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追思

清明追思

——我的姨夫姨母

他们相继离去了，安详地走完了相知相携相伴的一生。半个多世纪的婚姻，平淡如水的生活，与日俱增的亲情，无论是年轻时艰苦的日子，还是晚年的形影相伴、亦步亦趋，他们始终如一，相濡以沫，坚守着爱的承诺，承担着家的责任，直至生命的最后。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他们正值青春，风华正茂。老（小）姨当然是很熟悉的，那个一同进门的高大英俊的陌生人，母亲让我叫他老姨夫。于是，在姥姥的大院子里，有了老姨夫这个正式的家庭成员。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尽管人们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苦难，但是，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情依然是高涨的。在生产劳动与社会活动中，生长在同一个半山区小村庄的这对青年人相爱了，开始了他们六十年的婚姻生活。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而婚姻的过程却是漫长而繁复的，它不仅需要磨合、谦让、包容，还必须共同承担家的责任与义务。爱，其实很简单，而爱的天长地久则需要两个人不懈的努力与付出。

姥姥的院子很大，除了外孙、外女的偶尔叨扰，长期居住的人却很少。老姨出生时，没有见到过已逝的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出嫁的几个姐姐，都有了各自的生活，同父异母的哥哥在北京工作，很少回家，老姨夫便成了这个家的顶梁柱。

老姨夫家是个大家族，兄弟姊妹七个。作为长子，他必须早早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孝敬老人，照顾弟妹。同时，在这个新的家庭中，也必须有所担当。他是沉默寡言的人，尽最大能量默默地付出。好在两家相距不远，彼此能够照顾。

在我的记忆中，老姨应该是出嫁到夫家的，住在村南小院一间低矮的厢房里。他的弟弟妹妹们长大了，贫困家庭的住房也显得十分拥挤。而姥姥一个人住在大院子里，未免空旷与孤单，便征得舅舅的意见后，让姑爷与小女儿住进了自己的家。此后的几年里，大院子里相继添了一男两女，祖孙三代住在一起，清冷的大院子里烟火气便越来越浓，家庭氛围安宁与祥和。

那时候的农村生活相当艰苦，好劳力每天的工分收入顶不上几个鸡蛋的价值。生产队下工后，姨夫姨母便花心思经营这个大院子，喂猪养鸡，栽菜种粮，为了一家人的温饱终日忙碌。

人们常说，两口子过日子，“夫唱妇随”是理想的生活模式，有它一定的道理。姨夫是个孝子贤兄，尽管住进了岳母家，依然承担着照顾父母弟妹们的责任与义务。老姨从小体弱多病，妈妈及姐姐们百般呵护，养成了任性娇纵、直言快语的性格。而婚后，却能不断地修正与改变自己。在她的意识中，嫁了人，就应当把“贤妻良母”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在处理婆家、娘家的琐碎事务中，尽可能地一碗水端平，甚至向夫家倾斜。虽然住回了娘家，但丈夫的孝行及对家人的关照，深深地影响引领着她，使她努力扮演好长媳、长嫂的角色。公婆生病，她一定过去问安，侍候汤水；小叔子成家生子，她也一定回去帮公婆操持......。几十年过去了，小叔小姑对她都是恭敬有加，几个妯娌亲密无间。在这样的大家庭里，在那样艰苦贫穷的日子里，能够如此的谐和、温馨，实属难能可贵。

那一代夫妻很少把情呀爱的挂在嘴边，但爱得深沉、爱得细腻，爱得具体实在，爱的目光永远投射在对方的安危冷暖上，感受着相互关爱的幸福。那一年，公社派姨夫带队外出劳务修水库。回来时，用攒下来的微薄津贴为老姨买了一件“棉猴”（带帽子的棉衣），他想弥补在婚姻中对妻子的亏欠。自己家里人口多，日子过得清苦，结婚时也没有送给妻子一件像样的衣服，而妻子却毫不在意。这可是件“贵重”的礼物。妻子埋怨他不该花这么多钱，但他却看到了她难以掩饰的欣喜与幸福。老姨到镇上赶集，穿上了这件平时不舍得穿的棉猴，买东西时怕弄脏了，便脱下来挂在自行车把上。谁知，竟被人偷走了。她伤心极了，那是丈夫的情义呀，是丈夫在水库工地劳作一冬节省下来的啊。为此，暗暗地落泪，不敢让姨夫知道。姨夫从自己母亲那里得知后，便安慰着妻子，别难过了，咱再慢慢攒钱买件更好的。

