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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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姐妹多，姨父自然就多。他们对我这个外甥都好，但感情最深、最使我感念的还是已经逝去一年多的老姨夫（小姨夫）。
在“文革”如火如荼的日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方兴未艾，那年我十六岁。可是，我不具备知识青年的资格，原因是我有一位历史反革命兼地主商人的老爹，被遣送回原籍劳动改造。尽管此前母亲与他已经离婚，我随了母姓，但在革命造反派眼里，仍然是黑种狗崽子，听说有人提议把我也送去原籍。
母亲急了，儿子这不是要掉进火坑么。此时，老姨夫及时地伸出援手，收留了我。他爽快对母亲说：“我只当多个儿子，等过几年手头宽裕了，在西跨院盖几间房，给大十娶媳妇，大姐您就放心吧。”于是，我来到了这个坐落在燕山余脉狼山脚下的小山村。
这是个普通的五口之家。姨夫文海高高大大，白白净净，相貌英俊，轻声慢语，在村里是个能人，典型的北方农民倒像个教书先生。老姨凤英快言快语，灵动勤快，乐于助人，生产队里有“穆桂英”之誉。大妹香香已经小学二年级，常常煞有介事的捧着那本语文书，炫耀般地高声朗诵着，用以吸引他人的眼球。弟弟军军正是撒尿和泥的年龄，不大说话，可淘气起来却别出心裁，不拘一格。夏天，那条大黄狗趴在阴凉地，热得张开大嘴“哈哧哈哧”地喘着粗气，他居然把小拳头塞进狗嘴里。“军军，狗咬你！”我一声惊呼。谁知道，这小家伙趴在狗背上，低下头“吭哧”就是一口，咬得狗“噌”的一下蹿了出去，回过头来“汪汪”乱叫，军军得意的笑了。小妹玲玲，还没有断奶，“扎巴扎巴”的走不好还想跑，不是摔个“屁股撴”，就是摔个“大马趴”，而且在原地“哇哇大哭”，等待着别人的救援。我的加入，使这个家庭又增添了几分热闹。三个小家伙就喜欢围着我腻歪，逼我讲故事，陪他们玩。说是我的“铁粉”绝不为过。
姨夫似乎很忙，经常不着家。村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总是少不了他的帮忙。生产队有些“外事活动”，也是要他出面。买个种子、拉个化肥、交个公粮，同样是他出马。那时候，上级安排的外出劳务很多，象修水库、挖海河，上山打石头，外出修铁路，村里一定安排文海带队。公社组织的“大兵团作战”，“领导层”中也少不了文海。
文海姨夫是个厚道人。秋后，收了庄稼，秸秆堆在地里也分给社员做燃料，离村最远的那堆几乎每次都是姨夫背回家。谁家遇到个为难着窄的事，他也绝不袖手旁观，一定会施以援手。
那年，院子里的几棵柿子树的果实成熟了，一家人动手摘的摘，捡的捡，堆在堂屋。姨夫洗刷了两口大缸，把青涩的柿子洗净，一层层的码进缸里，浇进温度适宜的井水，盖上盖子，捂上棉被。几天后的一天晚上，姨夫对我说：“大十，明天起大早，我俩每人骑辆车驮两筐灠熟的柿子，到大厂城里去卖，那里的价钱好。”
睡的正香，就听姨夫叫我，“石头，起来咯。”我不情愿的睁开朦胧睡眼，见窗外还是黑漆漆的，月牙刚刚偏西。
“这么早？鸡还没打鸣呢。”我心里有气。
“几十里地呢，去晚了，人家该散集了，还卖给谁呀？”姨夫说。
“嗯。”我不得不起来了。
“早饭到了再吃，给你买油条豆腐脑。”姨夫在悬赏。
油条豆腐脑，现在不算个啥，那时候可是上等吃食，一年能吃上一次就算了不得了。于是，我加快了洗漱，也从院子里推出了那辆装着两蒌柿子的自行车。
天刚蒙蒙亮，就到了大厂城里的集贸市场，摆好了摊位。吃完姨夫端来的油条豆腐脑，开张了。他管约秤，我负责收钱，配合的还不错。一个买主秤完了柿子交钱，我一数不对，“大爷，少一毛多呢。”我不干了。那人回过头“就这些，没了。”“那不行！”我有点急。
