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记工簿

搬家时，无意中在旧物里翻捡出母亲的一个记工簿。这是只有巴掌大的一个小本子，发黄的纸页上，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母亲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某个月份里的出工情况。捧着这个小本子，多少往事又似潮水般涌来，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记得那时是在生产队里，每天收工回来，晚饭过后，各人都要拿着一个小本子到生产队的那间小屋里记工。记工，就是生产队的记工员把各个社员当天的出工情况，比如干的是什么活，得多少工分，如实地记在本子上，因为那时是要靠工分吃饭的，工分越多，相对来说分配的口粮就越多。为什么说是相对的呢？因为那时的分配原则是：打下的粮食，除了交缴公购粮外，余下的则按口粮70%、工分30%分配。口粮是按人头平均分配的，不管大人小孩，也不管年老体弱，并且占的分配比例又大，因此那时又叫吃大锅饭。而工分虽然占的分配比例小，但也是不可忽视的，毕竟能分到一定数量的粮食。因此，那时母亲为了多挣工分，几乎没有缺过工，每个月的出工日总是满满的，这从我现在手中的这个记工簿上便可看得出来。从本子上看，这个月是三十一天，而母亲的劳动日也整整是三十一个。可以想象得出，在这个月里，母亲可能因过度劳累而腰酸背痛，举步艰难，也可能因头痛脑热而痛苦万状，她是硬撑着身子出满勤的。我记得那天母亲大概是得了感冒吧，全身烧得就像一团火，但她仍坚持要出工。父亲连连劝阻，母亲就是不听，说多挣几个工分，孩子就能多吃上一口饭。父亲气得直摔东西，也还是拗不过母亲。但母亲最后还是服了父亲给她的那种叫做止痛退热散的药，才下地干活。不仅这样，母亲还要加班加点。比如本子上好多处都这样记着：中午加班割牛草80斤，3分；晚上加班脱粒，3分；夜里看守红薯园，4分，等等。那时，每个劳动日是十分。就是说，你一天的劳动，有十个工分，上午五分，下午五分。而母亲每个月的工分，总在四百分以上，从中便可知道母亲加了多少班，干了多少额外的活。

那时，出工收工都是一窝涌，干好干坏全都一个样。因此，有人就趁机取巧，出勤不出力，就像当年给日本鬼子干活一样，老在那里磨洋工。但母亲不一样，她既出勤，又出力，并且总是想着法儿，把自己手中的活干好。我记得，有一天队长分配我和母亲去一块稻田里整修田埂。所谓整修田埂，就是在田埂上找出老鼠洞螃蟹洞或是什么洞的堵上，并抹上一层厚泥巴，为的是防止田里的水漏掉。眼看天要黑了，还有一大段没有干完，我就对母亲说明天再干吧。母亲摇摇头，说再加把劲就干完了，省得明天队里再派人来。我点头称是，但活儿却干得马虎了。母亲看了，便很生气地对我说，你不干就别干，要干就要干好。你是拿了队里的工分的，要对得起这工分，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要干那种糊弄人的活。说完，硬是逼我返工。那一晚，我和母亲一直干到天黑了脸，直到母亲把整修过的田埂重新捡查了一遍，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才回家去。几十年过去了，母亲的话还时不时在我的耳边响起。每当我干起什么活儿时，好像总听到母亲在对我说，你不干就别干，要干就要干好，使我从中受益不少。而每当我领到每月的工资时，也总会时时记起母亲对我说过的那些话，于是我便也默默地告诫自己，你是拿了国家工资的，无论做人做事，都要对得起这些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小小的记工簿，是那个时代留给我的一个印记，也是母亲留给我的一个印记。上面所记载的，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母亲在那些岁月里，一滴滴辛勤劳作的汗水。此刻，我捧着它，仿佛又看到母亲那张慈祥的脸，看到母亲那双勤劳的手，更看到母亲那颗纯朴善良的心。母亲离开我已经好多年了，但母亲永远活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