人们常说，“夫妻间性格互补，生活才能稳定与和谐”，姨夫姨母给出了近乎完美的诠释。姨夫不善言辞，沉稳低调，但在村子里的威信很高，这源于他的明德善行、乐于助人。而老姨天性率真、嫉恶如仇，在生产队里有时难免得罪人，自己也被气的够呛。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姨夫都能很好的予以化解，乡里乡亲的还是和为贵。在家庭生活中亦如此，过日子难免“铲子碰到锅沿”，姨夫很少针锋相对，据理力争，而是默默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一切。鸡毛蒜皮有必要争得孰是孰非嘛？一次，夫妻俩为生活琐事拌起了嘴，或许是丈夫“强势”，或许是妻子忍让，很快就不吵了。姨夫走后，老姨用粉笔在屋里水泥地上，写下了这样两行字，“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是告诫自己？还是警醒丈夫？抑或是要获得精神上的“胜利”？外人就不得而知了。渐渐地，他们磨合出了相互理解与包容，相互谦让与妥协的夫妻之道。

当然，北方大汉的姨夫难免“大男子主义”，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有时也使他“忘乎所以”，面对此时“不讲理”的妻子会大光其火。但这样的情况，在他们之间少之又少。知青下乡时，我在他家住过的两年多里，只有过一次。至于因为什么，我是不清楚的，只是看到老姨哭了，而且哭得很委屈，两口子好像进入了“冷战”。两三日后，姨夫对我说，“石头，明儿骑车去李景庄子，接你姥姥回来。留神点儿，别把老太太摔着。”到三姨家接回姥姥的路上，我忍不住“告密”，“他俩打架了”。坐在后面的姥姥只是“唔”了一声，并没有追问，让我这个告密者很尴尬。说实在话，我喜欢姨夫更多些，他的豪爽义气，精明能干以及为人处事的方式让我打心里钦佩。但是，这次还真有点心疼自己的老姨了。

我和姥姥回到家，一切如常，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打过招呼后，老姨笑眯眯地递过一杯水，姨夫给姥姥送过“烟笸箩”（姥姥抽烟），装满烟袋锅，点着了火。

这没啥好奇怪的。女婿待岳母胜似亲娘，别看不哼不哈的，生活中细心照料得无微不至。老太太知道女婿的品行，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做的比说的多”的懂事明理的女婿。也清楚女儿任性嘴尖，得理不让人的脾性。我估摸着，姥姥在背地里少不了一顿对女儿的教训。

这场“风波”就这样悄无声息的过去了。

“男主外，女主内”是中国式普通家庭的生活样态。姨夫用他的勤劳与精明，尽力创造着这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之日渐富足与充裕。他年轻时常常被公社抽调带队外出劳务，后来又调到乡政府，繁忙的工作使他很少顾家。奉养老人、抚养教育子女等，大多落在了老姨柔弱的肩上。她知道丈夫在外打拼的辛苦，任劳任怨地操持这个家。因为，他们的心是相通的，目标是明确一致的。

姥姥去世后，大院子以及房产的处理出现了问题。按说，老姨一家住在这里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女儿是没有继承权的。生活在北京的舅舅在舅母的撺掇下，主张卖掉。老姨心里怎么能平衡呢？便坚决反对，努力争取自己的权益，甚至出现了矛盾。姨夫豁达知性，耐心地劝说妻子，“那是老徐家的祖产，你已经是刘家的人，不要因此纠结、纷争而影响亲情。”他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让妻子儿女过上好日子。同村的堂兄以及姐姐们出面协调：既然要卖，何不卖给已经住在这里多年的妹妹？舅舅也还大度，低价转移了所有权。于是，一场家庭财产的纷争圆满的化解了。姨夫的做法，也博得了亲戚与乡亲们的赞誉。

姥姥在北京去世，正是“文革”闹腾的时候。为了不违背她回乡土葬的遗愿，子女们不敢声张，便连夜将老人送回老家，腾出一节墙柜装殓。老姨夫凭借在村里的威望，获准在村北的一个土坡下，让姥姥入土为安。尽管没有留下坟茔，姨夫姨母照例祭奠，从不缺少必要的礼数。多年后，姥姥的遗骨归葬原籍，这是老姨所不能接受的，她不愿意自己的亲娘离开，这个心结一直不能解开。姥姥没有亲子，姨夫便象儿子一样，每逢祭日或清明，都骑车前去岳母的坟前祭扫，已尽人伦之道。

在姨夫姨母晚年的时候，被弟弟接到蓟州城里居住。有一年，我去看望他们。姨夫对我说，“大十，明儿清明，跟我到院外给你姥姥烧点纸。”然后默默地走了出去。我跟在后面，看着他蹒跚的脚步，心头一热，眼眶顿时湿润。孝道，这就是孝道。姨夫这把年岁了，依然在延续着传承着。

姨夫姨母的这一辈子，克勤克俭，没有过多的奢求，只祈愿家和人安。孝敬长辈，培养子女成才是他们的最大愿望，也是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三个子女从农村先后考学进城，入了党，在不同的岗位为人民服务，也在为家族争光。但是，在这背后，他们付出了多少辛劳、汗水与心血？

他们这一辈人，在孩子们小的时候，一个“糖疙瘩”都舍不得放进自己的嘴里；在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含辛茹苦，操持着衣食冷暖；孩子们大了，依然歇不下来，继续为孙儿孙女们闪耀着余光。

柴米油盐，日复一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然而，他们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传统，赓续着一代强似一代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