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长寿的黄埔一期生孙元良将军

2015年6月，台湾影星秦汉（原名孙祥钟），重走他父亲孙元良将军当年的抗战之路。秦汉来到雨花台，他说：“南京，六朝古都，它留给我的印象沉重而阴郁。1937年12月，父亲带领部队守卫南京，战败而退。对于这场战役，父亲用‘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来形容。身为后人，我无法想象他曾经历过的艰苦与悲愤。”

对于孙元良在南京保卫战中的功过是非，史学界、民间褒贬不一。长期研究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的孙宅巍先生认为：“3名旅长阵亡2名，6名团长阵亡3名，营长阵亡11名，八千余人为国壮烈殉国。南郊阵地上的第88师，与他们留守上海的同胞一样，坚守到了最后一刻，阵地失陷，非不为尔，实不能也。”

2007年5月25日，孙元良在台北逝世，享寿103岁，成为最长寿的黄埔一期生。孙家后人刊登启事，未来将依孙元良遗愿，选择适当时机迁葬南京。大陆媒体以“抗日名将孙元良在台去世”为题进行报道，肯定孙元良多次参加抗日战役，尤其是在淞沪会战期间，坚守上海闸北阵地，有力迟滞了日军的进攻步伐。

祖籍浙江绍兴的孙元良，1904年1月出生于四川成都华阳县大坝巷五号一户殷实之家。孙元良著有回忆录《亿万光年中之一瞬》、《地球人孙元良：日常事流水记》。前者写于一九七0年，是孙将军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回忆录。该著作问世后，一时洛阳纸贵，再版三次。以下片章，选辑于该著作。

满清大臣端方被革命党人杀头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爆发，清政府急遣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统湖北新军两个团入川镇压，在进军成都途中，湖北新军闻知武昌起义消息，一时思乡心切，军心动摇。

端方此时似乎也嗅到了危险，与下级军官们结拜，说自己本是汉人，祖先陶姓，原籍浙江，先人在满清入关时入了旗籍。

一天夜晚月黑风高，革命党人冲入行辕，将端方兄弟拉到天后宫门前。这时，端方向大家哀告说：“我们都是同胞，素相亲爱，若要关饷，自流井四万银子马上可到。今天饶兄弟一命，将来对各位与国家定有相当办法。”

同志们的答复是：“你今天遭此劫者，是你先人种下的祸根。你先人当满清入关，投入旗籍，献媚敌人，残害同胞，无非想子子孙孙世世代代永做大官，你今天受报是天理循环。你知当满人入关，扬州、嘉定的屠杀，及薙发、文字狱等残害同胞，无所不用其极。一个读书人误写一个字，轻则坐牢，重则被杀；一个老百姓不愿剃头，就格杀勿论。这笔血债，现在是该偿还的时候了。你待我们私感固然不错，但是公仇怎能不报？”

此时，端方垂首，方寸以乱，无言以对，只不停喊着身边的贴身卫士：“快来救我，快来救我！”，瞬间，脑袋已经落地。

据史料披露，端方待下属宽厚，他的被杀绝非出于苛刻暴虐。随同其入川的一位士兵回忆：“端方为稳定军心，极力笼络部下：有的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其弟到军营问候；有的士兵亡故了，端方修书哀悼；沿途官民送吃送喝的劳军，端方做出先尝毒的姿态。甚至有的士兵受不了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轿抬着他。”端方之死的不同记载，关键的区别在于杀人者的动机，不是为军饷而泄愤，而是为革命而“大义灭亲”。

辛亥革命中，罕有清廷高官被杀，包括“瑞澂辈误国殃民，罪魁祸首，竟逃显戮”，一个个平安着陆。时人感慨“独端方不保首领，岂天之欲成其名耶！”。

革命党早欲除去端方，因其能力与号召力，如“使其久督畿辅，则革命事业，不得成矣。”章太炎就曾直言不讳：满人“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因此“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在“壮烈”的革命恐怖行动之中，被列入暗杀对象的，都非贪腐而民愤极大者，却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员。

