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壮士一女杰

庚子春节来临，疫情迎头棒喝。

导演管虎执导的电影《八佰》，却一骑绝尘，逆势而上，去年8月21日，上映后便好评如潮，以30多亿元的票房，夺得该年度冠军。

电影题材源于74年前，中国军队在上海组织“淞沪会战”，一支孤军浴血四行仓库。

号称八百壮士，实际只有414位袍泽。

2021年11月12日，《八佰》赴日本上映。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

这首热血澎湃的抗战歌曲《中国不会亡》，产生于1937年8月至10月的淞沪会战，这是十四年抗战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抗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涌现出“八百壮士”等众多抗日英雄群体。彰显了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爱国大诗人屈原的名句：“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年仅22岁的中国女童军杨慧敏，在10月28日深夜，将一面十二尺长的国旗裹在身上所穿着的童子军服底下。她冒着战火危险，自公共租界出发泅渡苏州河，向四行仓库的英勇守军献送国旗，鼓舞了守军士气与隔岸观战的上海人民。

近年来，通过有关“八百壮士”的影视剧，人们对“八百壮士”的英勇壮举有了更多的了解，但“八百壮士”之后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八百壮士的故事，应该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团长谢晋元指挥的八百壮士英勇抗日，第二部分是团长夫人凌维诚带领孤军营士兵艰辛备尝，挣扎生存。团长带兵打仗，团长夫人带兵“生活”。

谢晋元，1905年出生在广东蕉岭县农村，中山大学毕业后，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邂逅凌维诚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名营长。而1907年出生在上海一个商人家庭的凌维诚，毕业于上海务本女中和东南体育专科学校，擅长钢琴、小提琴、唱歌。

1927年，谢晋元与凌维诚相识于朋友的一场婚礼。他们分别担任伴郎和伴娘，惊鸿一瞥，决定谈婚论嫁。莅年，谢晋元在战场负伤，被送至汉口治疗休养。凌维诚多次乘坐轮船奔赴汉口探望。一年后伤愈。面对谢晋元的求婚，凌维诚不顾父母的反对，答应了下来。1929年9月，他们在汉口大华饭店举行了婚礼。

一年后，凌维诚在汉口生下大女儿谢雪芬。谢晋元随军队调到上海，凌维诚也回到家乡，俩人居住安家在龙华寺对面的寓所。凌维诚给谢晋元讲音乐、弹琴，谢晋元，给妻子分析国内政治经济和中日军事局势，凌维诚给谢晋元弹琴。六年的幸福时光，二女儿谢兰芬和大儿子谢幼民相继出生。

1936年春节过后，谢晋元与怀孕的妻子商量，让她把三个孩子护送到广东蕉岭原籍，凌维诚不假思索，郑重点头同意。谢晋元说：“等到抗战胜利那一天，我回老家把你们接回上海。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如是男孩就叫‘继民’，让他继承先辈的优良品格。”从此天各一方，阴阳两隔。

凌维诚在回蕉岭不久，生下了二儿子谢继民。公公婆婆年事已高，家庭的重担，都压到她头上。虽然谢晋元会定期寄钱回来，怎么精打细算，但入不敷出。

凌维诚开始学种田，一位上海名门闺秀，脱下旗袍和皮鞋，下地干活。播种、挑粪、施肥，农活经常让她精神和身体都面临极限考验，但她一次次都挺了过来。谢晋元最后跟她说的那句“胜利后我会回来接你们。”成为她的精神支柱。

谢晋元牺牲，举国哀悼。在蕉岭县乡村的凌维诚，没能等来丈夫接他回上海的消息。噩耗传来，34岁的凌维诚，感觉整个世界都坍塌了。但生活还要继续，家里的老人和小孩还需要吃饭。凌维诚决定以柔弱的身躯撑起这个家庭。

1941年夏天，蒋介石在重庆召见凌维诚。她在军人护送下，从广东蕉岭出发，途经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辗转来到重庆。

“民族英雄谢晋元虽然只活了36岁，他是我的黄埔学生，老师为他感到骄傲。”蒋介石接见了凌维诚，赞扬她是一位巾帼英雄，独自抚育丈夫的父母双亲和四个孩子。蒋介石说：“现在抗战期间，生灵涂炭。等到抗战胜利后，国家定会照顾烈士遗属。”重庆妇女界为她举行茶话会，宋美龄、何香凝、李德全等出席作陪。凌维诚观看了电影《八百壮士》，她为丈夫感到自豪。

凌维诚领取丈夫牺牲后的5万元抚恤金，回到蕉岭县，她把丈夫的抚恤金分成两份，一份给公公养老，婆婆已经逝世。一份购买了三亩田，自己耕种，抚养四个孩子。从当年的上海小姐，已成为皮肤粗糙黝黑手上满是老茧的农家母亲。以前琴棋书画，现在关心柴米油盐。

