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是从心里抽出去的丝。老屋疼的时候,心就会疼。
我10岁的时候,我家建了新房。我是渴望去新房里又极渴望住在老屋里的。作为一个敏感的乡村少年,我向往新房的一切新鲜的东西,但我更迷恋老屋,老屋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像情人的一切。
我小小的心的世界,有一个情人的世界。
一
老屋说不出是什么结构。三间房子,像一杆手枪,每一间都不同大小,最有意思的是,我们称之为卧室的那间房,竟然比另外的两间房地势低很多,大概是因地制宜,从这间房的后门出去,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池塘,地势慢慢地低下去了。房长长的,头对头放下两张床,还是长的。这似乎正合了我的意。我的心里,总是喜欢那狭长狭长的东西,比方火柴盒,我在很多宾馆里发现那种狭长的火柴盒里装着长长的火柴,我总要欣喜若狂,以至于要拿着那长长的火柴,爱不释手地看好久。
最小的房间像一间黑屋子。没有窗,曾长期兼做厨房,屋子被熏黑了。从这间房出去,是一个沟凼,这是湖南农村常可见到的,沟凼平时用来倒污水,种田的时候,又可以用来做肥料。沟凼其实很小,但小的时候,我总认为很大。老家故了老人,送老人上山(抬去坟山),我家门前的路总是必经之路。棺木一般是八个精壮男人并排抬,路又很窄,这沟凼经常就成为一道天险。因此,每次故了老人的棺木经过我家门前,那步子就要格外的迈得小心,一不小心,人就会掉下去。
这沟凼竟是我的乐园。
沟凼里竟有小生物,红红的小小的一条,在污水里扭着身段,跳着舞。我拿一条小棍去逗弄它,它却全然不理,依旧扭着身段,像个小小小小的女人。沟凼里有时还有蝌蚪,也是小小的,摆动着尾巴,我也拿棍子去拨弄它,它也不理,这边挡住,它那边游过去。因为水脏,终究不敢,而终究也不知道,这到底是蝌蚪呢还是更小的其他的生物。
父亲总是说,这沟凼很深,不要在沟凼边玩。父亲还说,以前就有人掉下去过。父亲的说法显然引起了我无限的兴趣,我一直就想知道,它到底有多深,人掉下去了会怎样?这么想着,一边恐惧着,一边就有了小小的冒险的刺激。
一天下午,我又在想着做那件冒险的事。终于找到一根比自己身高要长很多的棍子,兴致勃勃地往沟凼里插。沟凼里有很多东西,腐烂的树叶、菜叶、稻草,棍子怎么也插不进。一时兴起,我索性拿棍子将这些黑乎乎的东西搅起来,又缠在棍上,一不小心,将棍子一扬,那些脏东西就往前飞去。
此时,我的堂伯母,正坐在沟凼前一个石墩上做针钱活。那一串黑黑的东西,准确无误地打在了堂伯母的身上。小小的我,当时不知道我家的关系与堂伯母家的关系并不好,而我这一“挑衅”行为,直接激起了事态升级,外交部门式的忍让、警告及提出严正抗议,在那时的农村统统的无用。堂伯母当即发飙,认为我一个小孩子这样有意挑衅,一定是大人背后指使。母亲出门来,正准备去哥哥读书的学校开家长会。听到堂伯母的咒骂,母亲立即奋起回击,当即两国边界硝烟弥漫,我吓坏了,丢了棍子赶紧灰溜溜地逃回屋去。从此,我不敢随便走出那扇门。
很多年后,我也有了小孩。好几次,我问儿子,是否记得小时候的某件事某件事。儿子总是一脸茫然,什么也记不起来。儿子很哲理地总结说,三岁以前的事他都不记得了,所以,三岁以前都是我们帮他过的。而到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这件事,记得那个下午,甚至依稀记得那个下午母亲和堂伯母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我手中的那根棍子还依稀地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根据儿子的总结,我那时大概也应该在三岁到四岁之间吧。这么说,我的记忆是从一场吵架开始的。
很多年后,我回老家。堂伯母已经作古,两家的矛盾早已化解。经过老屋,我特意去看了那个沟凼。沟凼早已被填平了,而它竟然是这样的小,没有我办公室里两张办公桌那么大。我站在边上,很失望,迟疑了很久,想用脚去量量,但终究没有。