“石头，得了，少点就少点，自家出的，算了。”姨夫一边给另个人秤柿子，一边对我说着。这时候，一个老太太带个小男孩从摊位前经过。那孩子嘴里嗦了根手指头，在柿子面前梭巡，脏脏的另一只小手摸摸这个摸摸那个，就是不肯离开。“奶奶没带钱”，拉都拉不走。姨夫顺手拿两个柿子递了过去，奶奶说那多不好意思啊，姨夫说，自家产的，不算啥。
那年，在北京工作的六姨六姨夫陪着也在北京工作的舅舅和新娶的舅妈回老家，老姨一家盛情款待。舅妈是一家大纺织厂的技师，人长的洋气打扮的洋气穿的也洋气，头上还烫着农村少见的羊毛卷，性格爽朗嗓门也大，大大咧咧，叽叽嘎嘎，很有些喧宾夺主的意味。在吃饭的时候，这个城里的嫂子总是拿农村帅气的妹夫开玩笑。老姨夫本来就不善言辞，在城里人面前确实显得有那么几分木讷与呆板。舅妈酒量很大，一大杯子白酒可以一饮而尽。酒过三巡的老姨夫此时再不肯示弱了。于是，拼起了酒。我明明看到舅舅悄悄的给舅妈的杯子里加白水，想当场揭穿，但作为晚辈的毛头小子又胆怯，不敢声张。结果，老姨夫醉了酒，吐得一塌糊涂。为此，我心中愤愤不平，如今也就成了不为他人所知的秘密咯。
文海姨夫是个精明的人。那些年，中国人过的日子都很艰难，农村人就更艰难。生产队里的工分，壮劳力一天也就毛八分钱，买个针头线脑、油盐酱醋什么的，只能“抠鸡屁股”。家里的几只鸡生蛋是舍不得吃的，攒起来到供销社换这些日用必需品。
为了让孩子们吃穿好一点，姨夫在农闲时就琢磨着倒腾点小买卖，挣点儿小钱。那时候不可以做大买卖，那是投机倒把。家里的院子大，姨夫就种些芝麻、蔬菜等作物，家用之外可以换钱。树上的核桃啊，枣子啊，花椒啊，收获了也拿到集市去卖。村里谁家杀了猪，就趸上一些，到更偏僻的村庄走街串户的叫卖。有时还带上我，可我不敢吆喝，嫌寒谗。姨夫说我杵窝子，当然是笑着说的啊。自家也养两头猪，但养大了也得拿出去卖，赚不了多少钱。于是，姨夫就养了两头老母猪，小猪仔价格高，可以多赚钱。母猪临产前，他不敢睡觉，整夜整夜的守在猪圈旁。生下猪崽，必须不辞劳苦的精心照料，丝毫马虎不得，那份辛苦就别提了。
秋后，队里分了一筐一筐的白薯，这是口粮中重要的一部分，吃起来不顶饿也不好吃。于是，姨夫就想办法，连同自家自留地产的白薯，小钢磨粉碎后打浆制成淀粉，然后漏成宽、窄和圆形的三种粉条，拿到集市上出售，这样增加了白薯的附加值。
早春，他总是提前做好白薯育秧的温床，俗称“白薯炕”。把去年贮存在干井的“白薯吊子”（麦收后，在早春白薯藤蔓上剪下枝条，栽在地里生根结成的细长形的种薯）取出，按规律排码在白薯炕上，覆盖土层，盖上草帘，太阳升起来后再揭开。每天喷水，加温，育出秧苗，捆成把，拿到集市上去卖。
这是项复杂细致严谨的工作，控温控水必须恰到好处，否则，就可能前功尽弃。不是出苗率低，就是秧苗生病。当然，这些活只能早晚工余时间去干。生产队下工，他随便吃口东西，他就得忙碌这些。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不能有任何懈怠。
后来，国家提倡城市绿化美化，他就不失时宜的在大院子里搞苗圃，培育龙爪槐、银杏等珍贵树种，收获颇丰。
文海姨夫是操劳的人。他是家庭的顶梁柱，时时处处都在忙碌，很少休息的时候。除了生产队上工，同时还担负了一定的社会工作，还要琢磨着怎样为家里增加点儿收人。那是靠辛劳与汗水所得啊。姨夫虽然沉默寡言，但是怜妻爱子，能做的都尽量去做，都尽量的做好。他们那一代人，夫妻之间很少把亲啊爱啊挂在嘴边，那种爱，那种对家庭的责任，是在柴米油盐、日复一日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有一天晚饭后，姨夫对我说，“石头，一会儿跟我去起猪圈吧？太满了。”这还有啥好商量的，我也算大人了，随即拿着铁锨去了西跨院。我们跳进猪圈干了起来，把圈肥一点点的清理出猪圈。其实，多了我，也就是多只青蛙增加四两力，紧忙活着也没扔出去多少。姨夫累得挥汗如雨，“歇会吧，抽袋烟。”他说着，靠在圈墙边抽起烟来。没一会儿，我听到了他的鼾声。是啊，他太累了。他能不累吗？家里外头的忙活，就没有个空闲的时候。