1946年3月，在抗战胜利后的莅年。凌维诚决定卖掉部分田产，打包好行李，带着四个孩子来到汕头，希望能从这里坐船去上海，想回家乡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让孩子们能接受教育。但是公公年纪大了，他们走后，谁来照顾老人呢？去上海山水阻隔，这车资到哪里去筹措呢？

或许是公公也看出了儿媳妇的心事，主动收养了一个流落到蕉岭的难民姑娘做孙女，以此养老送终。凌维诚听从了公公的建议，卖了一部分田产凑了些盘缠，将大部分田产留给公公和干孙女。

凌维诚手中的积蓄，不够买五张船票。作为一个母亲，她有些自责，但并不想让孩子们失望。她找到轮船公司，说明情况，并报出了丈夫的姓名。轮船公司经理知道抗日名将谢晋元，慷慨应允免除这一家人的船票和食宿。

凌维诚携带四个孩子，从广东乡下回到了上海。她离开到返回，时间一晃十年过去了。昔日繁华的十里洋场上海，满目疮痍。而她再也不是当年跳踢踏舞的青春少女，她已经变成一位饱经沧桑的农村中年妇女。她按着丈夫的旨意，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老人和孩子，毫无怨言地奉献了家庭，

凌维诚和雪芬、兰芬、幼民、继民4个子女，列队整齐地站在父亲的坟前。年仅10岁的小儿子继民，他从未见过父亲，此时他站在坟前，双眼盯着墓碑上镶嵌着的父亲的瓷画像，喊了一声：“爸爸！”这是他第一次叫唤爸爸，只是不知爸爸听见没有？

谢晋元牺牲后，被追授陆军少将，当时全国人民都在纪念他，特别是上海，还专门设立了晋元路，晋元中学。凌维诚感到宽慰，仿佛丈夫仍然活着。

凌维诚听说丈夫的昔日部下都还在上海，应该找到他们，了解丈夫最后几年的情况。于是在上海各大报章上刊发了一则消息：“抗日将领谢晋元遗孀昨日抵沪，下榻新新旅社。”

孤军营的老兵，他们之间有一部分在抗战胜利后陆续回到上海。当年在谢晋元遇难后几个月，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向日本宣战。日军强行占领了公共租界，孤军营的战士，被迫成为日军苦力，一部分被押解到安徽运煤，一部分被运到南京和杭州做苦力，反抗最激烈的50人，被发配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座海岛为日军修建机场。这批人被打死、饿死、病死14人，最终抗战胜利后辗转回国的有36人。

“我们团长夫人回来了！”消息不胫而走，更像是一则召集令。第二天，孤军营几个老兵就来到旅社报到，劫后余生，他们向凌维诚敬礼：“见了夫人和孩子们，我们放心了。”不过几天，散落在上海各个角落的数十位谢晋元旧部，陆续前来报到，他们喜上眉梢：“我们是团长的士兵，也是夫人的家人。以前我们听团长的话，今天开始，我们听夫人的话。”

孤军九死一生终于盼到抗战胜利，却没人给他们安排工作，大部分流落街头，一日三餐难以为继，只有靠苦力和乞讨为生。凌维诚感到如鲠在喉，作为团长夫人，她觉得有责任让丈夫的旧部，活得有尊严。

看似柔弱的凌维诚，她坚定地说：“你们的团长牺牲了，但我是团长夫人，责无旁贷，我会挑起来他留下的担子。”

可能凌维诚当时都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决定，会让她余生和丈夫的旧部绑定在一起。

怎样解决孤军旧部露天而眠的问题？吴淞路466号有栋日本人留下的三层楼房，机不可失。凌维诚和几个孤军军官商议后，让老排长李春林，带着几十号人强占下来。抗战胜利后，各方大员争相接收敌产，谁先抢到就算谁的，这幢楼原本被三青团看中，已经搬进了部分家具。但八百壮士在上海家喻户晓，数十人出动，还有团长夫人“坐镇”，三青团一看傻眼，不自量力，只好识趣撤了。

凌维诚一家人和孤军老兵，在上海总算有了个安身之所。大家决定将二楼让给团长夫人和孩子住，三楼隔成多个小隔间，给没落脚地的老兵住，一楼则当做铺面出租。老兵虽然有了住处，但找工作比登天还难。

凌维诚想起了蒋介石之前的谈话：“胜利后国家定会照顾你们”。她在1946年6月，带着两个儿子，带着孤军旧部的期望，前往南京求见蒋介石。凌维诚在南京没有见到蒋介石，宋美龄说了一句：“你先回去吧，会安排上海市政府关照你们的。”而上海市政府，则将他们推给社会局，各方之间互相推诿，没有下文。

汤恩伯获悉，敬佩抗日名将谢晋元，提议让孤军老兵加入他的部队。官升一级，随军开赴内战战场。被孤军官兵一口回绝：“八百壮士不打内战，我们不当炮灰。”

凌维诚开始四处托关系求人，将有文化基础、有手艺技能的老兵安排出去工作。上海铁路局局长王兆槐，是谢晋元的黄埔四期同学，一次就安排了八个老兵去做铁路警察。会驾驶的老兵，去当司机，会写算的，去航运公司上班。