走过了,我又回头,又看了很久。
从什么时候起,故乡的一切不再是儿时那么大了?故乡的老人,却还总是儿时的那个老人。
二
我上学了。
上学后,老屋出入的门就改了。那天我放学回家,看见几个工人正将另一间房的墙上挖开一个门洞,父亲在边上忙碌着。原来那扇通往伯母家的门彻底关上了。我的生活从此打开了另一扇窗。
老屋原来出入的门对着的是一条长长的巷子,没有太阳的时候,光线总是不充足,到了晚上,更是黑洞洞的。要想知道外面的世界,一定要跑出去,村里的故事从来不会跑到你眼皮底下来。屋子还是原来的屋子,开门的方向不一样了,生活的精彩就不一样了。后来我常常想过这个问题,你家的门开向哪里,你的世界就在哪里。同样,你心的门开向哪里,你的世界也伸向了哪里。
新改的门正对着的是一片开阔的地方。门前很多大树,树上有鸟窝,麻雀、喜鹊整天叫个不停。春天来了,燕子也迎门而入,在屋里盘桓一圈。早晨,卖豆腐的、卖肉的、挑水的,在门前经过。卖豆腐的叫着“捡豆腐呃”,就有很多人家拿碗出来了。挑水的女孩高声地唱着歌儿,都是革命歌曲。挑水的要是换了哪个单身汉,就会有另外的趣味,他挑着水一路而过,也高声吆喝着“捡豆腐呃”,三三两两就有人拿碗出来,结果发现上当受骗了,笑骂一句“捡你娘的豆腐”。傍晚,收工的时候了,大人们背着犁扛着耙往回走,小孩子放了牛往回赶,牛奔跑着,小孩子在后面拼命吆喝着;有人在对面的山上骂起了娘:“哪个汽车压死的火车錾死的偷了我的红薯,偷他娘的B吃了拉屎打标枪(拉肚子)。”马上就会有另外的骂声相呼应:“哪个天杀的,桃子刚刚长出毛毛来就偷去吃了,吃了生了小孩不长屁眼的。”声音随风远远传来,却没有人当作一回事。整个村子都活了起来。
这是我以前一直盼望的风景,整个生活里充满了鼓噪和欢乐,每天都像节日一样。这是以前那个门里看不到的风景。我开始通过这扇门看世界,我的童年,在这扇门里充实和丰盈起来。
我们那个地方,双峰方言叫做林家大屋,但除少数几户杂姓外,几乎全村人都姓邓。我很奇怪,问父亲,父亲说,正确的说法应该叫做“龙江堂”。父亲的这一说法后来我在村里公用的大厅屋里得到了证实。大厅屋前面方方正正就写着三个字“龙江堂”。可我更疑惑了,我们也不姓龙,怎么就叫做龙江堂,再问父亲,讲了很多,讲到几世祖在哪里,几世祖又有几兄弟,哪一房又在我们这里繁衍下来,父亲讲到这些,总是不厌其烦地一房一房数下来,可我却完全没这兴致了。后来读多了武侠小说,我对这三个字的想象,更多的是月黑风高、黄沙漫天,龙江堂堂主杀人越货,迅速成为当地一霸,堂主有个漂亮可爱的女儿,我,一落魄书生,某夜借宿于龙江堂。这么一想,心里竟激动起来。
按下“龙江堂”三个字不表。史载,清顺治五年冬,明将马进忠、牛万才等自常德溃退双峰县境,翌年春,清兵追讨,时退时进,拉锯境内,造成“千村血洗,万灶烟寒”,加之疫病流行,死者无数,十室九空。对于村庄的历史,我乐于知道且能够知道的,就是这些了。在“万户萧瑟鬼唱歌”的某一天,有一支同样衣衫褴褛的队伍,从遥远的江西,停停顿顿,来到了这里。依旧,娶老婆的娶老婆,生孩子的生孩子,慢慢,鸡鸣狗吠,炊烟飘飘,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又有了人烟有了满地跑的孩子。我,就是其中一个满地跑的孩子的后代。在想象中,我还原着我那个祖先的祖先的音容笑貌。
我的父亲五兄弟,大概是摊上了一个没用的父亲,7岁时,父亲过继给奶奶,来到了“龙江堂”。而此前,父亲的一个哥哥也过继到了同一个村。我们那个生产队,有一个五兄弟的,三个四兄弟的,还有两兄弟的,再加上像我父亲这样的几个单打独斗的,就组成了一个生产队。那时中国农村的任何一个生产队,恐怕都是由这样的兄弟组合而成的。于是,就有了家族利益,有了你争我斗,有了一幕幕故事惊心动魄地上演。
我小时候很安静,不淘气,我就这样,在那个门前,看着听着很多故事:谁家男人打老婆了,谁家与谁家婆娘直接在田里干了一架,谁家与谁家直接脱了裤子骂娘了,谁家小子拉了一泡尿在谁家的水缸里了,谁家女子读书得老师表扬了。长大后,我读了很多小说,读着就会笑,想,这不就是我们那个村吗?这不讲的就是某某和某某吗?