文海姨夫是亲情满满的人。母亲和她的姐妹们都很喜欢这个少言寡语的小妹夫，戏称他“老蔫儿”，但都佩服他的为人处事。亲戚间，谁家有了困难，他肯定会默默的帮你做些什么，而且从不张扬。别人是说了再做，他是做了再说，甚至做了也不说。面对别人的请求，从来没有“NO”。他种的白菜砍了，骑车几十里也会到泃阳给我家送去两筐。缺粮？也会送去一袋棒子或一袋面粉解燃眉之急。二姨夫过世早，家里孩子多，老姨夫的帮衬更多。我后来戏称自己家是“母系氏族”，那些年来往的亲戚除了姨们，就是姨家的兄弟姐妹。我们这一代晚辈十几个，提起老姨夫，都是佩服有加，尊敬感念之情溢于言表。在我的自传体小说中曾经提到过，姨夫出海河工回来送我的那顶栽绒帽子，是我人生中第一顶豪华、时髦的帽子。
还记得，那年我做腰椎手术，老姨夫六七十岁的老头，竟然租车跑了100多公里去看我。让我惊喜不已，感激涕零。
文海姨夫是个懂教育的人。他在晚辈面前从来不苟言笑，也从不夸夸其谈的教训人，和蔼可亲倒也说不上，但你绝不会有丝毫畏惧之感。我在他的身边待了两年多，从没有听到过他一句批评，更没有长辈对晚辈的呵斥。即使做了错事，只要你认识到了，他绝不会再多说一句。记得有一次，同村的一个男孩侮辱我，我气急败坏的抽了他一个耳光。人家的父母不干了，带着他找上了家门。老姨和姨夫忙不迭的赔礼道歉，终于得到了人家的原谅。风波过后，姨夫和蔼而严肃地对我说，人遇事要冷静，即使有理也不能随便动手。
可以说，在少年阶段，他是我心中的偶像。后来多年的沉默寡语，似乎也受到了他的感染，那是因为他身教多于言教。从他接人待物中，我学到了许多。比如，见了长辈要先打招呼问好，家里来“且”（客人）了，沏茶倒水递烟点火，吃饭的时候给“且”斟酒布菜，走了要帮忙推车子、提东西，送出门外等等。有一次，家里来“且”，我端起茶壶倒水，随手把茶壶放在了桌子上，老姨夫默默的移动了茶壶的方位。我看懂了，给客人倒茶，茶壶嘴不能对着客人的，这成了我大半辈子的规矩。
有一次，老姨夫拿了个本子，对我说，“石头，帮我把这些抄在纸上，你写的字比我好些。”我的字也不咋地呀。于是，我明白了他的用意，是鼓励我练好字，多学习。后来，我也理解了他的苦心，坚持读书自学，尽可能的增长自己的学识。
我在他家的时候，弟弟妹妹们还小，不知道他是如何教育自己子女的。后来，香香考进了师范，当上了英语教师，再后来成了高教。军军考进天津警校，当了警察，年纪不大就被提拔为县处级领导干部。玲玲考进天津大学，毕业后在中外合资企业工作，当上了大“白领”。母亲在世的时候，向我多次提起过这三个孩子的优秀。
老姨夫一个老农民，没读过什么书，也没有多少文化。但是，他无疑是个懂教育的人。
尽管我不是个爱串门走亲戚的人，但是，这些年来，只要我回泃阳，基本上都要回去看看老姨和姨夫。无论何时，来到他们身边都有一种家的温暖，有父母般的感觉。尤其是老姨那句“石头，晚上想吃点啥？”会让你瞬间融化。
慢慢地我也逾花甲，去看他们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在一次对他们的探望中，我发现，老姨夫挺直的腰板弯了下来，尽管仍然默默的倒茶递烟切水果，但已有明显的老态，唯一不变的是他的寡言。我和同行的兄弟妹妹们开玩笑说，要想让老姨夫开尊口，发议论，只有让他多喝几杯酒，这也是大家的共识。老姨夫说，不中了，现在喝不了了。
去年冬天，我和媳妇回她湘中老家的小县城暂住。那天晚上，已经就寝，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让我不由得一阵紧张。“喂，哪位？”“石头哥哥，我是玲玲。跟你说一声，我爸刚才安详的走了，明天就火化安葬。你太远，不要回来了。”此时，我有鲠在喉，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涕泪俱下。一夜难以安眠，往事历历在目，姨夫的音容笑貌清晰可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