峡谷中修了一条大坝拦洪蓄水,可石灰岩的地质,拦住的那点水,用不了多久,就漏得一干二净。为这事,徐大正愁白了头发,熬红了眼睛,终于想出了造水窖的办法。山坡的每一个地块,在坝台子边都挖一个大水窖,象糖葫芦一样,从上到下用渠道穿起来,不让一滴雨水白白的流下山。山上有得是石头,背下来砌筑,没钱买水泥,就自己开窑烧石灰。经队委会研究后,动员全队的男女老少参与,“一冬搞几个,愚公能移山”。秋后,再没有“猫冬”(冬天,没活干,在屋里猫着)这样的事了。

社员们信服这个憨憨的汉子,在他的带领下,苦干了几个冬天,从山坡顺势而下串成了“糖葫芦”,雨季蓄满了水,春种再也不用发愁,粮食产量年年增加。

改革开放以后,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焕发了群众极大的热情。在徐大正的提议下,选了年轻人当村主任后,便一头扎进了后山,承包和经营那片林地,养鸡放羊,积累经验、储蓄资金。实行土地流转经营后,他在村委会的支持下,成立了“大正农业生产合作社”,帮扶“贫困户”,带领群众发展林果业和养殖业,一年比一年红火,收入逐年增加,踏踏实实地向“小康”迈进。

2021年早春,“大正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北山坡上,已经进入盛果期的梨树绽放花蕾,孕育着新的丰收果实。白茫茫的一片梨花,纷纷扬扬的犹如飘雪,悄悄地落在泥土中,无声无息。

徐大正静悄悄的在那盘土炕上,永远的闭上了眼睛,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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