后来我明白了,全中国的农村人,都生活在同一个村里。
三
开了一扇门,就打开了一扇门的欢乐。
最欢喜的,是春节时的欢乐。
过了腊月23,年味就浓起来了,尤以家家户户做糍粑达到高潮。那段时间,父亲和母亲每次谈话的中心都是糍粑。包括谁家里准备做多少斤糯米的糍粑,起初都是20斤、30斤,慢慢地,包产到户以后,家家都有充足的糯米,竟然就有人做到了50斤,竟然就有人做到了80斤,竟然就有人做到了100斤。每听一次,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喜悦,即使这样的富户人家不是我家里,但这里自有期盼的欢乐。心里就有无数的欢乐被鼓动起来,日日盼着父亲去碾糯米。然后,井边、河边都飘着妇女嘻嘻哈哈的笑声,雪白的糯米把一年的辛苦全淘洗掉了,家里所有的盆啊、桶啊都被利用起来,将糯米泡它两天两夜。然后,父亲就张罗着准备蒸糯米的甑,计划着和谁家里一起做。那时,饭桌上商量的是这件事,睡觉前讲的还是这件事。男人们见了面,不再问“吃饭了吗”,而是问“今年做多少斤米啊?”做得少的自我解嘲:“唉,我家那几个对糯米食不喜欢。”又说:“我一个春节都吃不了一个糍粑。”做得多的就会意地一笑,说:“其实也只有这么好吃,想起好吃而已。”又说:“还不是那几个小孩子淘气,今年就多做了一点。”假如偏偏还有不识趣的多嘴的第三者在场,就又要追问两家到底做了多少,又抢着说谁家谁家只做了多少,这糯米还是借的,而前年借自己的糯米还没有还呢。这言语,斗智斗勇不留痕迹,用家乡的方言讲起来,韵味就无穷,听起来,高低立现,辛苦了一年,这点优越感,比天天吃肉还来劲。
终于就要开始做糍粑了。小孩子早已在一起交流心得了。整个村子里,都飘着糯米的香味。我们家在村里算是外来户了,就自家那点糯米,当然是要和人家合起来做的。首先是没有工具,父亲好不容易置了甑,但要用的东西还多啊,最重要的是糍坑,糍坑是大理石做成的石臼,一百多斤,中间凿空成半圆,平时不用,口朝下放在屋前。要做糍粑了,男人们将糍坑翻了过来,马上有巧手女人过来,将糍炕洗得干干净净。两个男人,用两根扁担,放在糍坑的两个角下,一二三,起,将糍坑稳稳当当地抬了起来,放在了厅屋中间。灶屋里火早已烧得旺旺的,糯米的香味越来越深了,妇女们奔走着,男人们吆喝着,小孩子不停地在厅屋与灶屋里穿个不停。终于,蒸好的糯米热腾腾地倒进糍坑里,男人们高高地举起用檀木做成的木锤,一边喊着号子,一边轮流砸,一边又还讲着半荤半素的话,直至将糯米砸成非常沾手的米泥,再一声吆喝“起”,整个一团被砸成团的糯米被两个木锤拱起来,放到了早已准备在一旁的盘箕里。女们们手上早已抹好白白的米粉,几个人扑了上去,用力揉成长长的,再掐成一小团一小团,又有巧手女人,将这一小团在手里揉,揉得圆圆的。男人们是不屑于干这活的,男人们出了力,站到一边抽支烟,又开始砸新一锅的糯米。
然后就是小孩子的戏了。厅屋前,两张大方桌早已准备好了,铺上了白布,抹好了粉,一个个糯米团了整整齐齐地间隔码放在一张方桌上面,一个大孩子拿着装了粉的纱布包,急不可耐地在每个糯米团子上点一下,这样洒下一层粉来,做出的糍粑和布就不会粘在一起了。另外一张方桌被抬起来,两块桌面重叠在一起,一呼啦,十来个小孩就争先恐后地爬上方桌,用力踩。过年了,过年了。
我们家建了新房后,父亲置的两件重要的家具是就是一个笨重的糍坑,一对真正檀木做的木锤。转眼间,30多年过去了,因为物质的丰盈,家乡过春节时早已不再做这种手工的糍粑了,我一年到头也真的吃不了几个糍粑了。每次回老家,看到孤零零地放在屋前的那个糍坑,心里就涌上无限亲切,总想把它搬过来看看。都说岁月是把杀猪刀,不知在那笨重的石头上是否也留有岁月的痕迹,不知那上面还有年味几多,乡音几许。