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在网上偶然看见了国家部委退休老干部孙刚同志的一幅旧照片;孙刚同志在年龄上是我的叔伯辈,我忆起了自己和孙刚同志若干年之前在天柱山的一段往事。
孙刚同志担任过国务院国务委员谷牧同志办公室(简称“谷办”)的秘书职务,以及国家旅游局的常务副局长职务;孙刚同志的“老首长”谷牧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若干年之前,我是“小地方的小年轻”,之所以能认识“大京城的大干部”孙刚同志,则与当年的“谷办”有着间接的缘由:彼时,正值暮春之际,谷牧同志代表国务院考察黄山旅游业,并且派遣了随行的孙刚同志代表“谷办”考察天柱山旅游业(天柱山与黄山距离比较近,同属安徽省,同为中国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风景区,而且都已经于近些年被评选为世界地质公园)。
我当时作为天柱山管理处评定的首届先进工作者,很荣幸地遵照该处的处长的安排,接待并陪同了孙刚同志考察天柱山旅游业的公务活动;我因为要向孙刚同志介绍沿途的天柱山风景名胜资源,所以与孙刚同志并肩迈步,而该处的处长则是趋步于孙刚同志和我的后面。
在我的印象中,孙刚同志有着儒雅、博识的学者风范;当我介绍天柱山的禅宗文化典故的时候,他从禅宗在中国整个佛教历史上的渊源角度加以简明扼要的阐述,使我聆言受益。
我记得自己当时介绍了天柱山三祖寺作为中国佛教禅宗第三代祖师僧璨诵经宝刹的沧桑历史,又提及了禅宗第一代至第五代的五位祖师(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的衣钵传承关系;孙刚同志对我的这个话题,进行总结道:“虽然中国的慧可禅师确实继承了印度达摩禅师的佛禅衣钵,但中国佛教禅宗真正的第一人应该是慧可禅师;如果没有慧可禅师,那就没有禅宗的传承和发展。现今的安徽省岳西县司空山,在南北朝的北朝时期,是慧可禅师弘扬佛义的福山宝地;慧可禅师把印度的佛法跟中国的国情相结合,使佛教获得了彻底的中国化,适合了中国士大夫与老百姓的信佛意愿,这是慧可禅师以及司空山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巨大贡献。”孙刚同志的这段论述,使我更准确、更全面地认识了禅宗文化,深悟了司空山与天柱山的绵延千年的禅缘。
在我的记忆中,孙刚同志还有很幽默的一面;他听了我介绍的天柱山上的名胜故事,遂很风趣地自称是“听故事的人”,并且很和蔼地善待我这个“讲故事的小年轻”。
暮春时节,雨水倏频,好在天柱山管理处提前为孙刚同志准备了雨伞,并已预先安排我为他撑伞遮雨;他却主动接握了伞柄,而且亲切地表示:“我是听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应该撑起雨伞,为讲故事的人遮雨。”他的如此热心肠的言行,使我这个“讲故事的人”深受感动。
我至今还记得那次的行程中,孙刚同志用鼓励之语,高屋建瓴般地嘱咐天柱山的旅游业工作者:“天柱山的旅游资源很丰富,虽然尚未成为黄山那样的热门旅游区,但是天柱山的同志们要做好旅游业的‘持久仗’工作,要对天柱山发展成为热门旅游区的前景充满信心。”
若干年之后,孙刚同志的鼓励之语果然应验了,天柱山逐渐发展成了热门旅游区,天柱山管理处也升格成了天柱山管委会;然而,我却过早地离开了天柱山的旅游工作岗位,应聘赴任了安徽省铜陵市旅游局铜都旅行社的总经理之职,后又辗转蹉跎于多个行业,每每自感辜负了可敬的孙刚同志的上述鼓励之语。
{备注:邓丹晴的原创散文《天柱山上,他是用心听故事的人》原载安徽《城乡文化》纸刊201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