她带着孤军战士尝试过开设一条从原孤军营到外白渡桥的公共汽车线路，车都找好了，但第一天就被警察堵着不让营业。她还派人接管日军留下的大达码头，为此还与青帮大打出手，30多名孤军战士被抓进警察局，最终为了让老兵出来，她只能答应退出码头。

虽然安排出了二十多个老兵去工作，但依然还是有很多孤军老兵没有生活来源。求人不如求己，只有自救，才是唯一的出路。凌维诚带着老兵们组成四行孤军工业服务社，为上百名丈夫的旧部积极寻找出路。

服务社生成、经营“孤军牌”毛巾、袜子、肥皂等日常用品。申城人民对八百壮士有着与生俱来的血肉情谊，他们购买日用品，首选孤军牌。服务社的生意逐渐有了起色。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一年的时间，经手钱款的孤军老兵跑了。凌维诚再次陷入绝境，而老兵中也开始人心涣散。

三年内战爆发，上海物价飞涨。朱胜忠、石洪模等四名孤军老兵，无钱吃饭，只能铤而走险多次杀人抢劫。

之前，朱胜忠曾来找过凌维诚，他说：“夫人，我们四位陕西老兵，准备离开大家了。”凌维诚问他：“你们打算去干什么呢？”“还不知道，走一步算一步吧，在四行仓库和战俘营都没死，我们命硬，怕什么呢？这件大衣是回上海的时候，别人送的，你拿去当了给孩子买点吃的吧。”朱胜忠一会儿语无伦次，表示愧对团长的栽培，一会儿又说别人介绍了个生意，或许能发财，到时候会来报答大家。当时凌维诚并没有意识到朱胜忠的真实意图，等到事情发生后，才反应过来，但为时已晚。最终，四名孤军战士被判处死刑。凌维诚组织几名老兵，含泪将他们的尸体掩埋。

1948年，凌维诚组织老兵们，将丈夫墓地及原孤军营附近的六十多亩地围起来，租给外地逃到上海躲避战争的人们搭棚，收取少量租金。这笔钱除了一小部分供几个孩子就读，其余都分给了生活困难的老兵。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有110多人来领取生活补贴。

1949年，迎来解放。上海的房产都在登记造册，重新分配。凌维诚给上海市长陈毅写了一封信，说明了吴淞路466号三层楼房和谢晋元墓地周围空地的历史，以及孤军营老兵的现状。陈毅市长获悉后马上批示：谢晋元参加抗日，为国捐躯，其遗属应予照顾。吴淞路466号房屋及墓地一段归谢晋元遗属使用，一切费用减免。

凌维诚和孩子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住所，在人民政府的关心安排下，介绍她进入江南造船厂待遇较好的单位工作。凌维诚决定放弃，但为了照顾子女，选择在里弄托儿所工作，担任副所长兼保育员。后来调到里弄服装厂工作，直到1973年办理退休。

孤军老兵，没能在上海安家的，大部分在50年代初陆续返回原籍，很多人离开时都会来向团长夫人告别，凌维诚总是给他们一笔路费。几位老兵临走前，跪在谢晋元的墓前，他们哭诉：“谢团长，你为国捐躯，我们无能，还来叨扰你的家人。”

凌维诚安慰老兵：“我丈夫虽然牺牲了，但全国人民都知道他的名字。而你们，九死一生，但为活了下来，挣扎着生存。每个活着的孤军士兵，都是了不起的英雄。虽然别人不知道你们的名字，但你们的团长知道，我也知道！”

在老兵陆续返乡后，对于丈夫旧部的救助并没有结束。在三年困难时期，住在宝山的孤军士兵郭兴发家里揭不开锅，找到凌维诚。她虽然自顾不暇，还是将自家口粮分了一半给了丈夫的昔日部下。这些大米，凌维诚在台湾的小妹妹一家寄来款项，兑换成外汇券购买而来。

凌维诚依然与孤军老兵保持着通信联系，她记得一百多个老兵的名字。此后的几十年间，每当一个老兵离世的消息传来，她都会在笔记本上划掉对应的名字。

1991年1月6日，84岁的凌维诚在上海新华医院逝世。临终弥留之际，她将泛黄的笔记本交给孩子，对他们说：“本子里面记载名字，都是你们见过的那些叔叔。他们与你父亲曾经在四行仓库一起写下遗书，立志同生共死，他们历经艰难，但从不埋怨叫苦。我帮助他们，希望你们继续接力下去。相信你们父亲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

孩子们向母亲承诺：“孤军老兵是我们的家人，我们会继续帮助他们以及后代。”

八百壮士最后一位战士杨德余，在2010年逝世，成为历史绝响。

从此，世间再无八百壮士，留下的只是他们的传说。

将军遗孀承遗志，八百壮士一女杰。

世人都在悼念团长谢晋元，团长夫人凌维诚，何尝不是这段传奇故事的主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