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生日

（散文）

黄承林/文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周日正逢父亲的生日，周六我便从江城匆忙赶回家乡柏林，为父亲祝寿。

父子相见，兄弟相会，亲情相依，本是天伦之乐，让人愉悦的事情。而这次看到父亲，心中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进家门时，见父亲佝偻着身体，闭着眼睛，斜靠在沙发上，似睡似醒。我轻声地叫他，他根本听不清。只得提高嗓门再叫。他用左手揪起眼皮，勉强睁开眼睛看我。用微弱的声音说：“林娃，回来了？这么远回来干啥？”

我说：“现在很方便，坐动车组，三个多小时就回来了。”

母亲就大声故意抢白他：“你说老二回来干啥？你知道，明天是你什么日子吗？”

父亲说：“已经不中用了，还过个啥子（生日）呀？孩子们都忙！”

我说：“再忙也该回来的。”

父亲又揪起眼皮看我。我感觉父亲揪在我心上。

父亲的眼病已是痼疾，一直让我们兄弟揪心牵挂。而新近又有高血压、冠心病之症状，更让我们提心吊胆。听母亲讲，就在不久前的一天，父亲突然晕倒过去，险些酿成灾难。所幸抢救及时，这才转危为安。

父亲揪着眼睛，用他那厚重的声音问我：“荣子、秋闻、春鈺，他们都好吧？”

我说：“都好！本该一起回来的,可是……”

不待我说完,就听父亲说:“都好就好。”又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我现在啥用呢。这腿脚好像不是我的了。”

我说：“没事的，等明天过了生日，再到医院去打几针就好了。”

父亲说：“还打啥呀？我这毛病就是医生给打的，原来也没有这样糊涂，现在好像脑子给换了一样。”

听着父亲的话，我的心里顿感惭愧。

我知道，农村的医疗水平和条件，确实比城里要差很多。但是，父亲这把年纪，已经习惯了农村的生活，我们又不敢轻易的给他转换环境。记得我还在十堰工作时，总想把父亲接到自己小家，尽尽孝心。而每次不到一周准生病，而回到农村自然就好了。

晚饭时，我本想陪父亲喝碗酒。母亲说：“医生叮嘱，这段时间千万不要喝酒。”于是我们都准备吃饭。

父亲突然大声埋怨母亲说:“我不能喝，你咋能不让娃子们喝呢？”

母亲掩饰说：“林娃说他胃疼，不想喝。”

父亲说：“啥胃疼？黄酒又不伤胃。林娃看我不喝。”父亲又转过脸，轻声对我说：“林娃，你咋不喝呢？你要喝的，你别管我，我喝了真是不舒服。”

听着父亲的话，我的心里顿感酸楚。

这时候，母亲已经端来黄酒。我把黄酒碗端到父亲眼前说：“爹！你看，我喝！”说完，我大喝了一口。

我把酒饭放在桌子上，开始为父亲的碗里夹菜。父亲看我喝了，他也开始吃菜。

父亲说：“你多喝点，这回你妈做的酒没劲。”可是，当我喝第二口时，竟然感觉有几分醉意。显然亲情浓如酒，比酒更醉人。

后来，我真喝醉了。七旬的父亲，一直在身边陪我。

我醉眼看父亲，真的有几分朦胧。七十多年来，父亲历经许多沧桑和磨乱，似乎呈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乃遗腹子，名讳天赐，大名永举。生于民国二十六年，农历丁丑年[牛年]二月十三。对应公历是1937年3月25日。父亲刚满百日，北京就发生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

人生最大悲哀之一是少年丧父，而父亲则是生未见父。国家最大的灾难是列强入侵，而父亲恰逢此劫。父亲真可谓积家国之难为一体，注定一生命运多坎坷。然而，父亲始终是那样的坚强、勤劳和朴实。

七十多年来，父亲所经历的很多很多。而此时此刻，在我心里对父亲除了深深的敬重，似乎一切都难以言表，更难以用文字描述。

早上起来，天已大亮。我下楼洗嗽，见父亲早已起来。

吃完早饭，我就陪父亲在后院里坐着。父亲就给我捣鼓起为祖父立碑的事情。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和我拟的一幅给祖父的挽联告诉了父亲。他很平静地说：“你们兄弟看着办吧！我老了，不中用了。”

我看父亲确实不大舒服，赶快到镇上的医院，为父亲买了一些药回来。

这时候，二妈、七爹、十爹等家门亲戚来了。他们带来了贺礼。

大家就坐在一起唠家常。不知不觉就到中午。

在农村一般是晚上过生日的。但我要赶回武汉，加上几个亲戚来，中午也要吃饭。于是，我便亲自下厨，做了中午菜。

父亲依然没有喝酒。我就陪几个家门亲戚喝酒。考虑下午要坐火车，不敢贪杯。其实，看到父亲这个样子，哪有心情畅饮呀！

匆忙吃完午饭。看父亲又佝偻着身体，闭着眼睛，斜靠在沙发上，似睡似醒。我轻轻地走过去，坐在父亲的身边。对着父亲的耳朵说：“爹，你到床上去躺会吧！晚上大家要正式向你祝寿呢！”

父亲说：“这样靠着怪好的。”又呢喃地说:“已经不中用了，还过个啥子（生日）呀？”

因为四弟可以开车送我到火车站，这样时间相对宽裕。我就想多陪一会父亲。父亲就这样似睡似醒的靠在沙发上，我就靠在他身边。父亲闭着眼睛，我没有说话。

眼看应该走了，我正在想如何给父亲说呢。

父亲突然说：“林娃，你该走了，别误了火车，误了工作。”

听到这话，我鼻子一酸。

我忍着泪水，对着父亲的耳朵说：“大爹，祝你生日快乐！大爹，我走了，你保重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