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三次醉酒

父亲第一次醉酒是25岁那年。

上世纪60年代初，商洛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出现了大面积的旱灾，以往商州城外的丹江，水深在2米左右，人们会从河里捞出二斤重的大鱼，可在那一年，江水竟然完全干枯，平常宽阔的河面一下子变成了干河滩。面对这种情况，政府号召群众大力抗旱。就在这关键时刻，身为县委秘书的父亲被一宁姓的副书记叫到了办公室，说当地群众发明了一种龙骨水车，可以把丹江河滩里挖出的水引上山坡，父亲听后十分惊奇。接着，宁副书记给了他一沓资料，并要他以最快的速度写篇新闻报道。接受任务后，父亲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只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就将稿子写好了。临下班前，他把写好的稿子拿给副书记把关。没过几天，稿子被全文刊登在省报上，一时间在县委引起了轰动，不长时间报社还寄来了稿费。

一天中午，父亲正准备下班去灶上吃饭，宁副书记和另外一位副书记却叫住了他，说要去外边下馆子请客。在馆子里宁副书记买了两瓶白酒，他们两人一瓶，另一瓶作为奖赏给了父亲，两位副书记一边喝酒一边夸父亲是商州城里的笔杆子，是人才，年轻气盛的父亲那经得起副书记的夸奖，得意忘形地将一瓶吹了喇叭，没等饭菜上来就沉沉睡去，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下午。

在那个特殊年代，任何事情都会发生，何况那是一篇经县委领导把关的新闻稿。那次醉酒不但让他的胃难过了好几天，而且父亲还认为，那是一篇吹牛浮夸稿件，每每回想起来，就感到不安，那篇违背了新闻写作基本原则的稿件，虽然发表了，可事后他才得知，那个龙骨水车根本就不存在，更不要说能引水灌溉了。

也就是这一次的醉酒，点燃了父亲的创作激情，不长时间，就以当地的火热生活为题材，创作出了许多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作品。他把这些作品寄给了心仪的作家柳青，求得他的指导，没想到柳青给他泼了一盆凉水，并送了他一句后来被广为传诵的至理名言，“苹果熟了自有掉下来的时候，不熟也不要勉强。”父亲牢记柳青的教诲，默默耕耘，不问收获，终于等到了苹果成熟的那一天。小说《我和永清》、诗歌《测量队来到丹江边》、现代戏《桑园人家》等作品先后发表，尤其是《桑园人家》在《延河》发表并出版了单行本后，轰动了商洛，从此，他的创作热情更为高涨。

父亲的再次醉酒是改革开放之初。

正当父亲的创作进入旺盛期，十年动乱的阴霾一下子笼罩了他的心，一条“内部控制”的神秘指令将他打入了另册，不但剥夺了他做人的尊严，而且剥夺了他发表作品的权力。一贯视写作为生命的父亲不得不放下了心爱的笔，开始用酒精麻醉自己，他一边过着被下放、蹲点的流离生活，一边积累素材、吸取生活营养，直到“拨乱反正”的春风吹进了商洛，他才又拿起了心爱的笔。

记得那年阳春三月，十年动乱刚刚结束，百废待兴，祖国处处洋溢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那天，父亲的挚友高平先生，携西安的文朋师友一行五人来丹凤采风，他们一下车就径直来到了我家，在那间筒子房里，与父亲喝酒畅聊。酒酣，高平先生约父亲写稿，父亲问需要什么内容，高说“随便”。父亲拉开身旁的抽屉，取了篇抄写整齐的随笔，高说“好”!等送走了高平一行，父亲酩酊大醉。三天后，那篇随笔被刊发在省城一家报纸的“雁塔晨钟”栏目。接着，高来电话要父亲继续支持。父亲又寄了一篇，父亲连续寄了数篇之后，那家报纸便给父亲开设了“寄寞庄杂话”专栏，从此，父亲的书房“寄寞庄”称谓一直延用至今。

父亲的第三次醉酒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

时隔八年后的1987年，父亲的杂文写作已进入井喷期，夏季的一天，县上领导要在家中宴请市上来检查文化工作的领导，而那位领导也正好是父亲的挚友，父亲理所当然被邀请作陪。那天喝的是啥酒，父亲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那酒绵延醇厚，香味浓郁，还没过三巡，人们的话就多了起来，除了一些闲话外，多是酒后的官场话题。

家宴结束已到了晚上，微醺的父亲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来到了丹江边吹风，吹着吹着竟在石瘪子上睡着了，等他一觉醒来，一轮圆月早已挂在江边的白杨树稍上。他一轱辘爬起来回到家里，坐在卧室兼书房的抽屉卓前，就着一盏灰黄的台灯，将酒桌上的话题，幻化成了一篇杂文《话说暗示学》后，才沉沉地睡去，在蝉的一声声吟唱中醒来，已是中午时分。

父亲把抄写整齐的稿子，寄给了《文汇报》，被发表在“笔会”的杂文征稿专版上。不长时间，《文汇报》的杂文征文评奖揭晓，父亲的《话说暗示学》得到了几个评委的一致好评而获奖，成为父亲杂文写作中重要的里程碑。

在此后的写作中，酒仍然陪伴着父亲，高兴时喝，烦恼时也喝；寒冷时喝，天热时也喝；繁忙时喝，空闲时也喝。喝过的酒有成千上百的茅台、五粮液、西凤、剑南春，亦有太白、秦川大曲以及乡村的包谷烧。这些或好或瞎的酒，不但让父亲滋养了身体，还幻化成了一篇篇优美的文字，在愉悦自己的同时也愉悦了读者。

而今，已迈入90岁门槛的父亲，尽管眼花手抖，酒量也大不如以前，却对酒与写作仍然一往情深，不得不令我称奇，在钦佩的同时，祝福父亲艺术之树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