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灯

煤油灯并不是老物件，在收拾老屋墙角的时候，我看到那盏落满灰尘和蛛网的马灯，就想起了童年的往事。

不到四十年的光阴，电赋予生活巨大的变化，以至于我的回忆有一点不真实，它们就像黑白记录的影像，因为分辨率极低而显得模糊。

这盏马灯在我家所有的煤油灯之中，一定是最新的那一个，它那时崭新、锃亮，优美的腰身发出的光亮在漆黑的夜晚中多彩绚丽。相较于那只永远停留在长桌上的坐灯，坐灯仿佛老头，而它宛若少女。

坐灯来到我家的年头我并不具体知道，总之，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它在我的记忆中，盛油的铁皮底座表面的轧花纹路沾满了灰尘和油脂，原本要表达的图案和文字都模糊地看不清楚。底座中间焊接的圆管均匀分布着渗油的孔洞，粗布条或者棉花绳做成的捻芯从端盖露出，已经被浸润成了黢黑的颜色，单薄却披着烟熏颗粒半透明的灯罩松松垮垮卡在端盖的四支撑脚上。

坐灯白天缩在老屋的阴暗里，默默地，从来不曾有一丝喘息，在桌面繁杂的瓶罐、盒子、书本等等物件的掩盖下，似乎不存在。每当夜晚来临，它才有了声响，不但呲呲地燃烧，间或噼噼啪啪地爆裂，闪现一些细小的火花碰触在玻璃罩壁上；它这时的光亮笼罩着满桌的杂物，飘散的烟气裹挟着屋内每一粒尘埃，就像那些尘埃看到了白天的太阳光芒，不停地起舞。

暖暖的灯光映照着红色的炉火，老屋里弥漫着一股温馨的味道。

这只坐灯的姊妹是一只同样年长的老马灯，老马灯的来源和那只行军水壶一样，据说他们产自同一个工厂。行军水壶黄帆布背带，军绿色的油漆之中裸露出来的铝壳在阳光下像镜子一般明晃。坐灯早就丢弃了，行军水壶则挂在墙角和新马灯作伴，虽然也是外表斑驳，但它身子骨硬朗，密封盛水不在话下，绝对不会出现一丁点跑冒滴漏。

新马灯的到来和我有关，或者说，是我让它进了这个家门。

那年冬天，雪异常地大，积雪靠近年关的时候已经将近一米厚。

夜晚，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让躲在草垛里的老麻雀酣睡，它们甚至把头颅相互扎进对方浓密的腹毛里。为了解馋，除了给雪地里的野兔下套，这些肥嘟嘟的麻雀是孩童们最乐意捕捉的小东西了。

我提着老马灯，打着手电筒，背着背篓；邻居家的伙伴扛着网兜，手持竹竿。马灯在夜里远远的看去，就像一颗天上的星星，它闪亮着孩童真实的美梦，它带来的些许温暖也同时驱散了双手的寒意。

那是老马灯最后一夜，收获那些老麻雀安抚它们进背篓的时候，我不小心摔落了它。灯罩粉碎，支架变形，显然不能用了。

麻雀脑子能治手抖，我不记得是母亲给我说的这句话还是我道听途说。

那一夜的我拿回家的麻雀，去干净毛皮，下锅油炸，母亲把所有的香喷喷的小玩意分给我们，她却不留一只。我们每人从自己的碗中拿出来一只给她，她最终推脱不过，只是说，我吃头罢，脑壳能治我的手抖。

其实，麻雀的脚爪和脑袋我们都是不吃的，麻雀的脚爪和脑袋上没有肉。

老马灯被我弄坏了，母亲没有责备我，转天，她买了一盏新马灯，那盏马灯在商店里的价格抵得上攒一个月鸡蛋卖出去的钱。

我很爱惜新马灯，不管家里谁用了它，我总会第一时间把它收好。新马灯落了灰尘，我用棉布擦拭干净，灯罩被烟熏黄了，我用肥皂水把它擦亮。

我再也没有提着新马灯去捉麻雀。

一两年之后，用上了电灯，所有的煤油灯都下岗了。我心爱的马灯，它如何辗转到老屋的角落，年代久远，我的确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