藏族蛮丫头持枪抵抗保护四川总督赵尔丰

辛亥年中，原四川新军军官尹昌衡在骗取了原四川总督赵尔丰的手令后，其随即来到边防军驻地宣布接管这支部队，并命令继续驻扎南苑“保护大帅安全”。同时，尹昌衡还宣布，加发恩饷一个月，当晚又设宴款待官兵们，让他们饮酒狂欢。而在暗中，尹昌衡秘密调集新军将边防军包围，用火炮形成压制，如有异动，即行解决。

深夜时分，尹昌衡委派死党陶泽锟为敢死队队长，后者带兵冲进赵尔丰家中将其抓获。

在此过程中，赵尔丰的一名贴身丫头（一藏南蛮女）持枪抵抗，最后她死于乱枪之下，她算是殉了赵屠户。赵以惩治番人藏人严酷著名，想不到在临为危难时会有一个西藏小姑娘挺身而出保护他。

这一过程，也就是后来革命党们所津津乐道的“智取赵尔丰”。敢死队长陶泽锟由此青史留名，并收获了一个团长的位子。

被押到军政府后，赵尔丰曾谓尹昌衡曰：“余何罪于公？”

尹答道：“公得罪于四万万人之一乎！”

赵问:“能相活乎？”

尹说:“既此非我意，当语众绅。”

毫无疑问，此时众人的意见一致认为:“尔丰屠川人，川人死于兵者数十万，死于乱者百万，是夫之肉其足食乎？”

尹昌衡即令陶泽焜当众将赵尔丰斩首，并将其头颅挂在树上，示众三天。

在平定兵变并杀掉赵尔丰后，尹昌衡声名大噪，群情慑服。

然而，历史总有其复杂多面性。事后，曾亲身参与辛亥革命的郭沫若记下了民众对赵尔丰之死的微妙反应，说：“赵尔丰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起来。”

很大程度上，赵尔丰也算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吏，辛亥之前的四川虽说乱，但毕竟乱而不倒。至于其死后，四川更是一乱就是三十几年。

而赵尔丰所率的边防军对于清末藏南的安定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被杀后，藏区局势遂一发而不可收拾。

至于新官尹昌衡，其平素放荡不羁，在广西期间即诡称“酒不丧行，色不害德”。当上都督之后，年不过27岁的尹昌衡更是骄纵十足，犯了好酒贪色的老毛病。

他在任都督期间，曾将某年轻美貌的老板娘收为妾室而毫不顾忌舆论的指责。在后来的西征途中，尹昌衡也毫不检点，经常粉墨登场唱戏，甚至乘醉调戏少数民族妇女，举止轻佻狂妄。

差一点被枪毙的北伐军团长

孙元良出生时，当年他父亲孙廷荣六十五岁，他是家中的第六个儿子，也是最小的幼子。川军与黔军在成都打巷战那年，川军把装满黑火药的棺材拖进孙家斜对面皂角树附近挖掘的地道中，意图来个大翻天。孙家人见状赶紧外出避难，孙元良为此吃了几天馊饭，不过捡拾子弹壳又让他收获一份最后的童趣。

1922年，孙元良赴南京就读东南大学附中，在校勤奋攻读，成绩优异。翌年，他报考北京大学未被入取，改读国立法政大学政治科。1924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创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北京方面选定青年党员八人参加初试，孙元良就是其中之一。据记载黄埔第一至第四期学员基本情况的《详细调查表》，孙元良当年是由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人李大钊、谭熙鸿介绍入学。四月，南下广州参加复试，同行的四川黄埔同学曾扩情将随身一件大衣当了几元钱，顺手给了两毫，孙元良高兴地跑到甜品店也没问价钱，便要了碗鸡蛋茶，喝完付账才知要两毫数仙，无奈拿出怀表抵押，店主同情爱国青年参加革命，坚决不收。复试下来，孙元良顺利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他在“何以要入本校”一栏中这样填写：“一非解决经济问题，二非想升官发财，只相信三民主义”。

