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辛幢,这个静谧、和谐、温情的小山村,姨夫姨母的照顾与关爱、乡亲们的包容与谦和,让我度过了安定、幸福、快乐的少年时期,是我多年来常常怀念、常常回味,甚至是魂牵梦绕的地方,而让我最为挂怀的还是村中的那道沙河。
村子很小,大约就那么二三十户人家,被这条沙河隔为两片,东片较小,住着徐、刘两姓,西片较大,姓氏多几户。至于东片为上辛幢,西片叫下辛幢的说法,是我从村中六爷的讲古中听来的,未做过探讨与考究,至于有没有下辛幢这个说法,暂不作定论。
六爷的故事讲的就是这条沙河:不知哪朝哪代,从北山下来个白胡子老头儿,穿的破衣拉花,手拄一条枣树根拐杖,蹒蹒跚珊的走进村子,见下辛幢房屋较为整洁,人们衣着也较为光鲜,便过去讨要点儿吃食,结果,没有一户施舍。老头只得走过这道沙河,转向上辛幢,一位寡妇大嫂带着个小娃娃,回到屋内拿出一块棒子(玉米)饽饽,递给了老头儿,并端来一碗“凉白开”,让老头儿解渴。这个事很快就过去了。
岂料,这年夏季,一连下了三七二十一天的小雨大雨暴雨,北面的老婆山和郎山之间汇集的洪水顺着这道沙河奔腾而下,水头那个大呀,足有半堵墙那么高。村中两侧的“坝街台子”在洪峰的撞击下渐次垮塌,大水漫进房子,还在不断的涌来,危机啊。突然,天上一道刺眼的闪电,紧接着“咔啦”一声炸雷,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淹下辛幢,别淹上辛幢,上辛幢有半拉(读入声;半拉,隐喻寡妇)好人!”也怪,那洪水乖乖的向西冲去。
“后来呢?”我与“老伙们”(伙伴或朋友,约等于现在的老铁)听得呆了,急切地问。“讲完啦”,六爷手捋着胡须笑眯眯的回答着,继续抽着他那根长杆的烟袋锅。噢,怪不得现在没有了下辛幢。
这道沙河,呈“宝葫芦”状由村口一直向北蜿蜒至老婆山、郎山之间(为什么叫老婆山、郎山?我想一定有一段曲折凄美的故事),村中最窄,约有十几米,村北口大约两个足球场大小,就像“宝葫芦”的大肚子,然后宽宽窄窄的爬坡向上,其中一段二三里的沟壑,两侧不是很高的峭壁。沿沙河两边是阶梯式的庄稼地和果园,人们祖祖辈辈播种与收获的地方。“宝葫芦”大肚子东是一片枣园,春天的时候,枣花怒放,蜂蝶盘旋,那股子清香不时的飘进村子,时隐时现,沁人心脾。“宝葫芦”大肚子西是一片红果林,我们这个地方叫它“山里红”。白露过后,那一嘟噜一嘟噜的果实,红彤彤的挂在墨绿色的叶片间,摇摇摆摆,爱煞个人。这种酸酸甜甜的果子,很多人叫它山楂,其实不对。它们虽属同一物种,但不是一种东西。山楂树很矮,果子个头小,果皮质感光滑,甜度似乎更高一些;而红果树形高,果子个头相对儿大一些,表皮均匀的分布着清晰可见的灰白色小点儿。
这道沙河,是人们和雨水出村的唯一通道。两侧“坝街台子”下是窄窄的人行道,由黄土和砂砾天然而成,人们踩踏已久变得光溜溜的,而送粪、拉庄稼的牛车,驮东西的毛驴,外放的牛羊则在沙河中穿行。经过夏秋季雨水的冲刷,很厚的砂砾层上面布满大大小小的卵石,层层叠叠,光滑洁净。
这道沙河也是人们聚集休闲、儿童们嬉闹玩耍的重要场所。结束了一天的劳作后,烧柴做饭,家家户户烟囱中冒出的炊烟袅袅升腾,轻轻的弥漫在沙河的上空,象一条薄纱随微风飘动。尤其是春夏秋三季,夜幕降临后,男人们提着马扎、小凳,手摇着大蒲扇,不约而同的踱向沙河,三五成堆,坐在那里抽着烟袋,聊天侃着大山。女人们收拾完家务,也来到这里,一边聊着家常理短,一边纳鞋底、搓麻绳。此时的孩子们更是快乐,在沙河里翻跟头打把式,嬉笑打闹,追逐游戏。
夏天,我来了已经三个多月,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也有了几个年龄相仿的“老伙”。关于我的老伙们,村里的人还编了几句顺口溜“瑞头、宝头、大石头,外加三姑儿和兰兰,干活开会扎一堆,互相帮助不简单”,我和宝头、三姑儿、兰兰同年,瑞头大两岁,我们几个是村里公认的老伙。这里人叫孩子的名字习惯加个头字,比如达石叫成“大石头”。瑞头大名福田,两年后参军入伍,我们保持了很长时间的通信,诸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互相学习,相互勉励,“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争取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云云。20多年后,我回老姨家小住几日,已经退伍当了公路管理站站长的瑞头正好休息,被小姨叫过来陪我。宝头大名文林,是小姨夫的弟弟,按辈分应该叫他老舅,由于是老伙,好像没有那样叫过他,也由于是老伙,他并不在乎。可惜,文林老舅英年早逝,痛哉!三姑儿,是远房大舅家的三女儿,我离开村子后,没有来往。兰兰,大名靳兰,和姐姐同属回乡知青,几年后,与我在泃阳重逢,演绎了一段没有结果的恋情。
