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老师吗？

前两天，到小区一号门外的小药店买药。不料店主却贴了一条告示：“因本店装修，敬请各位亲们一周后再来”。于是我便转到2号门外，记得那儿前不久新开了一家药店。

店主是位中年妇女，柳眉杏眼，笑容可掬。付款时，她杏眼圆睁，直盯着我看：

“您是，您是位老师吧？”

“嗯，当过。”

“就是嘛，一看就看得出来。您肯定是知识分子，而且，肯定是个学霸”。

“哈哈，这都看得出来？是因为我的白头发吗？”

“不、不，气质，您的气质不同——和那些来买药的老太婆完全不一样，她们……”。

啊！这也太直白了吧！我不禁甚为诧异；但对她的眼力、她的公关能力，也的确佩服。

不过，倒也是——“你是老师吗？”这样的问题，初次见面的陌生人也常这样问我；而我，也的确当过老师——那是在无需“教师证”的年代。

01、

初登讲台是在我下乡后的第二年。

1969年3月，我和妹妹、汉君、汉江，四人一起从重庆南开中学——我们的母校，也是我们的家（我们两家的父母都在南开教书），到山东昌乐县尧沟公社北楼大队（汉君的老家）插队落户。第二年，因为公社东埠郭联中需要一位数学老师，于是六七届高中毕业的我便被抽调到那所学校去教书。东埠郭大队是丘陵地区，距离北楼大队有十多里远，我便住在学校了。

山里的孩子都很朴实，对于我这个大城市来的“大妹儿”，都爱瞪着眼睛看。学校小操场边有一个水泥砌的乒乓球台，每次我和学生一起打乒乓时，都会有许多孩子围观：

“大妹儿打乒乓就像跳舞一样，忒好看！”

我也挺喜欢这些孩子，记得还带学生们到附近的一条河边去观察过桥梁的结构，借此讲解几何图形呢。

一次偶然的机遇更使我对这帮孩子刮目相看。

那天中午，下了一场大雨。北国的五月天，雨说来就来说去就去，雨势又大又猛，如瓢泼一般。担心北楼知青点的土坯房会漏雨：16岁的妹妹还和汉君姐弟一起留在那里呢；晚饭后，尽管天已放晴，我仍心急火燎地赶回北楼去。

路过薛家村时，只见一辆辆小推车来回穿梭，社员们正在往场院送粪。此时天已经黑下来了，我忽然看见两三米高的崖头上亮着一盏油灯，有几个孩子正在那儿打快板：

“张大爷不简单，他能推走一座山。”

“薛二妮忒能干，小车推倒帝修反。”

啊，刘江龙！——我一眼认出了我的得意门生，“那不是我的学生们吗？”我好奇地站住了。

原来孩子们正在为开夜车送粪，大战三夏的社员们加油呢！我脑子里立时出现了电影《英雄儿女》中在志愿军行进的队伍旁，打着快板加油的王芳们的形象。不由对这帮孩子刮目相看。

第二天，学校便接到了薛家村大队党支部的一封表扬信。

“大路旁，崖头上，一盏油灯分外亮。”对，文章开头就是这样写的——被孩子们深深感动的我，按捺不住满腔激情，连夜在办公室赶写了一篇文章“让毛泽东思想照亮千家万户”。（现在我还记得其中两个小标题：一封感谢信、弟弟促哥哥。）文章写成已是凌晨4点，为了让它当天就能在县广播站播出（天知道我怎么会如此自信，根本没想过可能会不用我的稿件），我便立即向县城赶去。

从东埠郭到县城没有公路，但我知道县城是在东方。既然是在东边，向东走就准没错。当时我认定的就是鲁迅先生的那句话:“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总是选那被众人踩得发白的路走。

翻过了一道道岭，一面面坡；问过一位又一位老乡，我竟奇迹般地闯进了县城。

当天晚上，全县各乡各村各家各户的喇叭头子里，就都响起了我的这篇文章。我竖着耳朵听，啊，县广播站的确是在原汁原味的全文播放呢！尽管我写得很长。

02、

第二次是在文革结束后的1981年，我刚从国营812厂工学院毕业。厂工学院是三年前组建的，面向全厂青年职工招生，我们是第一批学员。专职教师几乎都是由一线的老工程师转行的。

当时，愿意干这一行的人很少，一则是对于“臭老九”心有余悸，二则是待遇太低。我们是三线厂，国家对一线工人都有健康补贴，叫做“保健”，其金额近乎等于当时工资的一半；另外还按月发放从肥皂到牙膏、白糖、菜油等当时必需凭票购买的生活品。而当老师呢，这一块儿好处则大大削减了，有的只是象征性的、按季度发的一点东西。

我被要求留校主要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在全班首屈一指”，是大家公认的“学霸”。记得那天在厂电影院排队买电影票时，我前面的两个人就在谈工学院：

“嗨，工学院，就那么回事儿，其实还是‘七二一’换汤不换药。”（七二一大学又称七二一工人大学,是文化大革命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内的产物。）

“哦，不，不，学生不一样了，是经过考试招的。其中有高手哟，那个姓郭的女生就是上清华的料。”

而那个“姓郭的女生”就是我。作为重庆南开中学高六七级的高材生，较之于同班同学，一群小我近十岁的小字辈，自然是技高一筹了。（他们虽然也算高中毕业，但是天晓得在十年动乱中都学了什么。）就因为这样的口碑与共识，我，一个年逾而立的毕业生（全班共50人，平均年龄23岁），就由校长提名，厂长审定，成了厂工学院最年轻的老师。（全校共8名专职教师，包括校长、书记，平均年龄四十岁）。