1926年7月，23岁的孙元良已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9月19日，北伐军攻占江西省会南昌。孙传芳不甘失败，迅即调遣精锐部队反攻，北伐军不敌退出，第1师师长王伯龄被蒋介石撤职。第一团在奉新一带苦战，孙元良请求增援，代理师长王俊在电话中说：“无兵可调，实在守不住，撤回罗坊、上富本阵地。”事后，王俊将撤退责任全部推到孙元良头上，蒋介石震怒，扬言枪毙整肃军纪。足部负伤的黄埔同学、营长李良荣大抱不平，趁蒋介石到医院看望伤患时，联合负伤官兵多人向蒋申辩，据说蒋听完后低声答道：“我晓得了。”

阴差阳错之下，孙元良东渡日本求学，先在京都野炮兵第二十二联队见习六个月，然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一期炮兵科。1929年暑假，孙元良与几个朋友到朝鲜和东北一带旅行，游记曾在天津的《国闻周报》刊登。但这次旅行引起日本军方强烈不满，不知道什么原因。距离毕业还差三个月的时候，孙元良无奈肄业。

守卫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

1937年8月9日，上海发生虹桥机场事件。11日晚上，蒋介石电令京沪路沿线部队向上海市区进发。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当机立断，令先头部队第二六二旅急速推进闸北，占领北火车站至江湾路一线。9月中旬，孙元良升任第七十二军军长仍兼师长。10月26日，日军突破大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下令转移苏州河南岸。

顾祝同打电话给孙元良说：“委员长想要第八十八师留在闸北，死守上海。你的意见怎么样？”既然是征求意见，孙元良略加思索后答道：“我不同意。如果我们死一人，敌人也死一人，甚至我们死十人，敌人死一人，我就愿意留在闸北，死守上海。最可虑的是，我们孤立在这里，联络隔绝了，在组织解体，粮弹不继，混乱而无指挥的状态下，被敌军任意屠杀，那才不值，更不光荣啊！”

觉得电话中不能详述，孙元良又派参谋主任张柏亭直接面陈。顾祝同明确表示：“国际联盟要在日内瓦开会，讨论如何制止日军侵略行为，所以委员长要留第八十八师在闸北分散游击作战，尽量争取时间，唤起友邦同情。”张柏亭强调“闸北地形不具备游击战的条件，而且第八十八师已先后补充六次，老兵只有十分之二三，故也难以分守据点”。顾反问：“那么，你们准备怎样来实践委员长的意旨呢？”张分析说：“既然是出于政略考虑，似乎不必硬性规定兵力，也不必拘泥什么方式，不如授权部队自行处理。”顾又问：“孙师长电话中，也曾提到这些，但没有说明究竟留置多少兵力？和守备何种据点？”张胸有成竹地答道：“部下认为选拔一支精锐部队，至多一团左右兵力，来固守一二个据点，也就够了。”

孙元良最终在来回踱步中决定，把一个团权宜变更为一个加强营，当即把“死守上海最后阵地”四行仓库的命令交给第五二四团中校团附谢晋元。加强营实际四百余人，对外号称八百人，这就是抗战历史上有名的四行仓库“八百壮士”。29日，孙元良收到了谢晋元的信：“窃职以牺牲的决心，谨遵钧座意旨，奋斗到底。在未完全达成任务前，决不轻率怠忽。成功成仁，计之熟矣。工事经三日夜加强，业经达到预定程度。任敌来攻，定不得逞。27日敌军再次来攻，结果，据了望哨兵报告，毙敌在八十人以上。昨（二十八）晨六时许，职亲手狙击，毙敌一名。河南岸同胞望见，咸拍掌欢呼。现职决心待任务完成，作壮烈牺牲！一切祈释钧念。”

后来，蒋介石下令“八百壮士”退入租界，但租界当局迫于日本压力，不准归队。谢晋元等官兵三百九十八人，从此长久羁留租界军营。1941年4月，谢晋元被敌伪诱骗的郝精诚等四位叛徒，用短刀猛刺身亡。

1941年12月28日，日军数百人突入孤军营，将手无寸铁的孤军全部押到宝山月浦机场拘禁。强迫他们挖战壕，做苦力。因为孤军反抗，日寇残酷镇压。把他们押去南京，关在珠江路老虎桥原第一监狱的俘虏收容所里。