在沙河中,老伙们肯定是玩在一起的时候多,不外乎我吹吹笛子,再吹吹口琴,瑞头讲个笑话,说说村里的“新闻”,兰兰唱几首歌,不外乎《井冈山上太阳红》、《回延安》之类的流行歌曲。兰兰在学校参加过文艺宣传队,会唱的歌多,还有不少油印的歌谱,记得,我借过来抄写了不少。老伙们在一起还是闲聊的时候多,海阔天空,无边无际。仰望着满天星斗,有人提出问题,“这宇宙到底有多大?”七说不一,争论不休,没人能回答得准确,“反正比上辛幢大”,宝头的结论似乎是比较接近正确的答案。“这沙河里个头儿两厘米以上的鹅卵石到底有多少?”“划一平方米数好多少粒,然后丈量沙河的面积,一乘不就出来了嘛”,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没有疑义,但是,并没有人真的去量。
到了盛夏,屋子里闷热的浑身大汗,喘气都不会匀称,再加上蚊虫的不断骚扰,没办法睡。于是,就约上宝头、瑞头,每人卷一条那种家织布厚厚长长的粮食口袋,走进“宝葫芦”的肚子,捡开大一点的卵石,用手把沙子拍平,铺上布口袋,搬一块大一点的鹅卵石枕在头下。尽管身下的沙子还有点热乎乎的,但山谷间吹来的微风,凉凉的、甜丝丝的,会让你神清气爽。美!聊够了,闹够了,便数着天上的星星,望着西坠的月亮,慢慢的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秋收,割谷子、掰棒子、轧(ga)高粱,基本最后一项是刨白薯,这种作物在当时被认为高产,因此种植颇多,由于长在土里,所以排在最后收获。交公粮,是不能交鲜薯的,要切片晒干,装进麻袋,送到粮库。于是,这条沙河又派上了另一项用场。
男劳力负责在地里刨白薯,装筐后背到“宝葫芦”肚子里,女人们则管切片,晾晒。那种自制的切刀很科学,木架子上横向的木板中间镂空,安装一片锋利的铁片,往上两公分高度有一个带把手并且转动的刀片,一只手把白薯按在下面铁片的前边缘,另一只手握着把手向内一拉,均匀的薯片就会掉落在底下的簸箕里,满了,端出去,用力一扬,那些成品薯片就会舒服的躺在卵石上暴晒。若干个女人坐在那切,咔嚓咔嚓、叽叽嘎嘎连成一片,嘴里还不停的嬉笑着哼着小曲,开着玩笑聊着家常,一片欢声笑语。队里给我评工分是女劳力的标准,所以,一直和妗子表嫂表姐们一起干活。此时,负责把她们切好的薯片,用簸箕端走,抛洒在沙河里。“哎,外甥!”听到呼唤,我便一路小跑的过去,端走那簸箕薯片。“哎,表弟,我这个簸箕也满了”,于是再跑过去。在这样的劳作场景中,就是累,谁能不心情愉悦呢?
白花花的薯片躺在白花花的卵石上,一般三四天就可以嘎嘎干。只要不下雨,就是阴天,有上一周也会干的。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缺粮,为了防止薯片丢失,得有人看守,于是,我又担负起保安的职责。白天你可以短时间不在那里,比如回家吃饭,上茅房等。晚上则必须看守着,那个秫秸席子搭起的三角形窝铺,就是我的夜间值班室。
正好,我借了两本小说,梁斌的《红旗谱》和浩然的《艳阳天》,夜里蜷缩在窝棚里,借着马灯的光亮,如饥似渴的看了起来,一直到东方放亮。然后,回家吃小姨做的早饭,还可以呼呼的睡上一个前晌。在这静谧的河套里,偶尔也有一两声不知名的怪鸟鸣叫,在空旷的夜色中显得格外响亮,但引不起我丝毫的恐惧,书中动人的情节和主人公的生动形象,深深的吸引和打动着我。
离开上辛幢的一年后,我回来探亲,县里正好在老婆山和郎山之间的峡谷中修建水库,晚上在工地有庆祝演出活动。我随着人流沿着这道沙河向上游走去,沿途的柿子、核桃、大枣等树木,都接满了丰硕的果实,谷子、高粱、棒子等作物也已经成熟。又是一个丰收年啊,上辛幢的乡亲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富足。
几年后,当我再一次踏上这条沙河,眼前的景象却让我大吃一惊。树上房上地面统统蒙上一层厚厚的粉尘与白灰,天空灰蒙蒙的,不远处的老婆山和郎山只有模模糊糊的影子,空气厚重的不由你不喷嚏连连。脚下的沙河早已经面目皆非,坑坑洼洼,爆土狼烟。姨夫告诉说,这几年,上上下下的抓经济抓效益,靠山吃山,采石场把青山啃成“癞痢头”,砂石料场,石灰窑到处都是,拉货的卡车拖拉机昼夜穿梭不停,不这样,能咋样呢?大院子里苗圃中的龙爪槐、银杏在苟延残喘,你找不出一片绿色的叶片。“钱多了,可日子不好过了”,姨夫显得有几分无奈。
后来,弟弟军头把老两口接到蓟州城里养老,我去看他们,也不用再去村里,也再没有见到这道沙河了。
有一年,我去给二老拜年,姨夫喝了几杯酒后,打开了话匣子,在谈到老家的时候,显得有些兴奋。他说,这下好了,政府开始管了,采石场、砂石料、石灰窑一律关停,植树绿化,修复环境,老家不再爆土狼烟的。
虽然再没有回过上辛幢,没有再见到那道沙河,但我相信,村庄的环境一定得到了改善,“村村通公路”的政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号召,那道沙河一定会成为笔直的柏油马路,路两旁的绿化树一定生机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