校方的意见是要我教理论力学或材料力学（这也是我们化机专业的主课，两门课都是由自贡化院请来的老师给我们上的）；但我觉得这两门课对实验能力、动手能力都要求很高，而自己又恰恰不善于此，于是便推辞了。李校长又说：“那你就教外语吧。”当时我们的英语科任老师是一位留苏回国的老工程师，为了辅助他教学，我们也收看中央电大郑培蒂老师的英语课。李校长说我长得很像郑培蒂，“出去进修一下回来教英语准行”。我想，这倒挺好，我也挺喜欢英语的；但主管教育的刘副厂长却不同意：“数理化那么好，教外语可惜了”。

“那就教高等数学吧”于是我便毛遂自荐。高数是大一的基础课，教我们的是从生产车间借调来的工程师，张振国老师。他曾是清华大学的留苏预备生，深受我们的敬佩；毋庸讳言，我也是他的得意门生。领导们都欣然认可，于是最后拍板——让我教高等数学。

留校后，我就被派到重庆大学进修高数，指导教师是重大基础科学系高等数学教研室主任张奇俊副教授。

张先生的课教得之棒，完全让我耳目一新：形象的比喻、透彻的分析、循循善诱的引导……简直把高等数学讲活了！我简直听入了迷。每堂课都孜孜矻矻地记笔记，巴不得把先生的音容笑貌，每一个提示，每一种比喻……全都记下来。进修期间，我一共写了上万字的心得体会（至今还保留完好），也深得张先生和系主任的好评。

是张先生精工细作、一丝不苟的每一堂课，使我懂得了一个教师的职责：教师对教材必须十分熟悉，融会贯通……；是张先生的谆谆教诲使我明确了努力的方向：职工大学学生的入学水平、接受能力都应作为组织教学的一个依据；张先生精湛的教学艺术更使我跃跃欲试，对今后的教学充满了向往。

一年的进修结束后，我正式成为了厂工学院的高等数学主讲教师——虽然是职工大学，学校仍十分郑重地为我配备了助教，一位专门负责改作业的老师。

怀着满腔激情走上讲台，兴奋地实践着张先生的教学方法；学生们的积极反馈更使我深受鼓舞，于是便一门心思扑在教学上。（至今还完好地保留着六、七本精心制作的、图文并茂的高等数学教案呢）。

在工学院，我入了党，并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相片也上了厂工会的光荣榜。

1987年，工学院扩建，要搬出山沟，搬到位于宜宾市的总厂去（现已更名为“核工业职大”）；但是，我爱人却走不开（他当时是分厂一个大车间的负责人）。与其两地奔波，不如……于是我决定改行：当时分厂技术室正急需搞英语翻译的人手，而英语也是我所喜爱的科目；我便申请调到分厂技术室工作。

一个厂的事儿，怎么都好通融，我的调动便也顺理成章。调到分厂技术室后，我被派到苏州医学院（部属院校）参加英语培训，结业后便开始从技术情报工作，直至退休。

03、

这第三次么，嗨，怎么说呢，其境遇真让人啼笑皆非。

那是2001年，我退休之后。当时成都市的人才市场已闪亮登场。想到我所珍藏的那些高等数学教案，不由一阵冲动。于是借着到省城看儿子的机会（儿子正在电子科大上大学）我便跃跃欲试：不妨再当当老师，教教数学呢。

当时已是九月下旬，招聘教师的单位已经很少了；不过，在报纸的中缝里我还是查到一条消息：尽管那是一处武术学校，但毕竟它要招聘数学老师。

兴冲冲地走进招聘大厅。只见沿墙摆着一圈桌子，上面都挂着白纸红字的招聘告示。我匆匆浏览过那些不相干的工种，快步走过那些标示着年龄界限（远远小于50岁）的案桌，终于找到了报纸上的那处目标。

上前一问，果然需要数学老师。我也没像周围那些求职者一样：陪着笑脸讨表、填表、递表；便信心满满，径直开始了自我介绍。职称：工程师，现已退休。专长：曾在职工大学教过多年高等数学，并且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听完我的毛遂自荐，那位招聘者也并没要求例行的填表程序，便慨然应允：“要得、要得，乖（郭）老师”，他操着浓重的专县口音说，“您想教小学班咹还是初中班咹？”

“啊，小学？呵呵”我不禁哑然失笑，“那就，初中吧。”

接过我的证件（退休证），他摇头晃脑地念起来，看了又看，忽然质疑起来；

“退休前职务：工程师？！吔，啷个不是教师咹？教过好几年职工大学，您肯定也有教师证哟？”

“嗯……工程师还不行吗？”这倒是我始料未及的。

“这个，咳、咳，我们招的老师都是要经过教委批准的，没得教师证，这个，恐怕不得行哟。”

“哦……”

然而，有必要申辩吗？申辩高等数学对初中、小学知识的涵盖；工程师对演绎初中数学的从容……

我忽然感到一阵轻松，一种解脱。本来嘛，教武术学校的初中数学，就已经是大材小用了；况且，从微积分的"±∞"返璞归真到1、2、3、4、5，自己所珍藏的几本高等数学教案，还用得着吗？

“哦，那就算了吧。”

平静地收起那本印着金灿灿的国徽的退休证，我从容地说了声“再见”，便撇下满脸狐疑的他，转身径直朝大厅门口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