孤军身处恶劣环境，但仍然表现出坚韧的毅力、顽强的斗志和严肃的纪律，每天由官长率领跑步和体操，这种精神激怒了敌人。于是第一步把官长和士兵分开，第二步将士兵五十人押去光华门，六十人押去孝陵卫，一百人押去杭州，另押解至裕溪口和南洋群岛各五十人。其余仍关押在城内原处，强迫他们做不堪忍受、无休止的苦力。

古今中外的战史，还没有发现四行仓库孤军八百壮士这样壮烈的事迹，他们身虽辱而志不屈。汉代苏武牧羊在北海冰天雪地中持节牧羊的情景，然而苏武终由敌国匈奴送还汉朝，而残留的万劫未死的孤军却由于日本投降，才能重新享受到光复后祖国的自由。

冒险泅渡献旗的女童军杨惠敏

中国女童军四十一号的杨慧敏，在1937年10月28日深夜，她将一面十二尺长的中华民国国旗裹在身上所穿着的童子军服底下，冒着战火危险，自公共租界出发泅渡苏州河，向四行仓库的英勇守军献送国旗。此一壮举和四十一的编号，立即由路透社传遍全世界，当年杨惠敏22岁。

翌日清晨，杨惠敏参加了守军举行的升旗仪式。当时守军连根像样的旗杆都没有，就临时找了两根竹竿扎成旗杆，配上绳索。升旗仪式规模不大，只有约二十余人参加。升旗仪式结束后，杨惠敏却不肯离开，表示要留在仓库为战士们服务。但此时仓库异常危险，据杨惠敏回忆，谢晋元亲自开了侧门，将她推了出去，并说“：我们永远记得你，去呀，冲过去，跳下河！”因为天色已亮，不可能原路返回，所以她跳入苏州河游回了对岸。杨惠敏回忆说，在跳河时，还有几颗流弹从她身边飞过。

杨惠敏所送至的国旗在四行仓库屋顶升起，鼓舞了守军士气与隔岸观战的民众，并获得当时驻扎在租界内的世界各国媒体之赞扬。杨惠敏与谢晋元的事迹被编写入各级学校的历史教科书中，他们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杨惠敏作为国民党宣传抗战的“形象大使”，曾被指派赴美国纽约华沙镇参加世界青年第二届和平大会。在美国，杨惠敏受到广大爱国华侨英雄式的欢迎，积极宣传了中国的抗战。

一语成谶黄梅兴旅长不幸牺牲

孙元良在日记中记载：“‘八一三’前夕，奉令率部自驻地乘火车到真如车站下车，增援上海前线。但我应于情况，将部队开上海闸北车站，恰恰赶上迎击敌军的侵犯，还击敌军第一枪。”

这一战，孙元良整整九十天没有回家。他的第一任太太吴懿辉带着两个孩子孙祥辽和孙祥辉隔河而望。剧作家田汉到前线访问后赋诗一首：

巨弹穿云望塔斜，疆场争夺血如花。环河抗日同艰苦，两月将军未过家。

开战第八天，88师二六四旅黄梅兴旅长阵亡。黄旅长阵亡那一瞬间，孙元良正与他通话，在交代完战事后，他向黄旅长开玩笑说：“我等你通话等了很久，我以为你阵亡了。”话音刚落，电话线就断了，临时指挥所受到致命炮击，黄旅长当场阵亡。孙元良与黄梅兴同为黄埔一期生，战友的阵亡让孙元良百感交集。他甚至对自己的玩笑话自责起来，他向来是不喜开玩笑的，在学校肄业，往往因同学开玩笑而弄到不欢，不知何以当天竟会向他说起笑话来了。

国军无论在装备、训练、后勤各方面都距现代化甚远，但88师仍坚守闸北阵地七十六天，被日军称为“可恨之敌”。“战争一天一天地延误下去，日军受创甚重，这真出乎自满自傲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意外。速战速决，竟成梦想。

军阀陈调元好色败德

陈调元给人以忠厚热情的表象，其实颇善营谋，为人慷慨，好应酬，尤善联络，足智多谋，工于趋附，笼络各派系军阀，且能见风使舵，善于估计政局的变化，是一个纵横捭阖的军人政客，故为蒋介石所器重，而其为人低下，以处事圆滑著称，军事才略平平。

1936年夏，军政部来无锡校阅第88师，孙元良安排他们一行十余人无锡城内第一家大旅馆里，而孙元良部队驻扎城关和惠泉山一带，他们从那里出来校阅距离较为便捷。所住旅馆的房饭钱，甚至他们换洗衣服的洗涤费，概有该师付给。这本来是不符合规定，不过数目毕竟有限，孙元良不便固执，也就随俗了。那知陈调元责怪孙元良不招待他住地处太湖之滨蠡园宾馆，大不满意，为了这一点小事，回到军政部谎报当时最精锐的88师有很多老弱病残。所幸军政部主管人员从旁探知他谎报的动机，并经明查暗访，谣言不攻自破，才不至于毁了该师的声誉。

陈调元的生活习惯过于腐败奢侈，无论是他的办公处或者他的私宅，他通常总是一样的排场：丰盛精美的宴席，输赢其大的赌博，顶上云土的鸦片烟膏，浓妆艳抹的妓女，样样齐全。甚至擦脚捏背的技工也被长期包着，以便随时享用。

陈调元后因喉癌医治无效，在重庆病逝，终年五十八岁。他的家人儿女为争遗产在上海外国租界法庭大打官司，暴露出他由剥削人民和部下而搜刮到庞大的赃款。

行军中的乐趣

1933年冬，孙元良的第88师驻军福州，他一生中永不能忘的是在雪峰寺的一宿。

傍晚投宿这个雄峙山顶、可容千僧的大庙时，正值风雪连天，佛殿屋檐下挂满冰柱。清晨出发，山上仍然是皑皑白雪。远眺福州平原，阳光普照，灿灿夺目。青葱的田野，蓊郁的果林一副亚热带的风景画展示在山脚下。全体官兵一起从内心发出欢呼。他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当前敌军的任何深壕坚垒都不能抵挡这一股踊跃的锐气。

1936年春，孙元良率部队由南京回驻南京无锡，这是他第二次驻扎该地，江南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孙元良的部队与当地的同胞相处融洽，不是由于军队与人民接近，而是军队与人民保持着尊重的距离。江南是比较富庶的农工区域，人民接受教育程度高，绅权重，富商多。孙元良的部队既不去麻烦他们，也不谄媚他们，自然获取他们的内心的敬重。

令人流连的江南风光，孙元良一次和妻子吴懿辉在太湖边散步，看见靠岸边一只小木船，船后装了不少活蹦乱跳的新鲜鱼虾。一位胖黑的壮妇坐在船头，孙元良向她买鱼。壮妇回答：这些鱼虾不卖，要留给我家老鬼做下酒菜。吴懿辉感慨地说，夫妻相濡以沫，这个世界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钱买到，农妇称他丈夫为老鬼，鱼虾不卖，要给他下酒，夫妻恩爱，民间语文，这是何等风趣。

晚年不提当年勇

1949年底，孙元良来到台湾。背着战败丧师之责，加上国民党高级将领间的内斗，他精神郁闷，最后选择了退役从商。

上世纪70年代初，孙元良一度旅居日本，开了一家名为"天福园"的面馆。

1979年，他重返台湾定居高雄，开设一家瑞祥针织品公司，自任董事长。退休后，孙元良到台北定居，闲来无事时著书立传。晚年的孙元良很少提及当年的往事，心境平和地专注养生；孙元良的第五个儿子孙祥钟，即是影视双栖的台湾资深艺人、偶像演员秦汉，他曾回忆说："即便是对自己的儿女，他也很少说起过去参与的战事。"

1989年，孙元良最后一次高调亮相。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否认1931年后日军在华大屠杀的事实。作为历史的见证人，81岁高龄的孙元良在台湾高雄市发表了一份抗议书，义正辞严地驳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谎言。

孙元良生前，他是硕果仅存仍然在世的黄埔军校一期校友。行事低调的他，他的后事家属依照其遗嘱指示不发讣文，只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告知亲友。他的骨灰则暂厝林口，希望能有机会迁葬回大陆南京。百岁老兵、抗日名将孙元良将军的遗愿，相信这一天终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